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窮而后工

這句話出自歐陽修的《梅圣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fēng)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nèi)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梅堯臣年少聰敏，文采過人，與蘇舜欽齊名，時號“蘇梅”，又與歐陽修并稱“歐梅”。但是他仕運不好，直到五十歲才中進士，還是在歐陽修的推薦之下才進入國子監(jiān)。終于當(dāng)了官，六十歲左右就病故了。

從歐陽修的角度來看，梅堯臣的命運多舛。而這種不順利，表現(xiàn)出來就是一種“窮”，這并不僅僅表示物質(zhì)生活的貧困，更多地是指際遇不達、命運捉弄的狀態(tài)。實際上梅堯臣雖然在仕途上很“窮”，但是在北宋詩壇算得上拔尖人物。

我們在說到北宋初詩文改革的人物，莫不推崇領(lǐng)袖歐陽修。實際上這是一群人的努力，包括范仲淹、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和歐陽修。這些人當(dāng)中，以梅堯臣的理論和實踐最高。他的詩主張寫實，反對“西昆體”，作品力求平淡、含蓄，同時又整肅了初期因為反對“西昆體”而走偏，陷入佶屈聱牙、險怪崎嶇的“太學(xué)體”，在兩者中間走出獨特的“宋調(diào)”，被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歐陽修因為掌握了科舉工具，類似于今天高考作文的命題人，他大棒一揮，就從科舉教育、遴選官員上直接把詩文之風(fēng)給糾正了過來。而給他提供理論基礎(chǔ)的就是他的這些朋友們，當(dāng)然，也包括他自己。所以我們看到歐陽修遴選出來的門生，都是符合詩文革新派主張的學(xué)子，包括三蘇、曾鞏等人，這些人都成為散文名家，與歐陽修同列“唐宋八大家”。

梅堯臣的“窮”，是不是他成為大詩人的原因呢？在歐陽修眼中就是如此，因為“蓋愈窮則愈工”。

為什么會“窮而后工”？

歐陽修作出了分析：“內(nèi)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眱?nèi)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郁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于言傳的感受來。

這無非說明一個道理，一個大道理。

詩是情感波動的產(chǎn)物。

詩歌的靈魂是情感，在情感起伏的情況下才能寫出好詩。無論正面的情感，比如愉快、豪邁、喜愛，還是負面情感，比如痛苦、哀傷、憂愁，都能引發(fā)詩情。

相對而言，負面情感更容易觸發(fā)心情的激蕩和亢奮。詩人命運不濟之時，心中產(chǎn)生各種感情波動，波動越大，情緒越激烈，表達的欲望也就越強，創(chuàng)作自然就帶上了更加能打動人的特質(zhì)。而這種外物對內(nèi)心的影響，就會反過來影響作品的情感投射。這里的“工”，并非指用詞遣句的精巧，而是指情感的合拍和到位。

所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并不是寫詩讓人產(chǎn)生困窘，而是艱難的生活際遇讓人的感情波動劇烈，從而創(chuàng)造出好的作品來。

歐陽修的“窮而后工”和司馬遷的“發(fā)憤而作”，以及韓愈的“不平則鳴”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越是發(fā)憤、越是不平、越是窮，作品就會越有情感表達的激烈沖突，從而就更加容易打動讀者，讓人產(chǎn)生情感共鳴。

國家不幸詩家幸

這句話我們聽得更多，每每讀到戰(zhàn)亂流離時期偉大詩人的作品的時候，心中不由自主就要把這句詩念一遍。其實從文化角度來說，這句詩的下半句更有文學(xué)理論意義。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就像我前幾天有篇文章賞析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這就是典型的“賦到滄桑句便工”的代表。字詞簡單明白，可是背后隱藏了近半個世紀的人生漂泊，涵蓋了大唐最好的盛世和最混亂的轉(zhuǎn)折點（安史之亂），短短二十八個字，流不盡的滄桑歲月，人心變故。

這兩句詩出自清代詩人趙翼的《題元遺山集》：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

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fēng)。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趙翼是清代史學(xué)家、文人、詩人，與袁枚、張問陶并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這首詩是他題元好問的詩。元好問是金末至大蒙古國時期著名文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我們最熟悉的自然是“問世間情為何物”了，這就出自元好問的《摸魚兒·雁丘詞》。

元好問四十多歲的時候，金國滅亡，成為蒙古的俘虜，但是他拒絕出仕，專心學(xué)問，為保留金國歷史做出了巨大貢獻。趙翼這首詩大概就是說這么一回事，贊揚元好問的高潔，同時創(chuàng)造了文學(xué)理論名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意思是說元好問啊，雖然金國滅亡了對你來說是不幸的，但是因此成就了你的史學(xué)和詩文，這在文學(xué)上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其實這兩句話得分開看，“賦到滄桑句便工”是毫無疑問的，是文學(xué)作品成就的必然之路，而“國家不幸詩家幸”，那倒未必真正如此。

