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德國人辛德勒一個人的善行，拯救了上千猶太人的生命。以他為原型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有一句著名的臺詞：“拯救一個人，就是拯救整個世界?！蓖瑯邮窃诙?zhàn)中，在遙遠東方的中國上海，數(shù)以萬計的猶太難民躲過了屠殺。

上海成了這些猶太難民在東方的諾亞方舟，挽救了許多猶太難民的生命；在上海的避難經(jīng)歷，也影響了許多人的一生。位于虹口區(qū)長陽路上的上海摩西會堂，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2007年，摩西會堂改建為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從最初的零史料，到今天的數(shù)百件珍貴館藏，這座紀念館用一件件凝聚著歷史記憶的實物檔案，記錄了歷史的諸多細節(jié)。70多年前那段有溫度的往事穿越時空，在世人眼前再現(xiàn)。

從“零史料”開始智能手機殺毒軟件籃球運球基本功2018蘋果9月份發(fā)布會

1994年的一天，在上海市外辦工作的陳儉，受派到虹口參加一次“猶太難民重聚上海”活動。那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原猶太難民首次重回上海，60多位原猶太難民和社團領袖、研究者相聚在霍山公園，為猶太難民紀念碑揭幕。陳儉至今記得，那天大雨滂沱，原猶太難民和他們的家屬眼睛里飽含著淚水，佇立雨中久久不愿離去?！蔼q太人在上海避難的那段歲月已經(jīng)過去了70多年，直到2007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建立，我們才真正開始重新挖掘這段歷史?！标悆€告訴記者。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坐落于虹口區(qū)長陽路上的摩西會堂。1907年，旅居上海的猶太人在熙華德路建造了摩西會堂，以紀念最早來上海的俄羅斯猶太人移民摩西·格林伯格。后來，由于俄羅斯猶太人不斷來到上海，上海原有的摩西會堂顯得過小，1927年，新的摩西會堂在華德路（今長陽路）62號建立，也稱為華德路會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中，曾有至少1.8萬名猶太難民居住在虹口地區(qū)的長陽路、霍山路、高陽路等地方，摩西會堂成了難民經(jīng)常聚會的場所。這里曾給過顛沛流離的猶太人最溫暖的收留，這里也曾見證了中國人的善良和寬容。于是，2007年，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政府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斥資100萬美元對原摩西會堂進行了修繕。

修繕后的摩西會堂舊址成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用以紀念猶太人在上海避難的這段歷史。當時的虹口區(qū)外辦主任陳儉，成為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他告訴記者，擔任館長后不久，他受邀參觀柏林大屠殺紀念館，其中一個展廳令他深受刺激。那里有一個小地球儀，標注著二戰(zhàn)期間為猶太難民提供庇護的國度。在上海的位置上，插著的是一面日本國旗。有當?shù)厝私忉專敃r上海虹口地區(qū)有很多地方是日本人聚居區(qū)和占領區(qū)，一些不明就里的猶太人以為是日本人救了他們。實在是荒謬之極！且不說二戰(zhàn)中日本和德國是簽訂協(xié)約的邪惡法西斯軸心國，那些曾經(jīng)避難上海的猶太人最清楚，給予他們庇護和幫助的是中國人。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最早的一批參觀者中，就有曾在這里避難的猶太人。陳儉記得，一位猶太老人找到他，表達了對上海猶太紀念館館名英文翻譯的不同意見。紀念館的英文名字直譯應是memorial hall，但是老人覺得不合適，應該改為museum（博物館）。老人對陳儉說：“你要相信我這個80多歲老太太的智慧。在英文中，紀念館不是紀念死者就是紀念災難的。但是在這里我完全感受不到這種氛圍，在這里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于是，在她的建議下，紀念館被在英文中翻譯成了museum。不管是“紀念館”還是“博物館”，陳儉都真切地感覺到史料的匱乏。這座新生的紀念館，除了摩西會堂這座建筑外，沒有一件實物展品。紀念館最初獲得的實物史料，只是復印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幾張猶太人辦的報紙，僅此而已。要讓人們正確地、詳細地了解那段歷史，必須要有足夠的史料。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開始了史料收集之旅。收集者先是遍訪了原猶太難民曾經(jīng)居住過的上海里弄，從老鄰居手上收集到一些猶太人當年的生活用品，比如一家奧地利猶太難民曾經(jīng)使用過的心形雕花桌椅。但類似這樣的史料，一是能夠找到的不多，畢竟已經(jīng)過了幾十年，當年避難上海的猶太人留下的生活用品，能保留下來的就很少，再被發(fā)掘出來的幾率就更小了；二是生活用品能夠提供的歷史信息有局限。更有歷史價值的是原上海猶太難民及其后裔保留下來的實物，但是這條路開始走得并不順利。

