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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因堅持“不稱臣，不納貢，不和親”被評為最有骨氣的中原王朝。對于大明王朝而言，也有一個次差點被滅國的危機，公元1449年，正統(tǒng)14年8月，明英宗朱祁鎮(zhèn)率領(lǐng)全國的精銳之師迎戰(zhàn)瓦剌，在土木堡慘遭敗被俘。本以為抓了明朝皇帝，可以狠狠的敲詐明朝一筆，皇帝在手“挾天子以令大明”，然而令瓦剌沒有想到的是，大明朝根本不以為意，即使皇帝被俘又如何，好在皇帝有兄弟，換弟弟當皇帝也一樣，皇位就是一張龍椅，換個人坐坐也是可以的。同年，孫太后和于謙扶持朱祁鈺登基，稱景泰皇帝，是為明宗，遙尊朱祁鎮(zhèn)為太上皇。本想著好好利用一下朱祁鎮(zhèn)，令瓦剌沒想到的是，朱祁鎮(zhèn)一次沒用上，就成了過期皇帝，弄得殺不能殺，放不能放的。同年10月，瓦剌帶兵南下，包圍了明朝首都北京城，而此時，負責守城的是兵部尚書于謙。宣德元年，漢王朱高煦叛亂被平，當時明宣宗朱瞻基想找一個官員去斥責漢王，這本來也就是走一個形式，就把這活指派給了于謙。沒想到于謙罵人不同凡響，引經(jīng)據(jù)典，從上古時期說到太祖建國，從儒家思想罵到道德淪喪，罵得漢王痛哭流涕。于謙這一罵，反而為自己露了臉，宣宗一看，這是個人才啊，得重要。于謙在宣德朝先后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在明英宗時期，因為進京沒向大太監(jiān)王振送禮而被誣陷入獄，結(jié)果兩省百姓、各地方官吏、藩王都為他求情。土木堡之變發(fā)生后，朝中大臣分為兩派，一派建議遷都南京避難，而于謙和孫太后一派則堅決反對遷都避禍。所謂“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怎能有眼見敵人兵臨城下就躲，讓老百姓去當炮灰的道理。面對危局，明朝雖然有了新皇帝朱祁鈺，但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孫太后和于謙。當時京城空虛，于謙將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調(diào)至北京，以保衛(wèi)京師。在于謙的帶領(lǐng)下，抵擋住了瓦剌大軍的進攻，成功保衛(wèi)了京城，最終與瓦剌達成和議。此時，太上皇朱祁鎮(zhèn)對于瓦剌而言，徹底失去了作用，這么一個燙手山芋放在手中，瓦剌也恨不得趕緊送回明朝。而此時，已經(jīng)坐上龍椅的朱祁鈺并不希望他回來。畢竟權(quán)力的誘惑能泯滅一切親情人性，此時朱祁鎮(zhèn)處境十分尷尬，瓦剌堅持要放，朱祁鈺不想要，卻又不敢拒絕。此時于謙站了出來說：“天位已定，寧復(fù)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朱祁鎮(zhèn)回國后，被明代宗軟禁在南宮中，于謙的這句話穩(wěn)固了朱祁鈺的皇位，卻埋下了死亡禍根。公元1457年，景泰8年，代宗朱祁鈺病重，眼見回天無力，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為了自己的富貴，密謀協(xié)助朱祁鎮(zhèn)發(fā)動了奪門之變。朱祁鎮(zhèn)復(fù)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殺于謙。對于朱祁鎮(zhèn)而言，于謙必須死。當初是于謙扶持朱祁鈺上位，要想重新拿回皇位，就必須證明朱祁鈺的皇位是竊取的，而于謙就是那個協(xié)助竊位的人，只有這樣，朱祁鎮(zhèn)才能名正言順的復(fù)位。盡管朱祁鎮(zhèn)自己也知道，當年“京師保衛(wèi)戰(zhàn)”于謙護國有功，若沒有他的拼死抵抗，或許他根本無法回到大明，更別說有今日這復(fù)位，即便如此，有功歸有功，但復(fù)辟需要名正言順，所以于謙必須死。公元1457年，隨著朱祁鎮(zhèn) 的一聲令下，于謙倒在了他拼死守衛(wèi)的北京城崇文門外。那一刻，天下人莫不傷心。大明若無于謙，或許1449年就被瓦剌所滅，于謙在危難時挺身而出，扶大廈之將傾，為明朝延續(xù)了195年的江山。對明代宗而言于謙是有功的，對明英宗而言于謙是有過的，但對大明朝而言于謙是有匡扶之勞的。朱見深繼位后，當即下令為于謙平反并恢復(fù)他生前官職，還特賜祭祀。朱見深評價于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quán)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span>時隔8年，于謙終得以平冤昭雪，明孝宗弘治二年，給事中孫需上書請求追封于謙為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號肅愍，萬歷十八年，改謚號為忠肅。到此，明朝算是給了于謙最公正的待遇，雖然是死后平反追封，至少說明在明朝后代皇帝眼中，他們是清楚知道于謙于國有功，于明有恩。于謙正如他的那首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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