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篇文章，名曰《〈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1]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用《水滸傳》來探索《金瓶梅詞話》（下簡稱《詞話》）成書的一些問題。為此，全面地梳理了《詞話》“鑲嵌”《忠義水滸傳》的人物、文字段落與韻文篇目的總體面貌，并認(rèn)定《詞話》鑲嵌的是《水滸傳》繁本系統(tǒng)中的天都外臣序本。限于當(dāng)時的歷史條件，我不知早在上世紀(jì)70年代初，日本學(xué)者就有文章認(rèn)為《詞話》與《水滸傳》“重復(fù)”的是天都外臣序本，[2]正可謂是不約而同。自此之后，也不時看到一些學(xué)者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同時，我也越來越覺得在《詞話》研究中“鑲嵌”問題的重要性，而《水滸傳》被《詞話》鑲嵌得最多、最有代表性，故想在這里再說三個問題，對以前的文章或作補(bǔ)充，再作申述。

討論《詞話》鑲嵌的《水滸傳》是什么版本，這是討論問題的先決條件。《水滸傳》現(xiàn)存的版本繁多，特別是在繁本還是簡本這個大范圍上首先要有一個基本的意見。更進(jìn)一步，究竟是《詞話》鑲嵌了《水滸傳》，還是《水滸傳》鑲嵌了《詞話》？或者說，誰都沒有抄誰，大家都是抄了“先前成系列未定型的故事傳說”？[3]這些問題實(shí)際上在《〈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中大多討論過，但事后又有一些不同意見，故有必要首先加以廓清。

先看是否有可能是《水滸傳》抄了《詞話》？不可能。作為一部完整的小說，有人說《水滸傳》成書于宋代，也有人說是成于元代或明初，這些都是出于明代嘉、萬以后一些人之口，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最晚到嘉靖年間的確有一部小說《水滸傳》刊行，是誰都否定不了的。盡管現(xiàn)在所存的所謂“郭勛本”是否真是郭勛在嘉靖年間所印的那個“武定版”，還存在著爭議，但郭勛確實(shí)印過《水滸傳》，成于嘉靖年間的如《百川書志》《寶文堂書目》等都明確記載已有《忠義水滸傳》或《水滸傳》，有的還注明了是郭勛印的“武定版”。嘉靖年間的一些才子已經(jīng)高度評價《水滸傳》是“《史記》而下，便是此書”。[4]可是在這時候，《金瓶梅》連一點(diǎn)影子也沒有?，F(xiàn)在有些學(xué)者說《金瓶梅》成書于嘉靖年間，都是憑《金瓶梅》中寫到過一些似乎是嘉靖年間的人或事，或者引用了嘉靖年間作品中的一些文字而已。這正像現(xiàn)代的作家寫唐代的故事或小說中引入了唐代的文字，就能說它是唐代的作品嗎？《金瓶梅》這部小說是直到明代萬歷二十四年，才突然冒出來的。當(dāng)時一批活躍于文壇的文人都感到十分新鮮，袁中郎讀后即問董其昌“《金瓶梅》從何而來”？[5]當(dāng)時董其昌對中郞的弟弟小修也說：“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6]見多識廣的沈德符到十年后還是“恨未得見”，到萬歷四十一年他將從袁小修那里抄來的書給馮夢龍看時，馮夢龍也“見之驚喜”，即“慫恿?xí)灰灾貎r購刻”。沈德符盡管覺得在一個情色作品十分暢銷的社會里，“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且“一刻則家傳戶到”，只因恐怕有“壞人心術(shù)”之嫌而不敢操辦，但小說還是很快在蘇州出版了。[7]這些生動的紀(jì)錄，真實(shí)地說明了以《金瓶梅》為名的這樣一部小說是在萬歷二十四年前后才面世的。這就從小說成書出版的時序上證明，只可能后出的《詞話》鑲嵌先前流行的《水滸傳》，決不可能反過來。

