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

刑書，如同當代的刑法一樣，是屬于古代特有的規(guī)定法律條文的規(guī)則。鑄刑書，公布成文法，開創(chuàng)了公布法律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中國法律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當時的社會十分重視禮制，因此夏商與西周的法律是一種完全依附于禮制的法律；古代的法律發(fā)展到三國時代的時候，開始用鑄鐵的方式作為記錄保存下來，不論是鄭國的鑄刑書于鼎，還是晉朝時期的鑄刑書于鐵鼎，都是刑書作為法律的重要的一個發(fā)展。不僅是在當時，對于后世甚至是當代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唐書》是一本詳細論述唐代軍兵體系和國家法律的正史性質的史書，為什么叫做“新”唐書呢？這是因為有“舊”唐書。其實在五代十國時期就曾有過《唐書》，宋朝建國后，宋仁宗提出了重修《唐書》的詔議，由于原本的書籍里記錄的不太詳實，“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

宋仁宗劇照

因此我們后來知道的《新唐書》大多是由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修撰的，歐陽修、梅堯臣、宋祁等人。而后世雖然對于唐朝的記錄有兩個版本，多以《新唐書》的記敘作為正統(tǒng)，刪掉了舊唐書中許多荒誕的部分，而且又是經(jīng)由宋代著名文學家之手，在宋、元、明、清，歷經(jīng)幾百年的歷史都廣為推崇。

《新唐書 法志》中有言稱，“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逼渲性敿毐硎隽烁髯源淼暮x和發(fā)展應用。其中還介紹了刑書出現(xiàn)的目的和必要性：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

后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自然是希望有一個統(tǒng)一的制度體系來約束百姓們的言行，執(zhí)政者最為尊崇禮制，自然是希望這些條文能夠在精神和思想上同時國民，約束他們不做不應該做的事情。

在四者之中，律最為重要，也是出現(xiàn)最早的，春秋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寫成條文的刑法，而這些條文經(jīng)過后期的發(fā)展就演變成為了律。據(jù)稱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秦簡中，不但有秦律還有兩篇魏律，漢朝也在秦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漢律，所以“律”在后世中幾乎就默認等于法律。

所以對于《新唐書》中記錄的律應該是無可指摘的。四者中其實只有律是作為“刑法”存在的，判斷刑法的根本標準首先是“正刑定罪”。我們下面詳細解讀令、格、式。

湖北出土的秦簡

一、為何稱令、格、式為“刑書”？

1.令、格、式與刑法的關系

令其實比律還有出現(xiàn)的早，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商鞅變法時期對于令的表述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法律來說的，因為其中更多涉及的是“犯罪”、“斬首”這些部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令在那時候是等同于法律的。而格的來源更多人承認的是“故事”、“科”，漢朝晉代的時候，取故事之宜于時者為梁科。

按此來說，格源于科，科為晉朝的故事所致，而故事當時已經(jīng)被認為是和刑法有關系的，所以自然格也不能與刑法擺脫關系。而式也可以追溯到史書中被證明是與刑法有關系

2.令、格、式與刑法的關系在《新唐書》中的表述

引經(jīng)據(jù)典，許多史書中記載了格、式、令與刑法的關系，這是無法否認的，而到唐朝時期，除了律是直接可以等同于刑法之外，其他三者都是這樣的表述，“令文全都不是刑法條文”，“格絕大部分不是刑法條文”，“式基本不是刑法條文”。首先盡管這樣定位這三者與刑法的關系，但是事實上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令、格、式是沒有脫離刑法而存在的。

二、令、格、式的主要含義

1.令——尊卑貴賤之等數(shù)，國家之制度也

令的出現(xiàn)也可追溯到秦始皇時期，令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律相輔相成一起發(fā)展的，商鞅變法時期制定過“令民為什伍相連坐”等法令，可見那時候有法有令。令與律不同的是，令大體上都是關于制度規(guī)則的內容，更偏重在教化百姓，而不是懲罰。

歐陽修

律更多的是在記錄判刑定罪的條款，偏重懲罰違反法律的百姓。兩者在秦漢時期沒有明顯的區(qū)別，漢朝之后，兩者之間開始有了明確的界限，律、令首選是作為國家法律的根本而存在的，所以后世的朝代都比較重視對于律、令的調試與修改。

