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近400年中，從曹魏建立到隋朝統(tǒng)一，除西晉的30年以外，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分裂的混亂狀態(tài)。先是三國鼎立，司馬氏短暫統(tǒng)一中國之后，很快就由于“八王之亂”東遷，接著就是五胡十六國，出現(xiàn)了南北對峙。不論南朝還是北朝，都在不到兩百年中，更替了四五個朝代。在這樣的分裂和混亂的時期，書法藝術(shù)并沒有因此而停滯，反而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對于隸書到楷書的過渡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晉代的書法，可與唐詩、宋詞、元曲并提，成為書法發(fā)展史上的巔峰。因此有“唐詩，晉字，漢文章”的說法。

曹魏建立之后，仍與吳、蜀鼎立，三分天下。但從整個文化發(fā)展來看，實應以魏為主。就書法藝術(shù)來說，也以魏的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魏武帝曹操的書法水平本身就比較高，他對于善書的人也比較器重，他得荊州后曾專門派人訪求梁鵠，就是因為梁鵠字寫得好。在曹操的倡導下，魏代出現(xiàn)了邯鄲淳、衛(wèi)覬、韋誕、鐘繇等書法家。從《黃初殘碑》、《石三字殘碑》、《膠東令王君斷碑》、《廬江太守范式碑》和《王基斷碑》來看，雖不知書者，但其樸茂凝重，仍不失漢碑的風骨。

蜀國地處西川一隅，一心想重回中原，在書法上并無建樹。吳國倒是出現(xiàn)了著名的書法家，也有藝術(shù)價值很高的石刻存世。如《吳衡陽郡太守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和傳說皇象的《天發(fā)神讖碑》。其中《天發(fā)神讖碑》因為扁筆作隸書，就像現(xiàn)在拿著美工用的排刷去寫字，這種風氣本來在曹魏時期已經(jīng)開始流行。啟功認為這簡直是用正方形作車輪，肯定不能走得遠。其實其筆法取隸，字形用篆，棄其簡易，獨取繁難，再加裝飾筆畫，足使學書者望峰卻步，不敢高攀。

在書體上，魏初的石刻仍用漢隸，到了《吳衡陽郡太守葛府君碑》開始用了真書，《葛府君碑》是書法史上第一座用楷書書寫的石碑。從此，已不像兩漢時期那樣以隸書為主，而真書、行書開始盛行，與隸書地位相當，而草書則次之，篆書則幾乎無聞。孫過庭在《書譜》中說：“趨便適時，行書為安，題勒方幅，真乃居先，斯也會風所驅(qū)，勢有自然?！笨梢姰敃r日常應用當中行書相當普遍，而刻石時才會認真地寫楷書或隸書。草書由于書寫過于隨意，辨認困難，并不適合作為平時書寫使用，唯有醫(yī)生一直還在使用到現(xiàn)在，不過很快就會被電腦打字所取代了。

魏晉之時，開始有了師承和書派的風尚，各種書體已都具備并成熟了，且書家輩出。如漢隸有蔡邕，草書有張芝，行書有劉德升，楷書有鐘繇。魏代赫赫有名的大書法家鐘繇，他的行書就是師從劉德升，和另一個書法家胡昭“同出劉德升之門”。只是“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卒于無聞，而繇獨得以行書顯?！倍婔淼摹缎举N》最為著名。漢魏各名家的作品，因離晉代不遠，也有利于臨摹真跡。而且到了魏晉，不像漢代那樣不在自己的墨跡上留名，臨摹者也不知自己的老師是誰，從而師承關(guān)系就比較清晰。如邯鄲淳師從曹喜，韋誕師從邯鄲淳，從韋誕到衛(wèi)覬、衛(wèi)恒、衛(wèi)夫人、王曠（衛(wèi)的中表、王羲之之父）、王羲之、王獻之、羊欣等，就是一脈相承，親相授受的。而鐘繇師從劉德升，當時與之齊名的是衛(wèi)覬。魏初的兩座名碑《上尊號碑》和《受禪碑》，據(jù)傳就是他們兩人分別書寫的。又稱《受禪碑》系王朗文、梁鵠書、鐘繇鐫字，謂之三絕。從此學書者多以鐘繇或衛(wèi)覬為宗，但也有兩者都學的。

南北朝時期書法形成了兩大派。

南朝因襲晉制不準立碑，所以帖多。北朝沒有這樣禁止，所以碑多。帖宜于行、草，自然就以流美為主，碑宜于楷隸，自然就以方嚴為尚，南確婉麗清媚，富有逸氣，北則雄奇方樸，富有豪氣。