再從小說成書的特點(diǎn)來看，《詞話》與《水滸傳》以及《三國志演義》《西游記》是兩類不同的作品?！端疂G傳》及《三國志演義》《西游記》的成書過程中，都在中途大致形成一個有主要故事與人物的雛型作品，后經(jīng)過幾代人的不斷增飾、再創(chuàng)造，使之不斷豐富、完美，最后由人寫定的過程。這樣的作品庶可稱之為“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chuàng)作”。而《詞話》不一樣。在它前面，有的是成熟而流行的《水滸傳》和另外一些與《水滸》故事不搭界的形形色色的小說與曲文等，從未有過一種主要寫西門慶、潘金蓮為故事的雛型作品，更不要說有以“金瓶梅”為名的小說了。說它與《水滸傳》并行地從“未寫定的祖本即話本或詞話系列的原文”而來，純屬臆測，實(shí)無一點(diǎn)實(shí)證材料。所以，《詞話》的成書，完全是由作者獨(dú)立構(gòu)思，先設(shè)計了情節(jié)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藍(lán)圖后，在比較短的時間內(nèi)，邊寫作，邊鑲嵌了嘉、萬年間流行的一些不同作品、不同故事中的文字片段，連綴成一部全新的、具有鮮明“鑲嵌”特點(diǎn)的個人創(chuàng)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水滸傳》中寫的人物故事都有相當(dāng)?shù)耐暾?，比如“武十回”，寫武松有一整套的故事，《詞話》鑲嵌時，只取其需，不及其余，所以那些《水滸》故事等，都被零零碎碎地鑲嵌到《詞話》中的不同地方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反過來，是《水滸傳》抄《詞話》的話，怎么只抄了打虎、殺嫂等片段，還有其他的武松故事是從哪里來的呢？所以從成書的特點(diǎn)來看，也只可能是《詞話》鑲嵌了《水滸傳》，倒過來是不能想象的。

也正因?yàn)椤对~話》是一部鑲嵌型的創(chuàng)作小說，而不是所謂“世代累積型”的小說，所以《詞話》也不可能與《水滸傳》平行地“都采用它們未寫定的祖本即話本或詞話系列的原文”，它們之間的相同文字也不可能是在“各自獨(dú)立”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重迭”，[8]而只能是抄與被抄的關(guān)系，是《詞話》抄了《水滸傳》。[9]

確定了是《詞話》鑲嵌《水滸傳》，那么鑲嵌的是哪一種《水滸傳》呢？在《〈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中，我推定鑲嵌的是目前所存各本中文字最為接近《詞話》、刊刻的時間也最為接近萬歷二十四年的、刊于萬歷十七年的天都外臣序本?，F(xiàn)在所見的這部天都外臣序本雖然是康熙年間經(jīng)石渠閣補(bǔ)頁的本子，且在序文最后所署寫作年代的一行被書商截掉了半行，因而對于其刊刻時間、序文真?zhèn)蔚葐栴}產(chǎn)生了分歧，但我認(rèn)為，既然標(biāo)明了有些是石渠閣補(bǔ)頁，說明重印的書商的態(tài)度是老實(shí)的，且在康熙年間也沒有必要用化名來偽造一篇小說序文，有些意見是純屬過度懷疑，更何況有的還夾帶著非學(xué)術(shù)的偏見在內(nèi)，因此我認(rèn)為目前所見的天都外臣序本是可用的。但于2001年11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舉辦的一次“明代小說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讀到了劉世德先生提交的論文《〈金瓶梅〉與〈水滸傳〉：文字的比勘》。[10]這篇論文將《詞話》與國家圖書館所藏容與堂甲本與日本內(nèi)閣文庫所藏容與堂乙本同時作了仔細(xì)的文字比勘后，發(fā)現(xiàn)數(shù)例《詞話》的文字不同于天都外臣序本而分別與兩種容與堂本相同的“反證”，在明確否定《詞話》鑲嵌天都外臣序本的同時，得出了《詞話》的創(chuàng)作年代可以“縮小為萬歷三十八年之后”，甚至“可以縮小為萬歷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的結(jié)論。這是因?yàn)槿菖c堂甲本印于萬歷三十八年，其挖改過的容乙本再晚了一二年。恕我直言，這篇文章論證的方法與結(jié)論都是欠思量的?！对~話》在萬歷二十四年就在社會上流行了，用兩種萬歷三十八年之后出版的《水滸》來討論《詞話》是抄了它們的，豈非時間會倒流嗎？因而其得出的《詞話》的“創(chuàng)作年代”在“萬歷三十八年之后”的結(jié)論，也真是屬于劉先生所說的《金瓶梅》研究中的“笑學(xué)”之類了。至于《詞話》之所以會有若干文字同于容與堂本，無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容與堂本在剞劂時參考了《詞話》；另一種則是，在萬歷二十四年之前另有一種接近天都外臣序本的《水滸》繁本曾是《詞話》作者鑲嵌時的案上之書，只是我們現(xiàn)在不見其蹤影罷了。