正如“窮而后工”所言，“國家不幸”實際上就是在物質(zhì)和精神上將文藝創(chuàng)作者推入了“窮”的境遇，從而產(chǎn)生“工”的結(jié)果。實際上“國家不幸”，是催發(fā)了大量愛國情緒的爆發(fā)，從而引起詩人情緒波動，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來。

但是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言：“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蔽覀儚脑姼枋方Y(jié)合歷史進程來看，“國家不幸”也未必會讓人“賦到滄?！薄?/p>

不幸各有不同，未必詩家幸

因為有一種國家不幸，是一種沉淪。

出現(xiàn)齊梁體的南北朝，出現(xiàn)晚唐體的晚唐，出現(xiàn)江西詩派的北宋末年，出現(xiàn)四靈詩派、江湖詩派的南宋末年，文人世子大都出現(xiàn)一種末世情緒。這種情緒濫觴之后，在詩風(fēng)的體現(xiàn)上要么就是及時行樂的艷詩、艷詞的宴樂派，要么就是講究避世的歸隱派。末世情緒渲染下的詩歌作品都是頹唐的，柔弱的，華美的，空洞的，所以只要社會進入一個正常軌道，也就是下一個王朝的開始，這種頹靡或空隱的詩文之風(fēng)就首當(dāng)其沖地被批判、被拋棄。

如初唐陳子昂、初唐四杰對齊梁體詩風(fēng)的糾偏，如范仲淹、歐陽修的詩文革新運動，這都是對在末世情緒下大行其道的靡麗、柔弱詩風(fēng)的批判和革新。

產(chǎn)生這種末世情緒的“國家不幸”，從文化角度來看肯定不是“詩家幸”了。因為在末世詩人們的心情并不激蕩，也沒有什么波瀾的緣故。沒有情感的飽滿和波瀾，又如何在詩歌的創(chuàng)作中帶入情感？所以這種時期的作品都是空洞浮華的。

有希望和情感波動才是詩家之幸

唯有在對國家還抱有極大的信心和希望，卻發(fā)生了“國家不幸”的時候，文人們才會群情激奮、斗志昂揚，文藝創(chuàng)作才會百花齊放，所謂之“化悲痛為力量”。

盛唐之時的“安史之亂”，大量的詩人看到了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但是對唐王朝并沒有失去信心，國家原本蒸蒸日上，忽然被叛亂擊穿，而這種叛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非正義的，國家的正統(tǒng)是需要維護的，并且也是值得維護的。戰(zhàn)亂與國家的矛盾，會激發(fā)詩人們的情緒，從而寫出好詩來。

杜甫、李白，正是盛唐向中唐轉(zhuǎn)折時期的詩人。而在平定安史之亂后，隨著國家的中興，韓愈、白居易、元稹等大批中唐詩人們更加燃起了希望。所以，盛唐、中唐大詩人輩出，集中出產(chǎn)大批優(yōu)秀作品，奠定了唐詩的頂峰高度。

靖康之恥也是一樣的情況，王室南遷，大批文人世子衣冠南渡，雖然歷盡艱難，但是對國家、對朝堂、對皇帝、對收復(fù)故土還是抱有極大的熱忱和希望的。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李清照、張元干、張孝祥、辛棄疾、陸游，都是宋詩宋詞的巔峰人物。他們的成就，正好證明“國家不幸詩家幸”。

這種感情沖擊和波動，到南宋中期，隨著朝廷偏安，主和派成為主流，也就逐漸消失了。詩風(fēng)、文風(fēng)也就往末世情緒發(fā)展。

而改朝換代，往往是前朝士大夫心灰意冷之時，國家敗落在意料之中，內(nèi)心雖然憂郁，但并沒有那種恢復(fù)正道的激情。就好像杜牧一樣，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只能是長嘆一聲“隔江猶唱后庭花”，并沒有實際的力量去改變整個大勢的傾頹。

看不到希望的憂愁，是沒有意義的。末世詩歌，雖然有情緒波動，但是也僅限于發(fā)發(fā)牢騷。這種眼看著向下，卻無力挽回的沉淪，讓大眾情緒好比溫水中的青蛙，慢慢被溫?zé)踔滤?，才是真正的、?dǎo)致衰敗的“國家不幸”。

對于老百姓來說，無非是又要改朝換代了。

對于詩人來說，在溫吞的日子里迷失，而且這種日子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是頭，沒有情緒激烈波動的創(chuàng)作者，失去了激情，又何來“詩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