在最初的兩年中，曾有兩件事讓陳儉深受觸動。剛建館的時候，一位在澳大利亞生活的原猶太難民到中國來演講，這位原猶太難民對中國也有很深的感情，他提出要把來中國演講所得的4000元人民幣全數(shù)捐給紀念館。演講中，這位原猶太難民隨身帶來了當年坐船到中國來時的船票票根。陳儉希望他能把這張票根捐給紀念館，但對方拒絕了，理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張票根一直伴隨著他，每次講演的時候，他都把票根拿出來展示，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所以不能捐出來。另外一位猶太老人，在二戰(zhàn)時期曾在上海避難，并在上海工作多年。她到紀念館來參觀時，隨身帶了一個檀香扇和一本歐洲護照，這都是那段歷史的珍貴見證。但是，當陳儉誠懇地提出能否把這兩件物品捐給紀念館時，老人先用上海話親切地稱他“小阿弟”，然后遺憾地說：“世界上有很多猶太博物館，他們早就到我們這里要過東西了，能捐的早就捐了，能留在我身邊的，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活著的時候我不會給你的?！?/p>

“這段歷史過去60年了，我們才開始史料征集的工作，這些猶太難民顛沛流離，能一直留到今天的東西，都不會隨意捐出去?！标悆€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了近三年，但是陳儉和他的團隊從未放棄努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開館三年后的2010年，紀念館終于迎來了第一件實物展品——一輛玩具黃包車。

從黃包車到名單墻

2007年的一天，在德國的漢堡晚報上，陳儉看到了一篇特別的文章，標題是《中國人救了我》。漢堡當?shù)匾粋€名叫約瑟夫的老人是原上海猶太難民，他一直收藏著60年前從中國帶回的竹制玩具黃包車，那是他小時候在上海避難期間的玩具。

文章里講，約瑟夫1944年出生于上海，在這里度過了五年難忘的童年時光。在他的印象中，他有一位上海鄰居以拉黃包車為生，這位鄰居收工回家時，常常把約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上黃包車到街上兜風。黃包車成了他對上海印象最深的記憶。陳儉告訴記者：“我看到以后就想，老人如果能把這件玩具黃包車送給我們博物館就好了。”但是，鑒于前幾次征集的失敗經(jīng)歷，2007年陳儉讀到“黃包車”的故事時，他還不敢想象這件凝聚著老人重要回憶的物品，能夠成為紀念館的展品。

契機出現(xiàn)在2009年。為了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紀念館決定辦一個臨時展。抱著試一試的心態(tài)，陳儉給這位德國老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道，老先生能一直珍藏這個玩具黃包車，令人感動。但是這個東西如果能漂洋過海來到上海，在紀念館里展出，會有更多的人分享這段記憶，見證這段歷史。令陳儉感到意外的是，那封寄往德國漢堡的信，很快收到了回復。約瑟夫在回信中說，他同意把黃包車玩具捐給紀念館。這個消息令紀念館上下十分振奮。

然而，三個月過去了，紀念館并未收到任何從德國寄來的郵包，陳儉坐不住了，難道是老人反悔了？“其實是老人把信件的地址搞錯了，郵包又退回了他家。”于是，陳儉他們又再次把紀念館的中英文地址寫在紙條上，裁剪好，寄給了老人。

不久，玩具黃包車出現(xiàn)在紀念館展廳的重要位置。2010年，應德國漢堡市長的邀請，紀念館去漢堡辦了一次展覽。陳儉和他的同事們將玩具黃包車放在一個精致的塑料盒子里，一路抱到漢堡，擺放在展廳的重要位置上。

