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孝王六年（前905）秦非子因養(yǎng)馬有功而被封到秦邑一帶，成為天子的附庸國，到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王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正式冊封為諸侯王。

一百多年間，秦國幾乎嘗盡了國弱被人欺的滋味。因為封地偏西，遠離中原核心地帶，秦國就一直被視作落后于東方六國的蠻夷。

直到秦穆公時期，秦國滅掉了西方的十多個少數(shù)民族國家，將疆域擴大了千余里，秦國在春秋時期的腰桿才挺得更直了些。

可是若空有大地盤，沒有守護國土的實力，這樣的繁盛也只能是曇花一現(xiàn)。尤其是在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初年魏國對自己的一系列侵犯之后，秦國更是堅定了發(fā)展國力的信念。

秦孝公時期，這位'發(fā)憤于西陲'的君主，面向天下廣招人才，意圖通過這些人才去革除秦國的一些弊病，幫助秦國走向強大。也正是在秦孝公這樣的納賢政策之下，在魏國仕途受阻的商鞅便動身去了秦國。

商鞅本是衛(wèi)國人，且出身高貴。年輕時，商鞅就對法家的思想非常感興趣，受到變法先驅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后來他到魏國為官，本也受人賞識。但因為魏惠王未重用商鞅，他又擔心自身安危，便離魏去秦。

雖然后來秦國變法干得轟轟烈烈，但一開始的推行也很不順利。

《商君書·更法》記載，秦孝公一開始對變法，也擔心'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而當時被秦孝公寄予厚望的商鞅、甘龍、杜摯三人，在變法事宜上觀點也不盡相同。

商鞅認為'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而甘龍認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據(jù)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

不僅如此，杜摯還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不應變法的理由。他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還說：'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不過這場爭論的結局呢，我們都知道，商鞅勝出，秦國隨后開始改革。

商鞅變法的起點，是三人論辯之后，秦孝公隨即頒布的《墾草令》。

這其實是商鞅向秦孝公提交的變法'預案'，核心就是'重農(nóng)抑商'。而在這部法案頒行的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正式任命為左庶長，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變法。

在《商君書》中，商鞅列舉了秦存在的弊病。故而之后的改革措施，基本都是針對這些問題的。圍繞農(nóng)業(yè)這一立國之本，商鞅的改革舉措基本如他在《商君書·去強》中所說的'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nóng)，粟爵粟任，則國富'一樣。

在農(nóng)業(yè)和民生領域，除了《墾草令》，還有廢除井田制，推行分家政策，統(tǒng)一度量衡。井田制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土地制度，出現(xiàn)于商朝。在這種制度下，土地屬于天子，庶民受其恩惠，得到土地的耕種權。然而這種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實際的執(zhí)行效果非常一般，到了春秋時期儼然成了披著國有外衣的貴族土地私有制。所以為了增強國家對土地的控制，保證稅收，商鞅便果斷地對井田制動了手。

而分家制，與當時的軍事政策是相輔相成的。當時商鞅重新編訂了全國的戶口，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開始按人頭征收軍賦。而既然以家庭為單位，那全國戶數(shù)越多就能征得更多的軍賦。所以要求成年男子從本家獨立的分家政策便應運而生。

而統(tǒng)一度量衡，則是便于國家政令能夠在各地更好地被執(zhí)行。隨著秦國疆域的擴展，全國各地文化、度量衡等不統(tǒng)一造成的問題更加突出。所以為了提高地方對中央政令的執(zhí)行效率，商鞅展開了對度量衡的統(tǒng)一。而客觀來說，這還有利于各地的平行和民間交往。

而在軍政方面，則有遷都咸陽；用軍功爵制代替世襲制；推行郡縣制等。遷都一事，很顯著的好處便是打擊原本的貴族勢力，助推軍功爵制的施行。而以軍功受爵，又益于激發(fā)秦軍士氣。而廢除世襲又與郡縣制聯(lián)系密切。

這二者的實施，都有助于中央加強對地方的掌控?？刂茝娏?，賦稅便能落實，國家財政和兵力才有了保障。

可以說，正是商鞅推出了一系列環(huán)環(huán)相扣，相互聯(lián)系的政策，使得變法呈現(xiàn)出'1+1>2'的局面。而這樣全方位的實力的提升，最終使得秦國國力得到質的飛越。這為之后秦國'掃六合'立下了基礎。

國家大事，并無'一步登天'之捷徑。秦能取得最終的勝利，也依賴于其'六世之余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