后來，又有學(xué)者提出《詞話》是“出于簡本《水滸》”的說法。[11]其主要依據(jù)有兩點(diǎn)：一是《詞話》中有些詞語與繁本《水滸》相比明顯不通；二是有些詞語不見于繁本《水滸》而唯見于簡本。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先將其論文中的第一例例證的不同版本作分段對比，見表1。[12]

讀完這一段對比文字，特別是每行下面有劃線的文字，我想不會有人相信《詞話》是鑲嵌了簡本《水滸》的。憑簡本《水滸》大量的闕文，《詞話》的鑲嵌者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無法填補(bǔ)那么多的具體、生動而又與天都外臣序本一模一樣的文字來的。這也就是說，首先要看大局，看基本的文字，不能以片言只語來否定基本的面貌。因?yàn)檫@是“鑲嵌”，不是照抄，不是翻刻。鑲嵌時作者往往會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削足適履的，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個別地方有異同，有多少，有創(chuàng)新，有錯誤，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關(guān)于老虎“一剪”的描寫，《詞話》中的文字（見加黑框處）固然不同于繁本，但同時也不同于簡本，為什么不同于繁本就認(rèn)定它不是從繁本而來，而不同于簡本就說它是從簡本而來呢？作者為什么不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理解來略作改動，另作描寫呢？再看《詞話》第1回第4葉正面的這段文字：

這段文字中“這武松聽了”一句，的確與上文接不上，因?yàn)榍懊鏇]有人對他說話。但決不能就此簡單地否定它鑲嵌了繁本的《水滸》。實(shí)際上，有關(guān)這段五行字的內(nèi)容，不論是繁本還是簡本的《水滸》，都用了遠(yuǎn)遠(yuǎn)超過這五行的文字，作了更為細(xì)致的描寫，就有關(guān)榜文的內(nèi)容也重復(fù)出現(xiàn)了兩次，其中夾雜著的對話文字又較多較長，《詞話》的作者在這里作了大刀闊斧的精簡。應(yīng)該說，它的精簡是成功的，用精煉的文字將主要的情節(jié)交代清楚了，只是不慎將繁本和簡本都寫作“看了”的兩字寫成了“聽了”。現(xiàn)在沒有能找出它用“聽了”的任何版本依據(jù)，因而它既不同于繁本，也不同于簡本，可能沒有任何版本是它的底本，而只能是作者被夾雜著的許多對話搞暈了頭，邊刪邊改時造成了一時的筆誤。應(yīng)該說，《詞話》在匆忙鑲嵌過程中出現(xiàn)的這類錯誤是不少的。[13]這類錯誤只能證明它不是從什么地方來的，而不能證明它是從哪里來的，實(shí)際上就是作者在鑲嵌過程中的有意的改動或者是無意的錯誤，對于討論其從何底本而來是沒有意義的。

與上不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確實(shí)有版本依據(jù)的、只有簡本中有而在繁本中無的文字材料，是可以證明被《詞話》鑲嵌的確實(shí)是簡本。但從文章中提供的材料來看，也都是可以討論的。

