2014年6月，筆者受《管理學報》委托對徐淑英老師進行學術訪談，訪談的主題是中國本土管理研究與理論構建。鑒于管理理論構建的重要性，在訪談的過程中徐老師提出能否組織翻譯有關管理理論構建的若干經(jīng)典論文。筆者記得徐老師興奮地說了兩次：“這件事情有意義，我們來做!”訪談之后，徐老師立即找來南開大學的任兵老師，我們三人一起開始策劃翻譯工作。任兵老師后來回憶：“接到徐老師的信，我覺得特別興奮。因為這個想法與我腦海里想的事情可以說是不謀而合。當時正值我在南開商學院工作的第一個十年關口，有很多的反省和思考，總想著是不是有些東西自己沒有做好，但又不知道怎么做。但具體問題是什么，原因出在哪，似乎也不得其解。而如何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構建理論可以說是我的不解和困惑中最重要的一個，徐老師的想法無疑一下子牽動了我的神經(jīng)?！?br>

此后，我們在徐老師的建議與督促下，完成了論文挑選、遴選譯者、翻譯進度協(xié)調等工作，其中任兵老師承擔了大部分工作量。我們所邀請到的所有譯者除已取得主流所認可的管理學研究成就之外，對于管理研究的范式與理論構建也有著深刻的思考，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是“中國本土管理理論構建青年論壇”的創(chuàng)始者與核心力量。事實上，管理理論或本土管理理論的構建本身就是這一論壇的主要議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將徐老師給予的壓力原封不動甚至加大力度地傳遞給了各位譯者，任兵老師本著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斷與各位譯者交流溝通，以使譯文不斷趨于盡善盡美。誠然，今天絕大多數(shù)管理學者完全可以直接閱讀英文原文，但我們希望通過對文章的挑選，傳遞出我們對于理論構建的問題與方法的思考;希望通過各位譯者的竭誠努力，反映我們對于所選經(jīng)典文章的理解;希望通過本書的出版，搭建一個管理理論構建方法交流的平臺。

本文以下部分代表了筆者對書中所收錄文章的思考，希望能為閱讀者提供一個“問題集”。當然問題集中很可能包含“誤讀”“誤解”或“片面引用”的情形，希望讀者對此進行批判。在批判的過程中，讀者自然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原意。

一、管理理論構建的困惑

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毫無疑問是相關的，然而一個好的實踐者并不見得是一個好的理論學者。好的實踐者的評價標準是實踐效果，而好的理論學者的評價標準主要是理論的創(chuàng)新性。

在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能兼顧管理實踐者與管理理論學者的目標之下，毋庸諱言，管理學者的首要目標是成為一個好的理論者。如果一切新鮮的實踐都能產(chǎn)生新鮮的理論，一切本土實踐都能產(chǎn)生本土管理理論，那么任何一個管理實踐者也同時是管理理論學者。問題在于：從實踐中抽象出理論尤其是好的理論是如此之難，以至于能夠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優(yōu)秀記錄的學者如此之少?！昂玫睦碚摌嫿楹稳绱酥y，如何構建好的理論”便成為本書討論的主題。

傳統(tǒng)上，我們認為嚴謹性與切題性是應用科學所追求的雙重目標。然而從本書中所選論文所持的觀點來看，即使做到了嚴謹，也不意味著得到了一個好的理論;同樣，切題也不意味著一個好理論。如果我們同時做到了嚴謹與切題又如何?在本書部分作者看來這也許仍然不是一個好的理論，如March早就說過，好的管理理論應當具有“美”的屬性。

(一)嚴謹性與切題性是好理論的充分條件嗎?

