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學的興起清代是一個碑學鼎盛的時代,是一個重大的藝術(shù)變革時期。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導致大部分知識分子為了避免政治上的牽連、迫害,紛紛加入了“考據(jù)學”(對古籍加以整理、???、注疏、輯佚等)的隊伍。龔自珍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這些知識分子們在收集和整理金石、碑碣的過程中,發(fā)掘和出土了一大批古代石刻文字,這一發(fā)現(xiàn)直接奠定了清代碑學興起的基礎(chǔ)。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帖學的衰落,受元、明兩朝對書畫方面的復古思想的影響,加上帝王的個人喜愛,使得趙孟頫、董其昌兩人的書法全國流行。 我們也知道,趙孟頫和董其昌兩人的書體風格都屬于中規(guī)中矩,已經(jīng)發(fā)展得相當成熟,反復學習容易變得油滑。所以,清朝的書風開始走向“館閣體”,科舉制度也是以“館閣體”作為書寫的標準。久而久之,帖學之風逐漸滑向深淵,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地步。 俗話說:“一物衰則一物盛”,這恰恰給碑學的興起創(chuàng)造了一個契機,就如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里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清朝碑學的興盛,貫穿著大清300年的發(fā)展歷程。彼時涌現(xiàn)出一大批碑學運動者,名家輩出,風格多種多樣,如碑學大家伊秉綬、錢澧、鄧石如等逐漸開宗立派。后來碑學的大家們又在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的積極推崇下,使得碑學在書法上的地位一躍而上,自此碑學更加受世人的歡迎和追捧。據(jù)典籍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光擅長隸書的名家就多達500余人。其中何紹基就是晚清碑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員碑學猛將,對后世碑學的發(fā)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何紹基像 何紹基的碑學造詣造詣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清代卓越的碑學大家,精通楷書、行書、草書、篆書、隸書等,其中行書、草書最為讓人稱道。近人吳隱這樣稱贊何紹基:
何紹基早年從顏真卿入手,這是他書法渾厚樸拙、大氣磅礴的原因之一。何紹基個性獨立,從不附庸風雅,推崇碑學,看中風骨之氣。他崇尚的不僅是顏真卿的書法境界,還有其極高的骨氣和人品。 有人這樣問何紹基:“字學極于右軍,奚為棄晉法而重唐帖?”,何紹基答曰:“魯公為人,剛勁不阿,觀其書,如睹其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實儀其立身之峻。右軍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學之,必遺其神而得其粗,是為妍皮裹癡骨,趙董諸人皆是。觀一時人士書法,足見其風尚之柔靡,豈得謂六藝之末,不關(guān)挽回風會耶?”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他的書風一直保持使轉(zhuǎn)縱橫、雄強質(zhì)厚,給人一種睥睨天下、雄視一切的大丈夫之氣。 何紹基對碑學十分鐘愛,不留余力的搜集金石銘文,游遍名山大川,找尋殘碑斷碣,上溯到周朝、秦朝、兩漢時期的篆籀碑刻,下追至魏晉南北石碑墓志,數(shù)量多達千余件。 何紹基隸書作品 楷書方面何紹基癡迷于《張黑女墓志》、《瘞鶴銘臨》;小楷從顏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入手;后又臨習《黃庭經(jīng)》、《樂毅論》;先后專研金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等;當時幾乎所有面世的碑文都逃不出何紹基的手掌心,一一心摹手追,臨古不綴。他對漢碑非常專精,晚年更加癡迷,據(jù)說《張遷碑》、《禮器碑》臨摹不下百遍,楊守敬評價說:“論者謂子貞書純以天分為事,不知其勤筆若此。”他用筆十分空靈,看似不經(jīng)意,實則一絲不茍,點畫精到,氣勢寬博大氣,常人只能望其項背。 我們的書法史上,有三種形態(tài)的美,一種是“晉”,一種是“唐”,另一種“碑學”,這三種形態(tài)的美都是不同的,價值自然也不同。魏晉表現(xiàn)的是姿媚飄逸、遒勁瀟灑的美;唐朝表現(xiàn)的是端莊雅致、嚴謹茂密的美;清代碑學表現(xiàn)的是樸拙雄渾、蒼茫質(zhì)樸的美。相對于帖學充滿“書卷氣”而言,碑學充滿的則是“金石氣”,大體來說,帖學是飄逸之風,碑學是厚重之味。 何紹基有相當深厚的書法理學功底,眼光獨到,崇尚自然的中和之美,將碑學的厚重和帖學的飄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帖的神韻,又有碑的氣息,風格面貌獨特,成為碑學興起以來成功熔鑄碑和帖的開創(chuàng)性書法家。鬻藝海上書畫家向榮評價何紹基書法:
