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群學君

高流動帶來高風險

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說，如果發(fā)生在一千年前，那還用說，沒有ICU，沒有呼吸機，沒有抗生素，沒有防護服，甚至沒有口罩，當然得病的人和死亡的人不知比今天要高出多少倍！

當然，這么說沒錯。伴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和人類認知水平的提升，我們的醫(yī)療條件相比一千年前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人均預期壽命、出生嬰兒死亡率等基本指標的巨大變化都可以說明這一點。拿這次疫情來說，至少目前為止，死亡人數(shù)在人類傳染病史上海還真排不上號，相反，至少在中國，治愈人數(shù)已經數(shù)十倍于死亡人數(shù)了。這么看起來，我們生活在醫(yī)療技術高度發(fā)達的今天，確實是一件幸事。

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上面那個假設，也很有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收場：疫情發(fā)生在一千年前無論哪個國家的一個小村莊，或許到蔓延到附近幾個城鎮(zhèn)，死傷慘重，可是卻再也沒有大規(guī)模的傳播開，隨著天氣變化或者病毒自己的因素，有一天，它就這么悄無聲息的消失了。

有沒有這種可能？當然有。為什么？一千年前人類的空間流動能力，比現(xiàn)在要小得多，更不會有什么“全球化”的概念。社會學家費孝通說，傳統(tǒng)中國是“鄉(xiāng)土中國”，人們安土重遷，大部分人一輩子生活半徑不出巴掌大的地方，其實放到一千年前，英國也是“鄉(xiāng)土英國”，法國也是“鄉(xiāng)土法國”，印度也是“鄉(xiāng)土印度”，日本也是“鄉(xiāng)土日本”。人類不流動，自然病毒也無從人際傳播，這就是為什么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前，人類歷史上的大瘟疫，希臘的雅典鼠疫也好，羅馬的安東尼瘟疫也好，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瘟疫也好，盡管很慘烈，但基本上集中在一個地區(qū)，即便14世紀蔓延半個亞歐大陸的黑死病，主要的死亡還是發(fā)生在西歐和北非。

但是今天不同了。僅僅二十年前，“出國”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出一次國，可以炫耀小半輩子，但是今天，揣著一本護照滿世界飛，已經是尋常工薪階層也不難實現(xiàn)的夢想。全球化帶來的這種高度流動性，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卻也帶來了極大的流動性風險，特別是面對傳染疾病。差不多一周前，全球通報的確診病例大概只分布在三四十個國家，僅僅一周時間，基本上每個大洲都有病例發(fā)生了，這就是世衛(wèi)組織所謂的“大流行”。其實，“大流行”的這個“大”，未必指這個疾病多么嚴重，致死率多么驚人，而是指它的高傳染性和全球化時代的高度流動性累加在一起，造成了無法精確防控的公共危機。

這種危機，是任何一個不想自外于全球化、國家化的現(xiàn)代文明國家都無法避免的，也是全球社會必須共同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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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蘭

越是現(xiàn)代化，越面臨系統(tǒng)風險

全球化帶來的高流動風險，只是現(xiàn)代人面臨的危機之一。相比起古代人，我們還要面對更糟糕的。

還是回到一千年前，假如你住的村莊里發(fā)現(xiàn)了疫情，你要怎么辦？其實也簡單，套上馬車，帶著農具牲口，跑到一百里外，找片空地，先暫時安頓下來。反正一樣是織布種地挑水澆園，生活都是自給自足，以一個家庭為單位，在張莊和在李莊，不會有太大差別。

但是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代人呢？可以也這么做嗎？基本不可能。

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里，你的基本吃穿用，都沒辦法自己生產，都得靠和外界的接觸，你的基本需求：洗澡、洗衣、上廁所、倒垃圾、看電視、上網……所有這些，單靠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人都必須深深依附在整個社會中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節(jié)奏。當然，有錢人可能會更自由些，比如C羅，據(jù)說他包下一個小島，和家人避居島上直到疫情結束。但問題是，世界上有幾個人能像C羅那樣的一擲千金？再說了，即便避居島上了，C羅一家也不可能在上面男耕女織，還是要靠外面的直升機運送生活物資，這種不可控的風險，依然無法斷絕。