南北并非涇渭分明，只是碑少。如晉的

《爨寶子》，《枳楊府君碑》。宋的《爨龍顏》，梁的大字之祖《瘞鶴銘》，《始興武忠王碑》等，都與北朝齊名。

魏碑（北碑），即指北魏的石刻?？涤袨樵谒摹稄V藝舟雙楫》中把《魏碑》歸為十美十三宗。

南北書派論以清代金石大家書法家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最有代表性，對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但康有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南北之分并不明顯也不重要，但尊碑抑帖的觀點其實是相同的。他在《廣藝舟雙楫》中稱贊碑學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tài)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jié)構(gòu)天成，十曰血肉豐美?！庇衷凇蹲鸨诙分姓f：“晉人之書流傳日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臂如子孫曾元，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迥別。”可見康有為尊碑抑帖，是認為諸貼不易保存，流傳的法貼經(jīng)過多次重鉤摹刻已經(jīng)失真了。

金石學所影響的書風，造就了有清一代眾多的尊碑的書畫大家，何紹基，趙之謙、張裕釗、吳昌碩、鄧石如、伊秉綬、黃易、奚岡等。

至于南貼，其實不必局限于南朝的法帖。西晉陸機被稱作“洛陽三俊”之一，他所寫的《平復帖》，是中國存世最早的名家墨跡。西晉著名的寫本還有新疆出土的兩種《三國志》寫本殘卷，書法在隸楷之間，捺筆滯重，有樸拙的風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諸佛要集經(jīng)》殘卷，書寫風格和《三國志》殘卷相似。新疆羅布泊古樓蘭遺址曾發(fā)現(xiàn)一批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當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nèi)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這些殘紙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寶貴資料。羅布泊出土的木簡中，年號最早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為建興十八年(330)；木簡有楷書、草書、章草、行書等，是研究魏晉書法的重要資料。

東晉《真書曹娥誄辭卷》，絹本，縱32.3厘米，橫54.3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此卷墨跡是傳世小楷書早期杰作。書者名字已佚，但就作品本身風貌及有關(guān)文獻記載，可以確認為唐以前的作品。此卷內(nèi)容為東漢上虞縣長度尚為孝女曹娥所寫的誄辭，文章作于東晉穆帝升平二年(358)。書心字體扁方，有大量晉唐人觀款，卷后有宋高宗趙構(gòu)、元虞集、趙孟頫、喬簣成等人題跋。曾經(jīng)南朝蕭梁內(nèi)府，南宋內(nèi)府、賈似道，元內(nèi)府、郭天錫、柯九思，明韓世能、王錫爵，清王時敏、清內(nèi)府等庋藏。

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道士王圓籙，在清除洞內(nèi)積沙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藏經(jīng)洞，洞內(nèi)藏著經(jīng)卷文書多達四萬五千余卷，成為震驚世界的偉大發(fā)現(xiàn)。這批經(jīng)文最早寫于公元359年，最晚寫于1002年，從東晉到北宋，前后達七個世紀，內(nèi)容包括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宗教藝術(shù)等各個方面，其研究價值無與倫比，簡直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傳統(tǒng)的寶庫。從書法藝術(shù)的角度來看，這些由專門的寫經(jīng)手寫下的墨跡，真草隸篆行各體都有，特別是楷書和行書居多，其豪健爽利、稚拙樸厚、天真爛漫等特點，對書法創(chuàng)作極具參考、借鑒意義，成為書法藝術(shù)研究、取法的對象。經(jīng)文中不乏精美的上品妙品。目前發(fā)表面世的，有的是國外博物館珍藏的，大部分是國內(nèi)博物館、研究機構(gòu)、美術(shù)館及私人所藏公開披露的，多件達到了“國寶”級的標準。雖書寫年代不一，其共同一點是，都帶有各個時代的書寫痕跡。而晉代經(jīng)文，多用蔴紙、桑皮紙等原材料，帶有晉人的瀟灑筆意，尚韻用理，顯得俯仰變化，時出奇逸，不主故常，奇宕瀟灑。唐代是楷書的鼎盛時期，這個時代的經(jīng)文多為小楷，法度嚴整，氣息精美，整齊工穩(wěn)。到了宋代，則意態(tài)活潑，稚拙生趣，別開生面，又是一番面貌。

東晉《萬歲通天帖》是唐萬歲通天二年（667），武則天向王方慶征集王羲之墨跡，方慶將家藏自十一代祖王導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書共十卷獻出，武則天命人全部雙鉤廓填。此帖即十卷之一，宋時。其中尤以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徽之《二日帖》、王獻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為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