展覽中，一位老人坐著輪椅到來，久久注視著這件展品，他就是玩具黃包車的主人約瑟夫?！翱吹轿覀冞@么珍視他捐贈的這個玩具黃包車，老人很感動，在漢堡期間，他又捐給我們很多東西?！标悆€說，“只有對征集者和物品投入真情，才能有很好的互動?！?/p>

玩具黃包車的成功征集，對紀念館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開始。此后，紀念館開始對原上海猶太難民及其后裔展開了細水長流的“感情攻勢”。

紀念館的電子郵箱通訊錄里建了一個“原猶太難民群”，成員包括近百位通過多方渠道聯(lián)系到的原難民及其家人或朋友。在特別的日子里，紀念館會發(fā)郵件向他們致以問候，并時常向他們報告紀念館的重要活動訊息和工作進展，甚至展覽的設計稿也會群發(fā)給他們征求意見。

這樣日積月累的“感情積累”，這些原上海猶太難民對紀念館的信任逐漸加深，越來越多“有故事的猶太老人”不遠萬里來這里參觀，帶著他們曲折的人生故事和一件件珍貴的紀念品。

建館以來，紀念館工作人員和外國史學家交流時發(fā)現(xiàn)，關于上海到底救了多少猶太難民這個問題，國際上有諸多爭論?！伴_始我們根據(jù)中國學者的說法，認為有三萬難民曾在上海避難，外國專家覺得我們夸大其詞?！标悆€認為，這不是中外史學家的問題，是歷史本身的問題，沒有確定的史料，很多歷史問題就容易眉目不清。

紀念館一直想要厘清這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但是沒有史料支撐，總是缺乏說服力。一直以來，紀念館對救助人數(shù)的說法是“不少于一萬八千人”，陳儉認為，在史料尚不足的情況下，這是個謹慎的說法，也是當時救助人數(shù)的“最低線”。

2014年，一位年逾古稀的原猶太難民，向紀念館提供了一份重要名單，這是紀念館獲得的最重要的史料。這位原猶太難民名叫索尼婭，1939年在上海出生，現(xiàn)居德國，出版了多部關于猶太人避難上海的書籍。她曾帶著她和弟弟的出生證、家庭照片等，回上海尋訪舊居，被媒體稱為“帶著出生證回來的上海寶貝”。索尼婭后來透露，自己要到這份名單純屬意外。1947年8月，索尼婭隨六百多名猶太難民重返故鄉(xiāng)德國。50年后的1997年，他們想辦一個周年慶，希望找到盡可能多的猶太難民。一開始只是小名單，后來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后來，索尼婭撰寫了《流亡上?！芬粫?。在書快截稿時，她意外得知有一份囊括了1.4萬余人的名單。她輾轉獲得此名單，并把這份珍貴名單和辦周年慶的名單一起，附在書中。2014年9月，一座長達37米、由銅板制成的“上海名單墻”在紀念館落成。這是全球唯一一個以拯救為主題的幸存者名單紀念墻。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名單墻上刻的都是逝者的名字，所以用漢白玉，我們的名單墻上很多人還在世，所以我們用了銅板做墻面?！痹诿麊螇η?，紀念館工作人員周曉霞告訴記者。

首次上墻的名單共有13732位猶太難民，其中絕大部分源自索尼婭等編著的《流亡上?！芬粫兴降拿麊?。除了索尼婭提供的名單外，1.3萬多個名字中還包含了紀念館建館以來自己征集到的900多個名字和各國領事館提供的名單。為何多方加起來的名單數(shù)反而變少了呢？原來，這些名單的核對工作相當繁雜，需要剔除錯誤和重復的人名。

“墻上的一個名字代表了一個生命，一個生命代表了一個家族。猶太難民避難上海并最終保全生命重獲自由的歷史，是二戰(zhàn)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成果之一?！标悆€說。

周曉霞說，那些到紀念館參觀的原猶太難民，長久徘徊在名單墻前，當他們看到自己的親人或者朋友的名字出現(xiàn)在眼前，許多人激動地留下淚水。從建館至今，紀念館已經(jīng)征集到800余組、上千件展品。同時，也獲得了很多珍貴的口述史資料。