這就是德國大社會學家烏爾里希 · 貝克說的“風險社會”。按照貝克的說法，今天是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系統(tǒng)化的社會，也就是說，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鑲嵌在整個“生活系統(tǒng)”當中。現(xiàn)代化程度越高，這種整合程度就越高，相應的，那種“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因為一個不起眼的小毛病引起整個社會大動蕩的可能性，也會越高。前電話時代，人和人之間一兩個月不通音信，問題也沒多大，日子照樣過，今天，微信和支付寶哪怕停止工作半天，你試試看？全中國恐怕都要瘋了。

并且，無論你有錢沒錢，有權沒權，都不可能自外于這種“系統(tǒng)風險”。貝克舉了個例子，跟今天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很像——他說，上流社會擔心食品安全，這個激素超標啦，那個重金屬含量太多啦，等等等等，怎么辦呢？很簡單，用金錢杠桿，去最貴最好的超市（通常代表食材最新鮮最健康），最好每個雞蛋都能打上標簽，追蹤到生它的那只母雞！貝克用了很形象的說法：這其實是把“室內風險”推到了“室外”，換句大白話，就是“把頭埋到沙子里做鴕鳥”。你自以為送上門的食材是受到嚴格監(jiān)控、確保安全的，但是，你能控制所有的大氣和水循環(huán)碼？你能控制空氣中揚塵和污染嗎？貝克說，按照這種邏輯，“只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是最安全的。

實際上，至少從工業(yè)革命開始的那一天起，人類就面臨著“現(xiàn)代化”的這把雙刃劍帶來的困境。我們一方面享受物質的日益豐足，生活上的日益便捷，視野上的日益開闊，一方面，也日益承受著“現(xiàn)代化”種下的惡果，特別是這種身處其中無可自拔的“整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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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德黑蘭

知道的越多，我們就越無知

其實，貝克說的“風險社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現(xiàn)代社會，在高度理性化的表象之下，往往也暗含著高度不確定的灰色空間。

還是回到一千年前那個沉疴遍地的小村莊，那個時候，沒有解剖學，沒有解剖學，沒有現(xiàn)代生物學，沒有現(xiàn)代化學，沒有公共衛(wèi)生學，總之，我們今天用來解釋“疫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病毒的傳播機制”、“得了病該如何治療”、“普通人該如何防控”等一切問題的所有知識體系，在一千年都不存在，那么，村子里的人該怎么面對這一切？

一個最常見的解釋是，我們村里人前世做了壞事，這是上天降罪，禍及子孫。于是，要么求痘神娘娘，要么求瘟君太歲，或者請媽祖土地張?zhí)鞄?，在歐洲嘛，禱告上帝，在中東嘛，乞求真主……所有這些辦法試了都不行，還有最后一條說服自己和大家的理由：這就是命。

一旦承認“這就是命”，那就意味這天王老子來了也不管用，哀莫大于心死。但死心了，也有好處，那就從容赴死再求來世唄，內心反而寧靜了。

其實，在社會心理學上，這是很常見的心理現(xiàn)象，我們把它叫做“歸因”，就是面對未知的東西，就是編，也要給自己編一個說法，讓自己心里過得去，讓自己相信。否則，我們會惶惶不可終日，生不如死，這是很可怕的事。至于歸因正不正確，那反倒是其次。

話說回來，現(xiàn)代社會，科技如此發(fā)達，這種近似于“尋求心里安慰”的歸因，不僅沒有消失，依舊大張旗鼓地在我們每個人內心存在。

比如這次疫情，知道今天，依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打著包票說，我知道病毒究竟是從哪里來的——而且我相信，起碼兩三年內，我們想完全弄清楚來龍去脈，恐怕也很難，承認這一點，不僅不可恥，而恰恰證明了現(xiàn)代科學的嚴謹。