1、是否只是在簡本中保存著老虎“一撲、一掀、一剪”的文字？顯然不是。這里不妨將上文引過的一段文字在這里重新單獨(dú)再引出來看一看：

很清楚，《詞話》的文字恰恰是與天都外臣序本相同，而與簡本不同，特別是兩種簡本都將“一掀”誤刻成“一望”，倒是清楚地證明了《詞話》鑲嵌的是繁本。更不要說在此段文字之前，天都外臣序本與《詞話》都寫了老虎的“剪”，而簡本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呢。

2、關(guān)于“浪浪滄滄”一詞是否“源于簡本”？也看下面的對比：

從上面對比來看，《詞話》的“滄滄”的字形固然是同簡本，然而“浪浪”與“滄滄”的搭配順序卻同繁本。在《詞話》中，因形近而誤的字例，舉不勝舉。此例怎可說一定是來于簡本呢？為什么沒有可能是在鑲嵌過程中，或者是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因形近而將“蹌蹌”誤寫、誤刻成了“滄滄”呢？

3、關(guān)于“四大寇”與“僭稱王號”句的問題?！对~話》第1回第3葉反面有這樣一段文字：“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皆轟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北緛恚八拇罂堋钡恼f法，在繁本和簡本中都提到，只是論者認(rèn)為，“僭稱王號”的提法只能見于有“王慶、田虎‘僭稱王號’之事”的簡本之中。的確，在百回天都外臣序本中，是沒有“僭稱王號”的田虎、王慶的故事，但是也有方臘“僭稱王號”之事呀。所以沒有田虎、王慶之事，不等于沒有“僭稱王號”之事，在田虎、王慶之事與“僭稱王號”之語之間不存在唯一相聯(lián)系的關(guān)系。更何況，在簡本之中，也沒有“僭稱王號”一語，恕我孤陋寡聞，只在馬幼垣先生的《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第109回中，看到兩種簡本寫王慶造反時有一言“偽稱王號”?！百苑Q”與“偽稱”當(dāng)然意義可通，但文字畢竟不同?！对~話》隨手用了一個并不同于簡本的“僭稱王號”，難道可以作為《詞話》必然出之于《水滸》簡本的一個“確切的證據(jù)”嗎？

根據(jù)以上分析，我還是堅持《詞話》鑲嵌的《水滸》，只能是天都外臣序本一類的繁本。 

二、“鑲嵌”嘗試了一次“以俗話為白話”的變革

中國古代所謂“白話小說”的“白話”程度本來是有三六九等的。從長篇來說，《三國志演義》還是半文不白的語言，幾乎沒有用什么方言俗語。到《水滸傳》，其語言基本上是通行的白話，已稍涉一些方言，但總體上并不多。早在1919年，張冥飛在論說古代小說的“文言”與“白話”之區(qū)別、“俗語”與“方言”的運(yùn)用等問題時曾說：“小說以白話為主體。文言小說雖發(fā)明在白話之前，其普及社會之功能遠(yuǎn)不及白話小說?！痹谡J(rèn)定以口語為基礎(chǔ)的白話小說有別于文言小說的前提下，他又認(rèn)為在口語中有一種“俗話”也不同于一般的“白話”。他所謂的“俗話”，不僅是“通俗”的意思，更主要的含義是指“方言”。這正如他說的：“白話可以普及，俗語多囿于一隅。例如滬上俗話‘阿木林’、‘嘸啥’、及其歇后語‘天官賜’、‘豬頭三’等非他處之人所能明其意義?！彼运f，“《兒女英雄傳》是完全白話，但其中夾雜直隸、山東流行之俗語甚多”，“《金瓶梅》雖是白話體，但其中什九是明朝山東人俗話”。這很清楚，他所說的“俗話”主要是指方言，而“白話”則近乎現(xiàn)在所說的“官話白話”。在這基礎(chǔ)上，他梳理中國古代的一些白話小說的用語特點(diǎn)說：《水滸傳》是“白話而夾雜以俗話者”，因“其中多采元人當(dāng)時流行之口吻，如‘干鳥么、干呆么’之類”；到《詞話》，則是“以俗話為白話者”，與后來的《紅樓夢》以“白話夾雜以文言”、《兒女英雄傳》“以官話為白話”都不同，[14]其語言特征是人物語言基本口語化，全書充斥著方言俗語。張冥飛的這些看法，應(yīng)該說基本能成立的?！督鹌棵贰反_實(shí)能給人以一種近乎“俗語小說”也即“方言小說”的感覺，在小說語言方面嘗試了一次革命。這將《詞話》鑲嵌《水滸傳》為例作典型剖析，即可清晰地顯示《水滸傳》的文字，一經(jīng)笑笑生的改造，就明顯地加強(qiáng)了運(yùn)用俗語方言的色彩。具體例證見表2。