“我們收集的史料已經(jīng)串聯(lián)成較為完整的記憶鏈條，可以反映猶太民族流亡避難上海的整個歷史過程，我們也終于有底氣講好這段故事?！标悆€說。

就像是若干璀璨的碎片，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個人命運的沉浮。它們的主人在戰(zhàn)爭中漂洋過海，避難上海的畫面栩栩如生，近在眼前。仿佛一伸手，就能觸到70多年前的氣息。

“生命簽證”

猶太人心中這段“東方方舟”的記憶，始于上世紀30年代風云突變的德國。1933年1月，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在德國上臺。不久，納粹分子就迫不及待地發(fā)動了反猶運動。4月1日，納粹德國宣布禁止猶太人經(jīng)商，以后又禁止猶太人在國家部門工作，限制他們從事自由職業(yè)。納粹法西斯的目的是要把猶太人全面消滅掉。5月10日，排猶濁浪開始波及德國文化界。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柏林等地組織大規(guī)模的焚書活動，將猶太人寫的書及其他“非德意志”書籍均付之一炬。成千的進步學者如愛因斯坦等都被迫停止工作。

1935年，所謂《紐倫堡法令》公布后，猶太人喪失了公民權，也不得與雅利安人通婚。

1936年，柏林舉行奧運會，納粹德國的反猶行動有所收斂。然而，奧運會一結束，反猶行動立即再次升級。特別是1938年11月7日，猶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殺了德國駐巴黎使館秘書賴特，納粹當局立刻借機掀起了更大規(guī)模的反猶狂潮。11月9日這一天，德國各地的猶太會堂被燒毀，猶太公墓被破壞，猶太商店被打砸，死傷的猶太人不計其數(shù)，有3萬多人被關進集中營。由于當日成千上萬塊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稱為“水晶之夜”，也稱為“碎玻璃之夜”。面對大肆迫害，歐洲猶太人開始出逃。而很多猶太難民避難的目的地，便是遠在東方的中國上海。上海之所以成為猶太人的“諾亞方舟”，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

歷史學家潘光在《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上海猶太人》一書中介紹，首先，上海乃至全中國從未有過大規(guī)模的反猶活動。而且近代以來，隨著俄國和東歐等國家不斷掀起反猶浪潮，許多猶太人在哈爾濱、天津、香港和上海等中國城市生活。特別是上海，上世紀30年代，上海猶太社團的人數(shù)已接近5000人，其中很多人成為富商，躋身上海的上流社會。

此外更重要的是，1937年之后，上海的租界成了一座孤島，中國政府無法對其實行有效管理，而日本人也不愿意貿(mào)然插手租界事務。進入上海租界不要辦理任何手續(xù)、更無需繳納任何保證金，這對于猶太難民來說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起初，希特勒只是要趕走猶太人，并剝奪其財產(chǎn)。納粹分子到處砸毀猶太人經(jīng)營的商店，逮捕猶太業(yè)主，并沒收他們的家產(chǎn)，猶太人面臨被驅(qū)逐的命運。

1938年7月，在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埃維昂會議上，西方幾乎所有國家都對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使得歐洲猶太人的處境雪上加霜。對于當時的大批猶太難民來說，獲得一紙能拯救生命的簽證真是難于上青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猶太人轉而把眼光投向了他們十分陌生的東方城市——上海。

此時，一個身在維也納的中國人對這段歷史的推進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就是被猶太人稱為“中國辛德勒”的何鳳山。時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何鳳山也知道，多數(shù)持有中國簽證的猶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出于對猶太人悲慘處境的同情和基于人道主義考慮，他還是向申請入境上海的奧地利猶太人發(fā)出了幾千份簽證。對于身處危境的猶太人來說，這些簽證就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圈，被稱為“生命簽證”。雖然上海當時正處于一種“入境無序”的狀態(tài)，不需要簽證就可入境，但猶太人沒有到上海的簽證就不可能離開奧地利。所以獲得簽證仍然是猶太人逃亡的關鍵。紀念館后來征集的若干史料中，有許多猶太難民都曾回憶他們從何鳳山那里拿到中國簽證的情景。