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嚴謹性不是好理論的充分條件，許多學者都指出，數(shù)據(jù)不是理論，哪怕我們從中提取了最為嚴謹?shù)慕y(tǒng)計關聯(lián)。Sutton和Staw(1995)認為：在大多數(shù)讀者看來，支持理論的證據(jù)數(shù)量和種類同理論本身的區(qū)別是很明顯的，如果研究只重視嚴謹性，將是一個不動腦子的經(jīng)驗主義事例，那當然談不上構建一個好的理論。

切題性當然也不是一個好理論的充分條件，切題意味著“有益于提高實踐水平的知識”。知識涵蓋的范圍要大于理論，從某種程度而言，直接經(jīng)驗也可以稱為知識。就管理而言，一部分口口相傳的直接經(jīng)驗用于某一特定的現(xiàn)場對管理效能的提升可能非常有用，然而這些直接經(jīng)驗可能不是好的理論，甚至不能稱為理論。理論盡管來源于經(jīng)驗，但理論并不就是經(jīng)驗本身。理論應當解釋“為什么行為、事件、結構和想法會發(fā)生”。即使某一類經(jīng)驗已經(jīng)如此被普遍使用，以致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同其顯然有助于提升實踐水平，例如SWOT分析，它仍然不是一個好的科學理論，它至多只能算是一種好的技術手段。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而言，好的技術手段可能來源于好的科學解釋，但并非一切好的技術手段都是好的科學理論(呂力，2011)，在科學理論與技術手段之間仍然存在諸多差別。

(二)“強大”或“有趣”的理論可能不太嚴謹或切題

Sutton和Staw(1995)認為，既考慮強大理論又兼顧精準測量常常只有在作假的文章中才能同時得到滿足。理論圍繞數(shù)據(jù)來寫作，作者要非常小心地避免提及任何可能會使審稿人和編輯發(fā)現(xiàn)文章中有所遺漏的變量或過程。為了不暴露實證研究的漏洞，周邊的和中間的過程都被排除在理論之外。即使在他們自己的寫作中也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Sutton和Staw(1995)說，“我們?yōu)檫@種故意的疏忽感到愧疚。我們甚至建議我們的研究生略去理論中沒有得到很好測量的部分，并刪除那些雖然很有趣但是與我們的理論觀點不直接相關的數(shù)據(jù)?！卑凑誗utton和Staw的說法，強大的理論可能會不嚴謹。

Davis(1971)認為，“理論(理論學者)被認為是偉大的，并非是因為其理論是正確的，而是因為它們是有趣的。那些認真與傾力證明瑣碎理論的人，會很快被遺忘;而那些粗糙卻得當證明有趣理論的人，卻被長久銘記”?！笆聦嵣?，一個理論的正確性與其影響力很少有關聯(lián)，而一個理論會不斷被認為是有趣的，盡管其正確性遭到懷疑，甚至被駁斥。”按照Davis的說法，正確的理論往往無趣，而有趣的理論則有可能是不正確的。如果切題意味著“獲取有益于提高實踐水平的知識”，“有趣的”理論既“不正確”，當然不可能切題。

二、構建“好的”管理學理論——管理學研究的技術與藝術

管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任務是從社會現(xiàn)象中提取帶有一定普遍性質的規(guī)律。Tsui(2012)指出，“科學過程所創(chuàng)造的知識較為可行，這是因為它既有理論，也有數(shù)據(jù)(實證觀察)的支持。”這一判斷明確指出，理論與實證是既相互關聯(lián)又相互區(qū)別的過程，它們共同構成了管理學研究的全過程。從這一判斷出發(fā)，我們立即意識到嚴謹性其實主要是實證檢驗的標準，因此很顯然，只有嚴謹性當然不能稱之為“好的理論”。既然并不是做到了嚴謹和切題，就是一個好的理論。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管理學研究中的嚴謹與切題?嚴謹、切題與好的理論又有怎樣的關系?

(一)多數(shù)社會科學研究中，嚴謹性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指標

從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說，后實證主義的批判實在論認為，在社會世界中，除了少數(shù)系統(tǒng)屬于封閉系統(tǒng)之外，多數(shù)是開放系統(tǒng)。在開放系統(tǒng)中，各種事物本身的及事物與事物之間的機制，相互作用和干涉，從而導致一個事件的發(fā)生;有些機制雖然存在，但其作用被其他機制作用的影響抵消，而有些機制的作用則被明顯表現(xiàn)出來，因此，社會現(xiàn)象之間往往不存在恒定的規(guī)律性聯(lián)系，或者即使存在，也根本無法通過類似自然科學的試驗將其顯現(xiàn)出來(呂力，2015a)，這就是社會科學理論一般都達不到自然科學嚴謹性的原因。