但問題是，面對病毒帶來的這么嚴重的后果，我們普通老百姓無法接受這種“嚴謹”啊，現(xiàn)代科技不都這么發(fā)達了嗎，怎么連這么個小病毒都對付不了？我們武漢人是造了什么孽嗎，為什么偏偏發(fā)生在武漢？可以說，疫情造成的傷亡越大，人們越需要立刻知道原因，知道這其中的因果關系，也越需要找到一個假想敵：不管他是帝國主義、官僚主義還是蝙蝠、果子貍。只有找到假想敵，悲痛的情緒才有發(fā)泄的對象，心中的怒火才有開炮的目標。

可以說，在嚴肅的現(xiàn)代流行病學結論之前，非專業(yè)人士一切有關疫情因果關系的討論，都多少帶有“歸因”的色彩，盡管討論的過程或許增加了很多現(xiàn)代科學的元素，但在心理本質上跟一千年前的求神告佛，區(qū)別不大。

這就是貝克在《風險社會》中說的現(xiàn)代人的認知困境——整個現(xiàn)代科學體系，就建立在明確的因果解釋鏈基礎上。現(xiàn)代科技越發(fā)達，我們就越篤信，至少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現(xiàn)代科技”搞不定的東西，即使現(xiàn)在搞不定，科學也能給我們解釋，為什么現(xiàn)在搞不定，到什么時候能搞定。于是，一旦遇到似乎不可解釋的現(xiàn)象，特別是災難時，我們就立刻焦慮、惶恐、不安乃至憤怒。但是，大部分人忘了古典哲人告訴我們那個最通俗的道理，假設我們已知的領域是一個圈，那么這個圈越大，它的外延所接觸的未知的領域就越多。

比如這次疫情，大部分科學家的判斷，傾向于病毒來自某種野生動物宿主，但問題是，哪怕所有人再也不吃野生動物，每個人都分餐、勤洗手、戴口罩，病毒就永遠不會再造成危害嗎？絕不可能。在這個星球上，病毒存在的時間要遠遠超過我們這種所謂處在食物鏈頂端，不可一世的高級靈長類動物，或許人類這個物種有一天會滅絕，但病毒依然會存在下去。我這么說，不是告訴大家放下口罩，重拾野味，而是說，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做好科學防護，把病毒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的認識到，這種“最低”，永遠不可能是零，人類存在一天，就必須做好應對來自未知世界風險和打擊的準備。

某種程度上說，現(xiàn)代科學的精神內核，不是“不所不知”，而恰恰是“知道自己的無知”。而那種唯科學主義丟掉了，恰恰是這種最寶貴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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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邱

人類能都克服短視，

真正團結起來？

疫情期間，我看了不少災難片，所謂“以毒攻毒”吧。我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幾乎所有的災難片，在結尾或者高潮部分，都有一個“主旋律”，就是面對人類共同的災難，號召這個星球上所有的人都能放下芥蒂，摒棄成見，團結起來，共赴災難。

特別經典的橋段，比如《獨立日》、《后天》、《2012》里美國總統(tǒng)們公開講話和誓詞，當然，你可以說，這不過是美國主導全球化進程，決定人類命運的“政治正確性”的體現(xiàn)。但客觀上說，至少啟蒙運動以來，直到20世紀，人類歷史大的方向，是朝著“團結一致向前看”邁進的，甚至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我們都希望能夠在自相殘殺的廢墟上建立再次團結的“共同體”。

可惜的是，人類的短視，特別是政治思想上的短視，導致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在20世紀乃至21世紀遭遇到巨大挫折。這次疫情全球化的危機告訴我們，無論我們愿不愿意承認，這個星球上的所有國家，都已經是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即便目空一切的超級大國，盲目自大，盲目排外，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我們這個物種，既然能夠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一躍而迅速登上食物鏈的頂端，在極端的時間里，創(chuàng)造如此燦爛的文明，相信，也一定能丟掉一葉障目的滑稽和短視，重新攜起手來面對未來，就像這場正在遍及全球的瘟疫，終有被戰(zhàn)勝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