1921年11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出生的艾瑞克是家中獨子。德國吞并奧地利以后，作為一名猶太人，艾瑞克輟學了。奧地利的局勢越來越緊張，1939年，他們一家開始尋求愿意接納他們一家20余口人的逃亡目的地。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沒有一個駐維也納的使領館愿意給我們發(fā)簽證。然而，有一天，當我去了中國領館，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憑著運氣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為我自己以及我們一大家人拿到了簽證?！睉{著何鳳山發(fā)放的簽證，當年，艾瑞克一家20余人逃脫了納粹的魔掌，幸存了下來。

“中國領館能夠拿到簽證”的消息在猶太人中迅速傳開，中國總領事館門前每天從早到晚排著長龍，許多求助無門的猶太人在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簽證”，從而逃離歐洲去了中國，或轉道上海去了美國、澳大利亞等地。

何鳳山成批地給猶太人發(fā)放簽證，引起了納粹當局的不滿。納粹以中國總領事館的房子是猶太人的財產(chǎn)為借口，沒收了房子。何鳳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領事館搬到了另一處很小的房子里，堅持發(fā)放簽證，一直到他1940年調(diào)離維也納為止。何鳳山到底向多少猶太人發(fā)放了簽證，至今尚無準確數(shù)字。以找到的簽證上的號碼推算，至少是幾千份。2009年，有一位名叫露絲的老人，曾向紀念館提供了她早年護照的復制品，那是對“生命簽證”最好的歷史佐證。因為不舍，露絲當時未將護照原件捐給紀念館，但在露絲去世之后，她的朋友根據(jù)她的遺囑，將護照原件交給了紀念館。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雖然自己也正面臨戰(zhàn)爭洗劫的危險，但是上海這座城市，仍然以最大的善意和包容，成為上萬猶太難民的避難所。

諾亞方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以上海為目的地的猶太人，逃亡路線在不同階段也有所不同。

從1933年開始，便有大批中歐猶太人通過各種途徑開始逃亡上海，一直到1940年6月前，猶太難民先進入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港口搭船到上海。從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由于意大利對英法宣戰(zhàn)，經(jīng)意大利的海路來上海之路被切斷，只能轉而走陸路——穿越蘇聯(lián)西伯利亞，然后經(jīng)中國東北、朝鮮或日本抵達上海。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由于上海與外界的聯(lián)系全部被切斷，幾乎不可能再有猶太難民進入上海了。對于大部分用盡全力逃離“魔窟”，又經(jīng)過多日水上或陸地的顛簸到達上海的猶太難民來說，上海這座陌生的城市，卻是他們新希望的開始。

杰瑞，1941年至1947年避難上海。水晶之夜，杰瑞的父親被投入監(jiān)獄，受盡折磨，幾近死去。他的母親冒著風險，散盡金錢，才使得父親被釋放，然而蓋世太保要求父親必須在7天之內(nèi)離開德國。幾經(jīng)周折，杰瑞的父親終于拿到了簽證，于1939年逃到了上海。“我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被困在德國。我們當時已被列入被殺名單，幸運的是與我母親一同學習的同學保護了我們。直到1941年6月我們一家人才有了逃脫的希望?！苯苋鸷髞砘貞浾f。抵達上海時，杰瑞只有7歲，他把這來之不易的避難之地視為“天堂”。然而在這個新的落腳點，猶太人要面對的最大的困境，便是貧窮。

1937年后，越來越多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都是被納粹驅(qū)逐出來的，除船費外，納粹當局只準許他們每人攜帶10馬克?？傮w來看，絕大多數(shù)的難民到達上海時，身無分文。1940年8月，原猶太難民杰里的父親帶著一家10口人，乘坐德國沙恩霍斯特號郵輪，在海上整整航行了30天，終于歷盡千辛萬苦，到達了上海。他記得，到上海后他們一家就搬到虹口的一棟石庫門房子里，“我們的住所沒有自來水，廁所在外屋的屋頂上。”杰里回憶，對于大人們來說，起初在上海生存下去并不容易，生活來源有限，很多難民不得不靠變賣隨身物品生存。

