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發(fā)生的魏滅蜀之戰(zhàn)可以說是三國鼎立之時出現的最后一個高潮階段了。它發(fā)生在高平陵之變的16年后，當時的魏國實際掌權者是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此戰(zhàn)中，鄧艾率領部將翻山越嶺，穿過崎嶇的陰平小徑，直抵成都平原，進而一舉滅掉蜀漢。

      這場奇襲的關鍵是鄧艾率領的魏軍繞過了劍閣天險，成為軍事史上的經典戰(zhàn)例。但是奇怪的是，戰(zhàn)爭勝利之后，魏國的兩位主將鐘會、鄧艾之間反而激化了矛盾，最終在一番混亂斗爭之后，兩位伐蜀主將先后被殺。鑄就了魏國勝利的兩位關鍵人物，在他們功成名就之所留下的卻是一段悲劇。那么鄧艾和鐘會究竟有何矛盾，其背后又有哪些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的官場主流是豪族世家子弟，通過九品官人法選拔出任。但是鄧艾原本是襄城典農（典農是曹魏負責屯田的機構）屬下的部民，其社會地位比自耕農還要低微，不僅貧窮，甚至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后來鄧艾憑其才學被推薦為典農都尉（相當于縣）學士，由此可以擔任典農都尉的佐、干等下級官吏。正因獲得功績，鄧艾才出現在了伐蜀的戰(zhàn)場之上，這完全是憑借自己的戰(zhàn)功得以登上高位的。但是，在當時崇尚玄學、清談的時代里，鄧艾卻患有非常嚴重的口吃，從文化風范上就已經與世家子弟格格不入，甚至就連司馬昭也曾針對他的口吃毛病而嘲笑過他。

      事實上，鄧氏曾經也是南陽新野一帶的大族，但到了鄧艾之時已經落魄，不被主流世家階層所接納。與鄧艾相比，鐘會的家世底蘊要深厚的多，他是漢末名臣鐘繇之子，潁川鐘氏在漢末清議中頗受推崇，士林聲望很高。正因同屬世家子弟的關系，鐘會和司馬昭的關系非常密切，是其非常親信的謀臣。當時的司馬氏正處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狀態(tài)，司馬昭實際掌握了大權，但是因為深厚的友誼，他與鐘會之間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拿對付的父祖名諱開玩笑，并無太大尊卑等級之差，這是鄧艾完全無法比擬的。

      伐蜀之戰(zhàn)的動因也非常特別，這并不是一場源于統一天下志向考慮的戰(zhàn)爭，而是司馬氏受內政驅動而做出的選擇，為什么這么說呢？原來從高平陵之變到公元258年司馬昭平定淮南諸葛誕叛亂，已經徹底掃清了篡權道路上的障礙，故而在班師回朝的幾個月后，朝中便有了“封晉公、加九錫”的提議?！熬佩a”是秦漢時期皇帝專用的禮器。有了當年劉協與曹丕之間的漢魏禪讓先例，大家都很清楚新一輪禪讓即將開始。不過雖然司馬昭的心思，路人都已經知道了，但士大夫們依然不愿意說破。然而當時的魏國皇帝曹髦性情剛烈，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那就是親率隨從出宮誅殺權臣司馬昭，不過卻在路上被刺殺身亡?；实鄣乃澜o司馬氏造成了極大的道德壓力，忠臣的面目偽裝不下去了，禪讓皇位中你情我愿的棉紗被挑破了。此后五年，司馬昭都不敢接受“加九錫”的提議，政治進程陷入了僵局。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司馬昭被迫尋求建立不世功勛，獲取一部分法統支撐來推動篡魏進程，他決定向南方的兩個鄰居動手，并最終選擇了實力相對較弱的蜀漢。蜀漢，又稱季漢，位于長江上游，同時控住了漢中、隴西南部等地，對洛陽具有一定的威脅，同時位于吳國上游，因此吳軍如果派遣救兵，必定逆流而行，阻力甚大。不過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的前一年，蜀漢軍隊在姜維的率領下依然對曹魏邊境展開了騷擾，甚至雙方的實力也沒有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所以鄧艾最初并不支持這次戰(zhàn)爭。

