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點按：瑯琊刻石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于公元前219年年巡游東地，登瑯琊臺時所立。殘石高129厘米，寬67.5厘米，厚37厘米; 現(xiàn)存碑文13行，86字，是秦刻石存字最多者，中國現(xiàn)存最古刻石之一，堪稱國寶?，F(xiàn)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是秦代瑯琊刻石復制品，原刻石作為國家一級文物保存在庫房，不再展出，不再拓印，此拓片為諸城僅有的一份原石拓片，尤顯珍貴。

一張紙片，揭開齊魯文化瑰寶神秘面紗

一塊刻石，再現(xiàn)諸城文人志士丹心赤誠

近日，諸城市收藏愛好者李先生收藏到一張秦代瑯琊刻石拓片，此拓片一經面世，立即引起各方收藏家、金石學者、書法家和篆刻愛好者的高度關注。那么，這張四尺見方的紙片背后蘊含著怎樣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價值呢？

秦瑯琊刻石，是中國最早的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瑯琊臺上，故稱“瑯琊刻石”，也稱秦碑，均為秦相李斯所書，是秦朝統(tǒng)一全國文字的典范之作，為歷代史學家和書法家所推崇。研究瑯琊刻石，對于研究秦代社會、政治、文化變革和中國書法發(fā)展淵源具有重要的意義。

瑯琊刻石共有兩塊。第一塊為秦始皇頌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一次巡狩瑯琊時所刻。全文有497字，文字之多，為全國之最。其文云：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实壑?，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镲啴愃祝晁浀?。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实壑鳎R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yè)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jié)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保持，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列侯武城侯丑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另一石刻為“二世詔書”，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前209），來瑯琊在頌德石刻之旁刻詔書，世稱“二世詔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有刻辭全文。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統(tǒng)一事業(yè)的重要文獻，全文共79字，其文云：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后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二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上述二刻石均是李斯用小篆書體所寫，“頌德詩”是李斯為卿時所寫，“二世詔書”是李斯為相時所書，在當時為全國“書同文”的典型范例。

瑯琊刻石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及書法藝術價值，歷代文人墨客對其都有極高的評價?！段男牡颀垺纷髡邉③恼f：“始皇政暴而文澤。”宋代歐陽修、朱熹等還作跋予以褒揚。著名文學家蘇軾為官密州時曾赴瑯琊臺考察，并寫了《書瑯琊篆后》評說：“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元人郝經作長詩頌揚其書法藝術：“拳如釵股直如筋，屈鐵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勁益飛功，回視諸家肥更癡。”魯迅先生也極為贊賞，認為“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

瑯琊刻石歷經滄桑，經過了兩千余年的風風雨雨。頌德詩在北宋時已失，當時蘇軾為官密州時曾記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而忘歸，徙黔首三萬家于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學家趙明誠偕夫人李清照閑居青州時，曾回故里諸城，去瑯琊臺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證，他在其名著《金石錄》中記述：“秦瑯琊刻石，在今密州（諸城），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據(jù)此可見其保存梗概。以后經金、元及至明代萬歷年間，諸城知縣顏悅道大修瑯琊臺，在廟院內立大碑一座，將二世詔書刻石嵌于碑上，予以妥善保護。后至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刻石行將迸裂，諸城知縣宮懋讓“束之鐵箝，得以不泐。”清道光年間，鐵束散斷，知縣毛澄筑亭復原。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碑亭坍圮，石刻又遭雷擊而破碎，散失在荊棘中。民國十年（1921年），諸城縣教育局長王景祥奉省政府命令保護古跡，派縣視學王培祜偕同諸城有名的詩人、金石收藏家孟昭鴻（字方陸）共赴瑯琊臺考察，將散落于荊棘叢中的石刻碎片收集運回保存，經校對尚缺數(shù)石，次年（1922年）春，王培祜及孟昭鴻等又去瑯琊臺，訪求諸道院及臺下居民，又得數(shù)石運回，再為校對，竟成完璧，粘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護所中。王景祥親自撰文《秦碑收集記》，由孟昭鴻用隸書體書寫，并由鞠瑞墀刻石以志之，其文云：“吾邑瑯邪臺秦刻石，殘蝕破碎，或傳傾落海中。中華民國十年，景祥承之邑中教務，選奉省令保存古跡，遂屬縣視學王君培祜，親往瑯邪臺，從事搜尋，見零星斷石，棄置荊棘中。地處濱海，保護匪易，恐日久湮沒，乃亟運城中，詳繹其文尚多殘缺。翌年春，王君復往訪諸道院及臺下居人，又得數(shù)石，綜校前后所獲得，竟成完璧。爰命工粘合，嵌置于教育局古物保護所中。二千余年前古物，由破碎而完成，非有鬼神呵護，曷以致此，因詳書顛末，以志欣幸。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諸城教育局長王景祥識，孟昭鴻書，鞠瑞墀刻石。”志文詳盡地記述收集刻石情況及其始末，是十分難得的文字資料?，F(xiàn)志文石刻已失，僅存拓片照片。

1938年，日寇侵占諸城。為保護瑯琊刻石安全，諸城的文人志士將刻石遷于文廟（今實驗中學）孔子牌位后收藏。后因日寇欲將文廟作為軍火庫，強令遷出孔子牌位，人們遂將刻石移往天齊廟。1940年，偽縣政府整修天齊廟，又將刻石移至廟東道士房內。1945年，又移至臧氏班經堂內收藏。其間，日寇發(fā)現(xiàn)刻石，如獲至寶，強令送往日軍駐地文廟，企圖運回日本。當時的愛國人士崔子山巧妙應付，將刻石裝入箱內抬往后營小學，委托校長李錫琪和教員馬警民等妥為收藏，藏于校南院小樓底下。為安全起見，大家將刻石及王景祥撰文、孟昭鴻書寫的“秦碑收集記”刻石，一并嵌于墻內，后由徐天石用泥涂抹掩蓋。經過多人的努力，刻石得以保存。1949年，膠東行署文管會派諸城人、著名雕刻家、教授石可親自到諸城收集刻石，在諸城金石愛好者、雕刻家、書法家王子光帶領下找到了刻石。后來，刻石被運至行署，后又調往濟南省文物保護部門保存。1959年，刻石被調往北京，現(xiàn)存中國國家博物館，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刻石為豎直的長方體，高132.2厘米、寬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它歷經二千余年的滄桑之苦，多次瀕臨泯滅，幸虧眾多熱愛古老文化的有識之士，予以多方保護，才賴以保全，珍存至今。今雖然殘破不堪，文字也模糊不清，但它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卻永存于世。

瑯琊刻石作為國家一級文物早已不再拓印，諸城李先生收藏的這張拓片正是“二世詔書”刻石的原石拓片，所以尤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