何紹基楷書 蘇軾曾說“執(zhí)筆無定法”,何紹基通過探索掌握了一種回腕高懸執(zhí)筆的方法,似乎要灌注全身的力氣一般。他在《張黑女墓志》題跋道:“每一臨字,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挾衣襦矣。” 何紹基就是運用這種執(zhí)筆法寫出了個性極強的字,行筆緩慢,多用藏鋒,裹鋒前行,且行且止,積點成線,艱難挺進,形成一種生澀老辣的筆法,顯示出何紹基深厚扎實的根基以及質(zhì)樸大方的個性。所以在書法線條的質(zhì)感上,每一根線都匠心錘煉,遲澀、立體、飽滿、磅礴、剛強,在結(jié)字和章法上,更顯疏密結(jié)合,虛實相生,又帶有一種雄渾感,相對于帖學來說,這種雄渾感正是碑學在審美意義上的創(chuàng)新和貢獻。 何紹基的書法有一種蒼茫和高古的美,金石銘文經(jīng)過悠久歷史的風化和腐蝕,文字的面目增加了一番原本不具備的美感,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常說的古意。何紹基就是抓住這一特征表達出了碑學上與帖學迥然不同的美感。他將這類模糊、含蓄、蒼茫的碑文,通過自然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真、行、草等書體的表現(xiàn)上極為強烈、自然、生動。 何紹基執(zhí)筆圖 何紹基碑學藝術(shù)影響力的廣大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作品數(shù)量之多 何紹基喜歡到處游歷,廣泛結(jié)交天下的書友。他曾授翰林院編修,任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diào)等職,在京城結(jié)識書法界許多名流,曾先后到四川、湖南、廣東、山東、福建、貴州等地游歷或者為官,晚年定居在蘇州,于蘇州、揚州、浙江等地講學。他所到之處都是人文薈萃的地方,與他的書藝相得益彰。 何紹基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留下墨寶,在當時,“先后為人書楹帖以數(shù)千計”,“雖農(nóng)野婦孺,亦踵門求書”,“悉書之不拒”,“后沿途州縣官吏及縉紳之求書者,隨到隨遣,酒酣興至,一日可盡百余聯(lián)。無懈筆,無倦容,行館侍者或不愿得賞金而愿得書者,公亦笑而予之”。因此,何紹基的傳世作品非常之多,據(jù)估算,大概有3000——4000件左右。海內(nèi)外博物館所藏的有1000多件,流落到民間私藏的約3000多件,對于一個書法家來說,這個數(shù)字是非常驚人的。 何紹基篆書作品 二、弟子眾多 何紹基學于名師門下,又收徒教授,在浙江和長沙一帶弟子眾多,桃李滿天下。他曾向阮元(1764-1849)、程恩澤(1785-1837)學習書法,阮元和程恩澤都是影響頗深的書法家、學者。何紹基得到二位老師的真才實學,書藝也借此得以散播。與此同時,何紹基晚年在吳越、蘇揚等地廣招學生,開門授課,大家紛紛聞名來求學,其弟子不計其數(shù)??梢姡谓B基的影響力非常之大。 三、藝術(shù)成就得到名家認可 何紹基的碑學造詣非常之高,這是他名聲遠揚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書藝得到名家的極為認可,稱其是晚清書法第一人。這也使他在近百年的書法史上經(jīng)久不衰,被人津津樂道和效仿。 在當時,身為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書法家的曾國藩對何紹基非常推崇,他曾這樣評價何紹基: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認為何紹基“字則必傳千古無疑”。以曾國藩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等評價,從側(cè)面反映了何紹基的藝術(shù)才學和實力。 到了民國,雖然何紹基逝世已經(jīng)將近半個多世紀,但是他在書法上的影響力只增不減。近代詩人、“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陳三立有一首《題何蝯叟殘畫二紙》這樣稱贊何紹基的書法:“蝯叟書名冠禹城,短長句亦欲無敵”。 書畫家曾熙評價何紹基書法說:
何紹基行書作品 曾熙稱贊何紹基的書法吸收周秦、兩漢的金石神韻,在隸書方面可以和伊秉綬、鄧石如等書法名家相抗衡,或謂過之。 著名詩人、書法家、教育家程頌萬于1919年題《楷書格言卷》時贊道:
可見,程頌對何紹基的書法金石學極為欽佩和肯定。 受何紹基書法影響頗深的譚澤闿1929年在何紹基書法作品《晚歲詩稿冊》題跋說:
何紹基行書作品 何紹基在書法上的造詣讓后人頂禮膜拜,他的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法家。他本人不僅是一個書法大家,也是一個詩人、學者和畫家,“偶寫蘭竹,得卷軸氣”,“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在詩文和繪畫方面也有很高的才藝。同時,他也是一個著名的收藏家、鑒賞家。他收藏的金石、書畫數(shù)不勝數(shù),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一書,“藏書十余萬卷,然藏書之名為書名所掩,世人鮮知”。何紹基擁有這么多的金石、書畫,免不了在這些金石、書畫上題跋,所以當時就流傳說:“凡收藏家碑版字畫,視有紹基題跋為重”。甚而且“凡書經(jīng)子貞手題,值增三倍以上”。何紹基在書法藝術(shù)方面的影響力不可小覷。 結(jié)語何紹基對書法碑學的影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碑學影響力一直到今天,他的藝術(shù)觀念對我們在碑學上的探索是非常深遠的。他一生對書法藝術(shù)孜孜以求,筆耕不綴,廣征博收,求新求變,從不固守一家,這種精神和作風,對我們今天學習書法極具啟發(fā)性。 何紹基一生為學,一世為書,他熱愛書法藝術(shù),并勇敢探索,以心、以誠進行著。他對后世書家的影響是深遠的、長久的。他的人品格局、思想精神以及碑學意義,給后人留下一筆豐富而寶貴的財富。 所以,研究何紹基的的碑學價值是很有意義的。碑學的興起和發(fā)展,無疑何紹基功不可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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