1937年至1939年間，成千上萬幾乎身無分文的猶太難民集中涌入上海。猶太社團紛紛采取措施，幫助、救濟和安置自己的同胞。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多數(shù)人最初只是想通過這里中轉到擁有世界上最大猶太社團的美國去。很快，他們發(fā)現(xiàn)，美國并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大方地向他們敞開國門。1939年5月，美國政府不讓載有900名德國猶太難民的“圣路易斯”號輪船靠岸。1940年，美國國會否決了向猶太難民開放阿拉斯加的議案。1941年，美國國會又拒絕了接納2萬名德國猶太兒童的建議。事實上，當時只有極少數(shù)有錢的猶太人獲得了美國簽證，大部分被納粹剝奪得干干凈凈的猶太難民，根本無法在短時間里離開上海，奔向他們心目中的移居點。在那個時期，猶太人的集中涌入讓上海承受了巨大的財政和就業(yè)壓力。然而，這座城市中的人們卻對從歐洲涌來的猶太難民表現(xiàn)出極大的善意和包容。

1939年2月17日，時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的孫科曾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中國西南邊區(qū)劃定猶太人寄居區(qū)域，以容納更多無家可歸的歐洲猶太難民。雖然這項提議由于種種原因并未實現(xiàn)，但足以看出中國對猶太難民的誠意和善意。經(jīng)過最初的艱難歲月，猶太難民在上海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新生活。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多數(shù)都曾經(jīng)受過高等教育，有工作技能，他們中許多人很快找到工作，并很快搬到居住條件較好的法租界等地，在上海落腳了。猶太人在上海逐漸安定下來，這樣的生活帶來了一種假象，仿佛戰(zhàn)爭已經(jīng)遠離，但很快，最糟糕的日子便到來了。

“隔都”歲月

2013年，上海猶太人紀念館收到一個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盒子。盒子里是一件精美的婚紗，這件婚紗的主人，名叫貝蒂。

1939年,貝蒂隨家人逃難到上海時只有9歲,離開上海的時候,她已經(jīng)20歲了。用貝蒂自己的話說,她人生最好的時光是在上海度過的。貝蒂對上海最深的記憶，便是在“隔都”（ghetto）里的生活。ghetto一詞來源于意大利語，中世紀意大利將猶太人強行驅(qū)逐到一個離島上生活，這個島就被稱為ghetto。而“上海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日本占領下的上海虹口區(qū)一塊面積約為1平方英里的猶太區(qū)，那里居住著不少于1.8萬名從納粹德國、奧地利、波蘭和立陶宛逃亡來此的猶太難民。驚魂未定的歐洲猶太難民在上海安頓下來不久，另一個滅頂之災便悄悄逼近。

1941年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與美、英等國交戰(zhàn)，并開始調(diào)整對猶太人的政策，由以往的利誘拉攏轉向限制迫害。

1942年6月，納粹德國蓋世太保約瑟夫·梅辛格抵達已被日軍占領的上海，向日本當局提出了“最后解決”上海猶太人計劃，即所謂的“梅辛格計劃”。該計劃準備分兩個步驟實施。首先，利用上海猶太人在1942年猶太新年闔家團聚的機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圍捕所有在滬猶太人，不讓一人漏網(wǎng)；接著，用果斷措施“解決”這些猶太人。如何“解決”，計劃提出了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其一是用幾艘舊船將猶太人運至東海，然后讓他們在海上漂流；其二是在崇明島建立集中營，用作醫(yī)學實驗；其三是強迫猶太人去黃浦江上游廢棄的鹽礦做苦工。

“出于利己的原因，日本人最終沒有實施‘梅辛格計劃’?！标悆€說。根據(jù)潘光的分析，日本內(nèi)部主張對美媾和的力量，仍把在中國境內(nèi)的猶太人視為與美國維持聯(lián)系的媒介。此外，屠殺上海猶太人必然會涉及到俄國猶太人，日本當局當時仍想保持與蘇聯(lián)的非戰(zhàn)關系，所以，在上海避難的大批猶太難民，才免于死難。