從統(tǒng)計方法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尤其是管理學上的實證無論是從其抽樣規(guī)模還是抽樣方法上，迄今為止很少達到過普遍性的標準。任何一個有關企業(yè)管理的理論其統(tǒng)計總體原則上應該是全部企業(yè)，而實證檢驗應從全部總體中隨機抽樣，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普遍性，才能達到與自然科學相媲美的“科學性”，然而，除了使用二手數(shù)據(jù)進行的研究外，幾乎所有問卷研究都不可能達到這一標準。

我們當然希望得出的結論越嚴謹越好，但社會統(tǒng)計永遠達不到自然科學實驗室操作的精度，而社會科學也不可能全面模仿自然科學的試驗方法，因此普遍來看，盡管管理學研究的嚴謹性在“與時俱進”，論文發(fā)表對嚴謹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在管理學研究中，嚴謹性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指標：哪怕是“好的”理論，哪怕對其邊界條件的限制再嚴格，恐怕也難以達到自然科學的嚴謹性。

(二)“科學”理論可能不直接指向“切題”

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科學是運用某種邏輯程序從通過仔細觀察和實驗搜集的事實中推導出的定律和理論。既然經(jīng)典意義上的“科學”就是“建立符合事實的理論”，那么科學問題就來源于舊的理論不能解釋“新的事實”的矛盾，或者是各種理論對“事實”的解釋不一致的矛盾?？茖W問題起源于人類在認識世界中產(chǎn)生的困難，這一困難的解決常常通過對原有理論體系的修改或提出新的理論體系來完成。

與此不同，致用是技術的目的，技術問題起源于人類在改造世界以符合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實際遇到的困難。它產(chǎn)生于人類實際的或潛在的需要與當前條件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矛盾，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實踐目標與現(xiàn)有條件不足以達到目標的矛盾。解決問題就是想出方案，想方設法加入主觀努力、技術思考和物質手段，以實現(xiàn)目標。因此，與科學問題不同，要解決人們在改造世界中產(chǎn)生的矛盾，就需要從現(xiàn)存的東西推理到現(xiàn)時還不存在的東西(如技術工具、解決方案等)，而不僅僅是對現(xiàn)存的東西進行解釋。

如果切題意味著“獲取有益于提高實踐水平的知識”，雖然科學與技術高度相關，然而“科學”理論并不直接指向“切題”。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也很少是從管理科學中推導出來的，例如電子商務盈利模式、豐田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來都不像是從管理科學中推導出來的，而更像一種結合了經(jīng)驗、文化與靈感的混合物(呂力，2011)。從理論自身來看，一些極為重要的管理理論，其產(chǎn)生過程也沒有遵循科學—技術—經(jīng)濟發(fā)展的線性模型，例如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如果我們認為它是一個理論)就更像是一個完善的“技術解決方案”。本書所收錄的Kilduff和Dunn(2011)的論文也指出了管理學研究工具主義者與基礎主義者在研究目的與方法上的區(qū)別，與此類似。

(三)何謂“好的”管理學理論?

“牛頓三大定律是好理論”的判斷不容置疑，因為它既簡潔又普適。我們以前不知道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不是一個好理論，但最近廣義相對論得到了實證數(shù)據(jù)的支持，它就是一個好理論。在自然科學領域，不存在“何謂好的理論”的疑惑。