以上這些例子，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詞話》的作者是有意將一些方言俗語添加進(jìn)去，甚至有時顯得疊床架屋，過于累贅了。比如《水滸傳》第24回王婆對西門慶說潘金蓮家賣的是“拖煎河漏子，熱燙溫和大辣酥”，這里的“河漏子”或說是蚌類的土語，隱喻女性器；或說是一種流行于山陜等地的面食，其制作的工具與流程可喻女性器及性行為；而“大辣酥”即是大落蘇，即長茄子，狀如男性器，兩句合在一起，當(dāng)喻性行為。而《詞話》在中間又加了“干巴子肉翻包著菜肉匾食餃窩窩”等話，其“干巴子肉”也是指女性器，“餃窩窩”指男性器，這句話也是指性行為。下面的“蛤蜊面”也是喻女性器，與“熱蕩溫和大辣酥”合在一起，也是完整地表示性行為。這幾句話一加，不但覺得重復(fù)，而且使“河漏子”后面脫空了，使整個句子也費(fèi)解了。所以當(dāng)后來的崇禎本《金瓶梅》在整飭詞話本的文字時，就刪去了不少方言俗語，特別是一些費(fèi)解的語詞。具體例證見表3。[15]

從以上看來，從《水滸傳》到《金瓶梅》的詞話本，再到《金瓶梅》的崇禎本，實(shí)際上也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國白話小說在明代從用通行的白話到趨向方言化，再回歸通用的白話的曲折過程。以后的中國白話小說在總體上也是走通行的白話之路，如《何典》到《海上花列傳》這樣的方言小說，畢竟是鳳毛麟角的。

三、“鑲嵌”透露了作者方言的地方特點(diǎn)

鑲嵌問題對于作者的研究也大有關(guān)系。我們現(xiàn)在不時讀到一些學(xué)者任意摘錄《詞話》中的一些詞語來證明作者是某某地方的人。殊不知，被摘錄的這些詞語往往不是《金瓶梅》作者的語言，而是被鑲嵌的前人作品中本來就有的詞語。這個問題我曾在《〈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中談到，在后來的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及，但還是常常看到一些學(xué)者胡子眉毛一把抓，拿到籃里就是菜，故覺得有必要再補(bǔ)充一些例子來再作說明。具體例證見表4。

以上四例，我作為一個上海人，覺得詞話本所添加或修改的幾個詞，都是吳語所用的方言。

第一例是“磕磕”（kèkè）。《詞話》在鑲嵌《水滸傳》中的打虎情節(jié)時，在總體上是盡力壓縮文字，以直奔潘金蓮與西門慶的偷情故事，但這里卻插加了“磕磕”兩字。在我家鄉(xiāng)上海嘉定的方言中，“磕磕”就是指“恰恰”“正巧”“正好”的意思。在我們的鄉(xiāng)音中，實(shí)際上是不存在“恰恰”的音聲的，有的只是“磕磕”。恕我孤陋寡聞，一時還沒有找到其他地區(qū)有關(guān)“磕磕”的方言記錄。