雖然“梅辛格計劃”沒有實施，但日本當局還是于1943年2月采取了一個近似于建立集中營的措施，在虹口搞了一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qū)”，在歷史上被稱為“上海隔都”。

根據(jù)《上海隔都》一書的描述，“隔離區(qū)的出口由士兵把守。無國籍難民事務處理所設在海門路70號，由日本軍官久保田勤領導。他雇了兩個人，合屋和大倉，去管理通行證方面的事情。有了通行證，我們就能離開隔離區(qū)?！奔o念館陳列著一枚“通”字徽章。這枚印章是日本人發(fā)給猶太人進出“無國籍難民隔離區(qū)”的通行證，在隔離區(qū)外，難民們必須佩戴“通”字徽章。這枚小小的印章明確無誤地表明了日本人隔離猶太難民這一非人道行為的歷史事實。

當時，由于救濟款項枯竭，加上戰(zhàn)時通貨膨脹，“隔都”內(nèi)猶太難民的生活每況愈下，十分艱難。許多猶太難民只能依靠一點零星的救濟款勉強生活，不少人淪落到沿街乞討的境地，“隔都”居民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

據(jù)統(tǒng)計，1943年1月到11月間“隔都”居民中有102人死于營養(yǎng)不良，超過平均數(shù)兩倍，使得1943年猶太難民的死亡總數(shù)達到了311人。面對猶太難民在“隔都”內(nèi)的悲慘生活，日本當局卻相當漠然。根據(jù)紀念館得到的史料，一位叫做恰當·斯莫爾的原猶太難民曾在那段時間經(jīng)歷過驚心動魄的一幕。當時，年僅7歲的恰當在“隔都”里得了重病，需要到隔離區(qū)外看醫(yī)生。她的父親把她帶到無國籍難民事務所申請通行證。說明情況后，驚悚的一幕發(fā)生了。恰當?shù)母赣H被要求把頭擱在主管合屋的辦公桌上，那樣的情形下，恰當?shù)母赣H只能從命。誰知合屋從刀鞘中抽出軍刀，高舉過頭，然后一刀砍斷了恰當父親的胡子，隨后殘忍地哈哈大笑起來。雖然“隔都”的生活對于猶太人來說，是一段悲慘的記憶，但猶太難民們?nèi)匀黄D辛地在“隔都”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在虹口開了很多小咖啡館、茶室以及各種各樣的商店。在最苦難的日子里，猶太人仍不忘記教育的重要，他們在“隔都”內(nèi)開辦猶太學校，從紀念館后來收集到的一張成績單來看，當時每一個猶太小孩都要在學校學習至少13門課程。為了未來的生活，他們努力學習著多門語言，甚至還有上海話。

關于“隔都”歲月的檔案征集工作，最令陳儉難忘的，便是貝蒂的那件婚紗。貝蒂初到上海，上海便淪陷了，她不得不和家人搬入“隔都”，在避難期間，貝蒂結識了一名俄國青年。很快，兩人在上海相戀，并于幾年后結婚。貝蒂結婚時穿的婚紗是她婆婆親手縫制的。后來,貝蒂的兩個女兒結婚時穿的婚紗也是這件。

“婚紗有很多象征意義。猶太難民在這里找到摯愛，建立家庭。上海不僅僅救了他們的命，還給了他們幸福，給了他們生命的延續(xù)?！标悆€說。為了讓貝蒂愿意捐出這件有特殊意義的婚紗，陳儉可謂“煞費苦心”。他動用了自己的私人關系，在上海的半島酒店邀請貝蒂母女共進下午茶。之所以選擇半島酒店，是因為貝蒂在戰(zhàn)爭結束后離開上海、前往澳大利亞的途中曾在香港短暫停留，她當時對富麗堂皇的香港半島酒店印象深刻，但是作為難民，想進去喝個下午茶是天方夜譚。在上海的半島酒店，貝蒂感受到了陳儉以及紀念館的用心和誠意。