自然科學要求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絕對嚴謹、要求在嚴謹?shù)那闆r下盡可能簡約，這些社會科學都難以做到，因此筆者試圖從說明性、否定性的角度來對“好”理論進行定義：(1)好理論應盡可能“真”，意思是好的理論應該盡可能嚴謹。(2)好理論應提供更深層次的因果關系解釋，從而有更強大的預見性，而不僅僅是“常識性”的“真”理論。(3)好理論不能太冗長，這意味著好理論不應該有太多約束條件，而應該有較高的外部效度。(4)好理論應該是比較基礎的理論。在自然科學中，以“好的理論”作為基礎能夠得到很多有用的推論，例如力學的大多數(shù)定律都以牛頓三大定律作為基礎，這在社會科學中自然難以實現(xiàn)，但是社會科學中的理論仍然有基礎和非基礎之分，好理論應該是有較強的繁衍能力的基礎理論。(5)好理論應該有用，如本文前述，科學理論不同于技術解決方案，但科學與技術仍存在密切聯(lián)系，尤其管理學研究最終應服務于實踐，因此我們要求好理論應盡可能“切題”。(6)好的管理理論要促成一種“善治”。管理是有目的的人類活動，其目的和手段包含價值屬性。徐淑英曾多次指出委托—代理人理論的問題，除了其理論假設不嚴謹之外，這一理論并不符合未來的進步(陳春花，2016)與我們的社會理想。當然，本書的作者也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好理論”的標準，如Davis(1971)認為“有趣”是好理論的必要條件，再如March早就提出好的理論應該具有“美”的屬性。本文中的說法當然只是筆者的一家之言[1]，讀者更應該仔細研究本書，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豐富學術界對“好理論”的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好理論”的標準不是絕對的，Weick(1995)指出，如果任何解釋在“一般性、精確性和簡約性”上總是存在不足，那么我們所期望最好的結果便是折中，這意味著組織領域的學者被迫在一般性、簡約性和精確性之間作出權衡。好理論既與假設的提出過程有關，又與假設的檢驗過程有關，Sutton和Staw(1995)指出，當二者之間存在矛盾時，管理學學術期刊似乎更應偏向于理論構建。他們建議“重新平衡理論與方法之間的選擇過程。人們本質上傾向于對新的、有爭議的觀點而非他們已經(jīng)相信的觀點要求更多的證據(jù)。因此，如果一個理論特別有趣的話，用來評估它是否被很好檢驗的標準應該有所放松，而不是更加苛求。我們必須認識到，當數(shù)據(jù)更多是說明性而非確定性的時候，研究也可以作出重要的貢獻”。

(四)如何構建“好的”理論?——管理學研究的技術與藝術

如前所述，好的理論有諸多“相對”的標準，如何平衡這些標準，構建好的理論呢?Sutton 和Staw(1995)認為，“組織領域的研究者最初接受的訓練主要是數(shù)據(jù)搜集技術和最新的分析工具，并沒有針對理論構建進行訓練。我們的博士項目也越來越傾向于跳過理論構建這一步驟，這或許是因為理論構建并不能像LISREL或者事件分析等方法那樣可以一步一步地被教授。閱讀主要的理論著作和寫作文獻回顧的文章常常被視為理論構建訓練的方法，然而這樣的安排并不能真正教會學生如何精巧設計概念論證”。技術是可以教授與完全掌握的，而管理學理論構建是無法完全按照某一標準進行復制的，這就是構建一個好的理論如此之難的重要原因。換言之，既要重視管理學研究中的技術及其規(guī)范，還要重視理論構建中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這是管理學研究藝術性的一面。

理論檢驗過程是一個對假說的檢驗過程，這一過程中使用的手段是試驗或統(tǒng)計，關于數(shù)據(jù)搜集或處理的方法在很多書中都有介紹;理論構建的過程是假說的提出過程，這一過程中使用的手段是演繹與歸納。那么我們應如何進行演繹與歸納呢?本書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方法：Tsang(2011)等人認為對比解釋法提供了兩條理論創(chuàng)新的途徑。第一，通過設置對比，研究者會讓讀者清楚了解其理論主要解釋了現(xiàn)象的哪些方面。對比同樣表明了哪些方面不會被解釋，并因此會對該理論有一個恰當?shù)脑u價。第二，對比本身還可以識別出一些與理論所解釋現(xiàn)象的某些方面相關的因果要素。Locke(1996)認為，基于扎根理論的歸納過程包含以下7個研究步驟：(1)對核心概念的界定;(2)對主要理論觀點和(或)測量的驗證;(3)其他調查者的重復性發(fā)現(xiàn);(4)關于結論一般性的證據(jù)資料(如不同研究情境、任務和對象等);(5)對理論邊界條件的識別(這里，邊界條件的意思與調節(jié)變量相同);(6)因果機制的識別;(7)與其他理論的概念整合，尤其是當這些理論與自己的理論存在沖突或競爭的時候。