第二例是“騰出手來”的“騰”字。此字在古籍中早就使用，如王禹偁詩：“便似人家養(yǎng)鸚鵡，舊籠騰倒入新籠?！盵16]這就是“騰籠換鳥”的意思。近時就有個上海青浦區(qū)出身的人提出過一種“騰籠換鳥”經(jīng)濟(jì)理論，或許就從這里得到啟發(fā)。這個“騰”字的意思，一般辭書常簡單地解釋為“轉(zhuǎn)移”“轉(zhuǎn)換”之類。應(yīng)該說，這類解釋是未得要領(lǐng)的?！膀v”在這里首先是騰空的意思，然后再加上轉(zhuǎn)移之義，即是先將此手（或此物、或此空間等）空出，然后轉(zhuǎn)作它用。在這段武松打虎的描寫中，就是指武松用左手將老虎按在坑里，空出右手來狠打老虎。這個“騰”字，看來并不是僅為吳語方言所用，具有一定的廣泛性，但在我家鄉(xiāng)的方言里，這類情況都是用“騰”而不用“偷”之類的字的。

第三例是“吃了一歇”的“一歇”，作為口語，在《水滸傳》中可找到多例。如：“林沖又不敢動手，讓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保ǖ?1回）“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里，捉了撶楫，只一撶，三只船廝并著，撶了一歇，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保ǖ?5回）這里，就關(guān)系到《水滸傳》的作者了。我相信《忠義水滸傳》的基本作者是“錢塘施耐庵”，他是杭州人而不是蘇北等地方的人，所以在小說中出現(xiàn)不少吳語方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早在上世紀(jì)80年代，戴不凡先生首先明確提出《金瓶梅》的作者“當(dāng)為一吳儂”時，其根據(jù)之一，就是“此可于小說中多用吳語詞匯一點(diǎn)見之”。應(yīng)該說，他的眼光是十分敏銳的?？上У氖?，他舉的一些例子中，有的如“掇”“”“事務(wù)”等，[17]都是從《忠義水滸傳》中鑲嵌來的。這一點(diǎn)，我在1982年發(fā)表的《〈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中就指出了。但這里正可證，從《水滸傳》到《金瓶梅》，乃至后來的一些吳語小說，如《海上花列傳》第1回說“耐坐一歇”，《市聲》第5回說“錢師爺請門房里等一歇”等等中的“一歇”，都是吳方言。

第四例是“合氣”。這里的“合”念作“格”，當(dāng)從“合”來，后又用“閣”字。“合氣”的意思是斗氣、爭吵、鬧矛盾等。使用這一詞的范圍就更為廣泛，冀、魯、中原等地都用。早在元代雜劇中就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關(guān)漢卿《金錢池》第二折：“只為杜蕊娘他把俺赤心相待，時常與這虔婆合氣?！睏铒@之《瀟湘雨》第4折：“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西游記》楊閩齋刊本第26回：“把我們就當(dāng)汗巾兒一般，一袖子都籠了去，所以閣氣?！薄缎咽酪鼍墏鳌返?0回：“或與婆婆合氣，或與丈夫反目?！薄妒c(diǎn)頭》第3回：“你為何這般光景，莫非與哪個學(xué)生合氣嗎？”但不管怎樣，“合氣”也在吳語中常用，而在《詞話》中出現(xiàn)了二十余次，故也值得注意。

除此之外，《詞話》第6回的第1句話也值得一提：“卻說西門慶便對胡九說去了。”這里將“何九”寫成了“胡九”?！昂巍薄昂辈环郑舱菂钦Z方言的一個特征。當(dāng)然，這是個例，有可能抄手是吳人而造成的錯誤，但還是有可能是作者一不小心露出了真相。所以到崇禎本時，就將“便對胡九”四字刪去了。

從以上看來，《詞話》的作者當(dāng)為用吳語的人了。那種不分是被鑲嵌的底本作者的語詞還是《詞話》作者在鑲嵌過程中所用的語詞，都一古腦兒地說成是《詞話》作者的語詞，肯定是不科學(xué)的。因此，在《詞話》研究中，我們必須時時注意到這個“鑲嵌”的問題。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xué)術(shù)研究》2020年第5期，文章不代表《學(xué)術(shù)研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