而《新唐書》中涉及的刑書可以用來概括同級概念的律，卻無法等同于其他三者。令的重點在于“設范立制”，現(xiàn)在國家法律中也使用令作為發(fā)布條文或者決定的依據(jù)，例如逮捕令、禁止令、公布令等等，而令發(fā)展到現(xiàn)代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強制的命令，雖然具有強制的法律效力，但是不是作為法律條文出現(xiàn)，更多的是作為對法律條文的說明、頒布、禁止等行動的決定。

2.格——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

格的重點是作為禁偽正邪而存在的，因為法律在古代的封建社會更多的是涉及大禮法，所以我們常說到的“格物致知”，便是程朱理學中的重要代表思想。現(xiàn)在我們大都默認格物致知是指追求事物的本質，但是在古代這樣的思想歷經(jīng)幾千年的歷史中也有許多爭議，每個朝代都有屬于自己的理解和認知。

在唐朝時，唐代經(jīng)學家這樣解釋，“事物之來發(fā)生，隨人所知習性喜好。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于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後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strong>

程顥和程頤

所以基本上是圍繞人們對于善惡的認知和遵守禮法為中心進行的，相比于其他，格更多是規(guī)定百官和臣民的作為，約束他們的行動的規(guī)則。

3.式——其所常守之法也

談到式，式的重點在于軌物程事。我們首先是可以從現(xiàn)代的日常生活中稍微體會“式”所代表的的含義，比如算式、數(shù)學式，是用以在自然科學中表明某些關系或者規(guī)律的內容，也有開幕式、閉幕式等這樣用來表明特定內容的儀式典禮。所以相對于來說是有一種標準、正式的意味。

式，同其他三者一樣，也可以追溯到較早的時期。據(jù)稱式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大統(tǒng)式》之前，而是實際上并不能算是作為法律存在的，和格、令一樣，式中更多的是對于制度規(guī)則的說明，不同于規(guī)定如何定罪、如何懲罰，其中更多的是強調人們的行為準則。

三、刑書出現(xiàn)的必然性

我們能夠追溯到的“鑄刑書”最早的是子產(chǎn)，而“子產(chǎn)鑄刑書”也成為中國古代法學的開端，畢竟“鑄刑書”之后我們才可以考究到成文法的存在，在這之前的發(fā)展我們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而法律成文并得以保留之后，法律從政治中托生出來，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概念，而“民知有辟”、“不忌于上”、“罪刑法定”的思想開始衍生出來，人治的制度開始衰敗，法治的觀念也開始慢慢建立起來。

而實際上，法治是無法脫離人治而存在的。而刑書一開始雖然也規(guī)定了違法何種法律會受到何種懲罰，但刑書并非完全是法律條文，其中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制度和規(guī)定臣民百姓行為準則的條文。

鑄刑書

因為即使法律發(fā)展到現(xiàn)在，由于受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影響，禮制不論是作為一種思想，還是作為一種統(tǒng)治者施行的政治制度都已經(jīng)深入人心，即使是經(jīng)過幾千年的傳承發(fā)展到現(xiàn)代，我們在法律中依然可以看到禮法的影響，這是我們始終無法徹底擺脫的。

故而在統(tǒng)治百姓的時候人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無法單獨存在起作用的，所以刑法其實也是有人治和法治相統(tǒng)一結合的成文的記錄。

四、結語

我們在通過《新唐書》解讀令、式、格在刑書中的關系時，無法不考慮當時封建社會中固有的傳統(tǒng)思維以及禮法觀念。事實上，比起罪罰，它們更多的是規(guī)定了政治上統(tǒng)治臣民的一些規(guī)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存在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

而在多是宋代文人撰寫的《新唐書》中，我們也需要考慮到宋代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就算是根據(jù)《唐書》中已有的事實進行更改，他們在改寫的時候也會加入不是那么客觀的情感因素。所以說，我們不能將刑書單純的作為一種刑事法律制度來看待，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制度，在制度變革中扮演者不可忽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