讀者們如果喜歡上述方法，自然應該仔細研究領悟，但需要提醒讀者的是，與理論檢驗的技術性手段不同，熟知并簡單套用方法并不能保證我們能得到一個“好的”理論。正如Davis(1971)指出的那樣，“對于那些遵循以往關于‘理論構建’現(xiàn)行教科書但在構建其理論時并不考慮其他標準的學者而言，將會發(fā)現(xiàn)其工作事實上很枯燥。他們構建的理論難以引人注意”。

Davis所說的“其他標準”就是他所稱的“有趣性”，Davis在論文中提出了一些使得理論有趣的方法，但Davis(1971)本人馬上說，“在努力構建有趣性指標時，我希望它盡可能系統(tǒng)化。但是，當我作出這個努力時，我發(fā)現(xiàn)——令我驚愕地——我越想使它系統(tǒng)化，它變得越缺乏趣味性?！边@從某一側面反映出理論構建中藝術性的一面，正是它使得理論構建充滿創(chuàng)造性與魅力。Davis指出，對絕大多數(shù)當代社會尤其是社會學研究的共同批評是：那些研究是枯燥的，也就是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沒有人關注。正是因為這個缺陷，使得其學科地位相對較低，吸引優(yōu)秀學者的能力相對較低，引發(fā)大眾甚至管理實踐者的熱情也相對較低。我期望，當社會科學家一旦對其學科缺陷變得更清醒時，他們將會從老的令其乏味的程序轉向新的令其生機勃勃的程序(Davis，1971)。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不是一本操作手冊，而是有關管理理論構建的啟發(fā)性素材，它應該成為我們創(chuàng)新思維的導火索，而不是現(xiàn)成的、可直接套用的程序性工具。如果讀者帶著操作手冊與工具用書的想法來閱讀本書，一定會感到失望，不僅如此，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恐怕都找不到這樣一本手冊——因為理論構建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藝術、創(chuàng)造，甚至是靈感。

社會科學研究中技術規(guī)范的不完美還體現(xiàn)在那些最偉大的作家與作品之中。Sutton和Staw(1995)說道：“我們想讓讀者思考一個問題，諸如弗洛伊德、馬克思或達爾文等學者所提供的證據(jù)能否達到組織研究領域頂級期刊的經(jīng)驗性標準。他們的文章會被直接拒絕嗎?或者他們會被給予機會經(jīng)歷幾輪修改嗎?”顯然，如果過分強調技術性標準，很多原創(chuàng)性理論構建就會被期刊編輯直接拒絕，這是因為好的理論往往是從某一方面揭示事物的本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難以同時做到全面和深刻，一個深刻的理論可能因為不全面而在經(jīng)驗觀察中達不到最嚴格的、與自然科學相媲美的“嚴謹性”指標。

Glaser和Strauss(1967)敏銳地觀察到，現(xiàn)代社會學的狀態(tài)突出地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絕大多數(shù)關于“社會學方法”的課程與書本對理論的“檢驗”太過重視，而對理論的“提出”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我們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社會理論，而是更多有趣的社會理論。綜合Sutton和Staw(1995)、Weick(1995)及Glaser 和 Strauss的說法來看，管理學研究中包括嚴謹性在內的技術性規(guī)范可能與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如果筆者們相信在社會科學中沒有“堅不可摧”的理論，那么好的理論可能是偏向于“較為嚴謹”，或者是偏向于“較為有趣”。

在管理學研究中，只重視統(tǒng)計精確性可能會限制一些“好的”理論的提出，部分原因還在于“管理本身是一門藝術”，其中管理藝術大部分體現(xiàn)在管理者自身，我們甚至可以將卓越的管理者比喻為“管理藝術家”。管理學研究不是孤立地對物的研究，管理學研究繞不開這些“管理藝術家”，而我們怎么可能使用完全精確的統(tǒng)計技術手段來對這些“管理藝術家”進行研究?如果過于強調統(tǒng)計的技術性精確，那么可能剛好會把這些杰出的管理者或最優(yōu)秀的企業(yè)漏掉，如此一來，我們的研究結論還能剩下多少有意義的內容?從極端的角度來看，一部分管理學研究甚至應該只研究“個例”。如果將管理實踐比喻為“游泳”，管理學理論不應該遷就技術性規(guī)范而滿足于“教會人游泳”，而應著眼于“把人培養(yǎng)為最優(yōu)秀的游泳者”。舍棄個例或者使用不當?shù)臉藴蕦€例進行“技術性”剪裁，這可能是為什么管理學術期刊乏人問津，而“不嚴謹”的管理學通俗雜志卻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理論能夠帶來我們用肉眼看不到的啟示，甚至可能是有悖常識的啟示。Weick (1995)曾簡明地指出，好的理論提供解釋和預測，并且讓人興奮。在這一點上，好的理論與好的藝術作品高度類似：好的藝術作品揭示了現(xiàn)實生活某一方面的本質，并且讓人興奮。好的管理學理論應該通過更深層次的因果關系無限趨近于現(xiàn)實的本質，哪怕是某一方面的本質，哪怕因此而喪失了部分的嚴謹性。管理理論的構建是技術與藝術的折中與完美均衡。鑒于管理研究技術規(guī)范的教材相對較多，本書所選的部分文章可以視為作者對理論構建藝術性的感悟，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迪。