      因為司馬昭派人專門說服，鄧艾后來勉強同意了伐蜀計劃。與之相比，鐘會則是從頭到尾都參加了戰(zhàn)爭方略的制定，是這場戰(zhàn)爭的實際執(zhí)行者，而鄧艾僅僅受命率領了一支偏師而已。然而戰(zhàn)爭的結果卻出人意料，心高氣傲的鐘會被姜維堵在了劍閣，鄧艾卻繞過劍閣搶了頭功，兩人的矛盾由此爆發(fā)。一場誣蔑和背叛的戲碼開始上演，最終鄧艾、鐘會和姜維三位名將，未能戰(zhàn)死沙場，卻毀滅于陰謀和兵變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鄧艾和鐘會的沖突到了后來又一次重演。在晉伐吳之戰(zhàn)中，自益州順江而下的王濬沒有按照原計劃在秣陵停軍整頓，接受統帥王渾的統一指揮，而是直取建業(yè)逼迫孫皓投降，搶占了頭功?！巴鯙F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霸氣側漏的背后是主帥王渾的憤怒，他立即上表指責王濬違反軍令、不受調配、并誣蔑其有罪。王渾對待王濬勝利的態(tài)度，與當年鐘會對待鄧艾的態(tài)度如出一轍。所幸晉武帝司馬炎處置得當，并未激起更大禍患，顯然是吸取了當年鄧艾被誣身亡的教訓。

      和鄧艾一樣，王濬同樣不屬于魏晉世家群體，與司馬氏家族缺乏淵源，同時在王濬之前家族并沒有仕宦記錄，處于晉朝官場的邊緣地位。相比之下，王渾出身太原王氏（也就是司徒王允的家族），其父王王昶是曹魏時期的司空，和河內司馬氏關系密切。之所以會兩次出現魏晉前鋒將領的寒門世家之爭，與魏晉時期的官僚體系結構有關。前面提及，魏晉時期的官僚選拔制度是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這原本是為了彌補察舉制的不足而設立的一套選官體制，但在長期實操中，通過聯姻、交游、同袍、征辟等方式逐漸形成了一股利益共同體，并因為玄學和清談風氣的崛起，不僅從政治利益、就連文化精神上也逐漸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認知。

      鐘會、王渾都屬于魏晉時期以司馬氏家族為核心的世家利益集團人物，而這也成為西晉王朝的政治基礎。不過，司馬氏雖然是世家階層的代表，但當司馬炎篡魏立晉之后，雙方之間的裂痕同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豪族世家與皇權之間的矛盾促使西晉不得不將拱衛(wèi)中樞皇帝的藩籬重任寄托到司馬氏藩王的身上，這同樣是吸取了曹氏因宗親羸弱而覆滅的教訓。

      狹隘化的政治基礎使得西晉自開國之初就顯得暮氣沉沉，世家利益集團為了壟斷政治利益表現出了強烈的排他性，這是鄧艾、王濬戰(zhàn)場勝利后出現被誣蔑遭遇的重要原因。而這種對政權的壟斷，不僅抑制了官僚體系內部的流動，導致官僚機構的僵化和缺乏火力，同時也堵住了有才華卻出身貧寒的底層民眾，他們的晉升通道。這實際上也是西晉短促而亡的深層原因，缺乏廣泛民眾的支持，藩王們不僅未能阻止豪族世家和外族勢力的崛起，反而陷入了爭奪權力的內斗中，將歷史拉進了東晉十六國的亂世風云之中。

      綜上所述，鄧艾、鐘會伐蜀之后，為爭奪功勛而雙雙被殺的悲劇，其背后并非簡單的孤例。將其余后來發(fā)生的王濬、王渾之爭，我們可以分析出司馬氏集團內部的官僚選拔弊端，政治結構的弊病等。正是因為這種狹隘、薄弱的政治基礎，才導致了西晉雖然完成了大一統，卻從一開始就暮氣沉沉，最終毀于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