三、從理論到理論體系

(一)破碎的管理學理論體系

孔茨在1961年指出，管理理論已面臨一種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亂局，它仍處于一個不成熟的青春期。管理理論一些早期的萌芽，如對車間一級管理所進行的有條理的分析和從一般管理理論觀點出發(fā)對經(jīng)驗進行的深刻總結等，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于滋蔓，成為一片各種管理理論流派盤根錯節(jié)的叢林?？状陌迅鞣N管理理論分成六個主要學派，他認為管理學應該走出這個理論的叢林。

雖然我們并不一概排斥學科內部的學派之爭，但我們還是希望每一個學派的體系是相對完整的。然而經(jīng)過數(shù)年的發(fā)展，目前的管理學理論體系不是更明晰了，而是更加支離破碎和混亂。以領導行為研究為例，主流管理學期刊最近推出了“破壞型”“辱虐型”“道德型”“服務型”“本真型”等若干個足以吸引眼球的“新概念”，使得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管理實踐者甚至MBA學員都莫衷一是，其亂象在傳統(tǒng)大學的主流學科中可謂“登峰造極”。黃光國(2013)提出當前實證研究導致理論體系支離破碎的現(xiàn)象。章凱(2012)以組織行為理論為例，指出了現(xiàn)有主流管理學領域中理論體系存在的問題。例如，某類型領導行為的研究者只探索它們有哪些可測量的維度，基本沒有分析這些維度之間的關系，甚至認為沒有必要研究這些維度之間的關系;近年來流行的新構念，例如心理資本、本真型領導，沒有一個是內涵清晰的準確概念;除了使得學術游戲變得日益豐富之外，領導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意義并沒有因為實證論文和新領導概念的激增而增加多少;目前很多研究僅滿足于在變量之間搭建相關關系或聯(lián)系，而對于支持和解釋這一關系的討論則較為膚淺。

(二)管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嗎?

組織與管理理論的研究有著從其他學科借用理論的歷史，早期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中借用理論，建立了人際關系學派;后來，從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權變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最近，從生物學中借用概念，產(chǎn)生了群體生態(tài)理論;而人類學也成為研究組織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的源泉。從其他學科借用理論一方面在管理學的發(fā)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有助于管理學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另一方面管理學研究長期依賴多學科交叉的現(xiàn)實情況，使得管理學的發(fā)展同經(jīng)濟學、物理學等成熟學科相比相差甚遠(高良謀，高靜美，2011;劉文瑞，2007)。

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其基礎性理論、理論體系的欠缺不僅使得管理學很難稱得上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同樣使得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受阻。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許多管理學家都來自于其他相關學科，例如泰羅和法約爾都是工程師，而梅奧是個心理學家。在整個50年代，其實是很多相關的學者對理論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西蒙的學術背景是人工智能，組織理論的鼻祖是韋伯、古德納和塞爾茲尼克。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種情況有所改善，管理學家更多出自大學的管理學科之內，管理理論實現(xiàn)了從“外部學術化”向“內部學術化”的轉變過程，此時其基礎理論體系的缺失立即暴露出來，其結果就是科學實證主義的理論檢驗日益重要，而理論構建則相對缺乏后勁：人們過度相信實證檢驗能夠有效地解釋管理現(xiàn)象，解決管理中出現(xiàn)的現(xiàn)實問題(高良謀，高靜美，2011)。

Agarwal等進一步指出，以上管理學發(fā)展的脈絡在學術期刊中表現(xiàn)尤其明顯，也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學者大多出自管理學科內，他們既不熟悉那些傳統(tǒng)的、發(fā)展較為成熟的學科(如哲學、心理學或社會學等)的歷史，對于甚至包括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在理論構建過程中取得進步的漸進歷程也不甚了解，因此他們實現(xiàn)學科合法化的路徑只是在研究方法的實證技術規(guī)范上更貼近“科學”(Agarwal和Hoetker，2007)，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規(guī)范，這就使管理學者和管理學處于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

(三)管理學何以存在?——從好的理論到好的理論體系

Agarwal和Hoetker(2007)認為，從較早的、發(fā)展成熟的學科借用理論有助于管理學科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但是，這種獲得合法性的方式也使得管理學將無法樹立起如同成熟學科那樣的學科地位。

不可否認，跨學術領域和學科的理論交叉，是產(chǎn)生新影響的非常普遍的方法，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賦予數(shù)據(jù)以意義是產(chǎn)生新理論的有效途徑。但是，管理學在借用其他相關學科的概念的同時，也必須十分明確屬于本學科之內的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和研究假設，管理學并不是各種相關理論各自為戰(zhàn)的簡單集合，而是一個試圖擺脫單一視野限制的、有著嶄新的研究對象及研究假設的獨立學科(高良謀，高靜美，2011)。

在本文看來，學科獨立最重要的標志是形成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根據(jù)Kuhn的范式理論，這就是形成一門成熟科學的理論范式：當我們面對一個管理現(xiàn)實問題時，并不是漫無目標地尋求任何能夠找到的理論，或者完全根據(jù)自身的直接經(jīng)驗來提出理論假設，而是將已有的成熟的理論體系作為參照，在此基礎上修改、完善、發(fā)展以解決新的問題。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學、經(jīng)濟學、法學無疑都構建了成熟的范式，而反觀管理學，當然不乏好的理論，然而這些好的理論還沒有形成一個或幾個相對成熟完整的體系。

總之，管理學如果只做到技術規(guī)范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若干簡潔有力的好理論;再進一步，我們不僅需要若干好的理論，還需要有好的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宣稱，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否則管理學將永遠只是解決管理問題的工具和手段，它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精神氣質：管理盡管存在，而管理學或管理學者將不存在。

四、如何從好的理論到好的理論體系?

(一)中層理論的局限性

社會學家Merton最早提出“中層理論”的概念：中層理論既非日常研究中廣泛涉及的微觀的工作假設，也不是盡一切系統(tǒng)化努力而發(fā)展起來的用以解釋所能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致性的統(tǒng)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與之相對，傳統(tǒng)社會學中的系統(tǒng)化和一般性理論被Merton稱為“宏大理論”。

Merton指出，社會系統(tǒng)的一般理論由于遠離特定類型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而難以解釋所觀察到的事物——中層理論涉及的是范圍有限的社會現(xiàn)象，正像它的名稱所表現(xiàn)的一樣。Merton回顧社會學的發(fā)展經(jīng)歷時說，早期社會學受19世紀哲學家創(chuàng)立總體體系風氣的影響，比如康德、黑格爾和謝林、費希特都是對事物、自然的人的全部整體認識的探索，社會學如孔德和斯賓塞的研究都富有“體系精神”，成為范圍廣大的哲學的一部分，他們以建立普遍的最終框架為己任。Merton對以往社會學家擁有的“體系精神”產(chǎn)生的效果表示明確的疑慮。但他并非完全排斥一般性的系統(tǒng)理論，他的本意是通過中層理論的不斷累積形成一個系統(tǒng)化的理論體系。

主流管理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發(fā)展完全遵循了Merton的“中層理論”邏輯，管理學界希望通過中層理論的不斷累積以形成一個系統(tǒng)化的管理理論體系，然而事與愿違，這些年發(fā)展起來的很多理論包括一些“好的理論”都成了體系化之外游離的碎片。

(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宏大理論及其意義

“中層理論”在管理學領域的實踐表明，理論化體系可能不是若干中層理論堆積的結果。從其他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來看，某一學科的理論化體系往往在早期就已形成，這些理論體系在學科發(fā)展史上其價值一旦被認識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學科發(fā)展中許多“好的理論”都與這些體系密切相關或者受到這些體系的啟發(fā)——而不是反過來由“好的理論”堆積而成“好的理論體系”。

例如經(jīng)濟學中的邊際學派，它在出現(xiàn)之初甚至算不上一個好的理論。以自然科學的嚴謹性技術規(guī)范來說，“人的經(jīng)濟理性并不準確”“經(jīng)濟人假設也不嚴謹”。然而經(jīng)過數(shù)年的發(fā)展，邊際理論終于成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體系的基石，經(jīng)濟人假設成為主流經(jīng)濟學研究的通行標準假設。不僅經(jīng)濟學如此，社會學、法學等成熟的社會科學都有其宏大理論，這些宏大理論有的是片面的、不嚴謹?shù)?，然而它們卻奠定了學科的基礎，使得相應的學科具有了獨特的視角和方法。今天，在學術界，經(jīng)濟學家可以宣稱他只從效率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問題，倫理學家可以宣稱他只從道德良心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問題，法學家可以宣稱他只從規(guī)則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問題，而管理學家則沒有這種特權：他的理論被要求與社會現(xiàn)象嚴絲合縫，要能原封不動地應用于實踐，他的理論如果一旦不能解決哪怕一個特例便會遭到質疑。這些都與管理學放棄宏大理論體系的研究，一味屈從于自然科學的技術規(guī)范有關。

(三)管理哲學作為管理理論體系的基石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哲學的研究對象只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三大領域中的最一般的規(guī)律，除此之外，都是具體科學。這樣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將哲學與社會科學完全割裂開來。具體到管理學領域，主流管理學與經(jīng)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存在很大的交集，甚至于到了模糊自身存在的境地，但管理學與哲學之間的交流目前卻很少，甚至不為主流管理學所認可。

與此同時，經(jīng)濟學很早就認同經(jīng)濟哲學作為其分支領域的存在，不僅如此，主流的經(jīng)濟學甚至發(fā)展出一整套哲學框架，作為其全部理論的基石。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經(jīng)濟理性并不嚴謹，主流經(jīng)濟學將其全部研究建立在經(jīng)濟理性的基礎上而沒有被輕易推翻，經(jīng)濟哲學居功至偉。再如，法哲學在法學中地位崇高，近年來甚至有法學著名學者出版《刑法哲學》《民法哲學》等專著。社會科學中絕大多數(shù)基礎性理論都體現(xiàn)出一種哲學思維。

具體到管理哲學，從字面意義而言，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一般性的哲學知識在管理領域中的應用;二是關于管理與管理學研究的哲學思考。筆者傾向于將后者作為管理哲學的主要內容。管理學目前已發(fā)展成為若干理論堆砌的現(xiàn)實迫使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管理究竟是什么?管理的實質是什么?Richardson和 Fowers(1998)指出，學者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可靠的方法來構建理論，然而卻忽略了最根本、最基礎的一環(huán)，那就是明晰自己構建理論所依據(jù)的哲學視角是什么，也即對那些有關人與其外部世界有關的基本問題的假設是什么;不同的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層面的假設，會通往不同的研究道路?；诖?，我們可以將管理哲學定義為：管理哲學是在對管理和管理學研究的最深層次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及體系。簡言之，管理哲學并不是一般哲學在管理領域的應用，而是管理學對其自身的哲學思考。由于這種思考是一種最深層次的反思，因此自然會涉及本體論、認識論等哲學范疇，而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一種與“中層理論”相對的“宏大理論”。但宏大理論或“本體論”“認識論”等范疇并非是強加于管理學的一套框架，而是自然反思的結果。

管理哲學同樣體現(xiàn)管理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即管理哲學是為了解決管理學研究中的問題而出現(xiàn)的，它不是哲學家為了尋求哲學的發(fā)展而開辟的一個新鮮領域，而是管理學者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而回溯思考的結果。并非每一個管理學者都要進行哲學的反思，然而管理學界卻不能沒有管理哲學的反思。在筆者們從“好的理論”到“好的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尤其需要哲學反思，并通過這些反思形成管理學理論體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