于是，她第二天便決定，將這件珍貴的“傳家寶”捐贈給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以表達她對上海的特殊感情。貝蒂曾對媒體說,在中國的11年時間里，從沒有一個中國人對她說過“丑陋的猶太人”這樣的話。但這種話，她在德國時卻經(jīng)常聽到,甚至還有更難聽的。經(jīng)歷了種種磨難，在“隔都”艱難生存的猶太難民最終等到了戰(zhàn)爭的結束，新生活的開始。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第二天，“隔都”正式解放。此后的幾年間，避難上海的猶太難民開始逐漸離開。雖然上海這個避難地使他們免遭納粹毒手，但畢竟上海只是他們心目中的臨時避難地。

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幾乎所有“隔都”的猶太人都陸續(xù)離開了上海，奔向各自不同的新家園。

“感謝上海”

2011年6月，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偶然間發(fā)現(xiàn)，一名猶太老人在紀念館附近努力尋找什么，詢問得知對方是當年在上海居住過的猶太難民，如今專程回到上海尋找童年的鄰居。這位老人叫做維拉，出生于1938年。維拉記得，在上海避難期間，無論上學還是放學，都有一輛相同的黃包車專程在門口接送她。開始的時候她非常好奇，直到后來才知道，是隔壁鄰居“Mr Zhu”（朱先生）為她這位遠道而來的小客人安排的特別服務。

維拉記憶中的“Mr Zhu”只是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民，家庭經(jīng)濟狀況并不寬裕，她喜歡稱他為“上海爺叔”。每天放學后，“上海爺叔”的住所是維拉回家的必經(jīng)之路，這位“上海爺叔”經(jīng)常會邀請她到家中吃點心。經(jīng)過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尋找，2011年11月，“上海爺叔”的女兒周惠珍來到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通過視頻與維拉連線。他的父親早已在2001年過世。

2012年10月11日，曾在上海避難的美國猶太裔畫家彼得·麥克斯專程來到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他請求紀念館幫他找一位“阿媽”。1937年，彼得出生于德國。第二年，他隨父母逃亡上海避難。彼得一家在上海生活了整整10年。當時，有一位和他很親近的上?！鞍尅?，每天教他如何用腕力握住毛筆和畫筆，彼得一直認為，這位“阿媽”是他兒時藝術的啟蒙者。

1948年，彼得一家離開上海，船離開黃浦江岸邊的時候，彼得哭著和“阿媽”道別。輾轉多年，彼得一家和這位“阿媽”失去了聯(lián)系，當年的猶太小男孩長大了，成為了著名畫家。2012年，他憑著記憶給“阿媽”畫了一幅速寫，憑著已有的模糊記憶，他決定回到上海尋根，找到當年的“阿媽”，抱一抱她，盡自己所能讓她過上更好的生活。彼得經(jīng)常說，不管他走到哪里，他覺得自己就是中國人。為了回歸自己的“東方方舟”，他在上海開辦了工作室。

每年，紀念館都會遇到一些想“尋根”的原猶太難民，他們或是尋找自己當時居住的老弄堂，或是尋覓當年的中國鄰居或者玩伴。猶太人與中國人在戰(zhàn)火中建立的友誼，隔著千山萬水，也未能被阻斷。

《猶太難民與上海》一書中，一位原猶太難民回憶說：“如果這里的普通百姓不是這么寬容，那么我們的生活將會是悲慘的。如果一個猶太人逃亡歐洲某國，他將不得不躲藏起來。然而在上海，我們可以跳舞，可以祈禱，還可以做生意。所以，我眼中的英雄永遠都是那些伴隨我成長的中國人?！痹谥袊茈y的這段經(jīng)歷，在許多原猶太難民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戰(zhàn)后回到德國漢堡生活的玩具黃包車主人約瑟夫，每年猶太教傳統(tǒng)節(jié)日普珥節(jié)時都會身穿中國服裝，向同伴講述他在上海避難的經(jīng)歷。年近九旬的約瑟夫曾跟陳儉說，他一直想回到虹口，看看馬路上還有沒有飛奔的黃包車。

離開上海后，回到德國生活的索尼婭作為一個教師和作家，撰寫了多本回憶“隔都”生活的書。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名單墻”上找到自己名字的時候，索尼婭熱淚盈眶。避難上海的時候，盡管生活拮據(jù)，但是上海卻給索尼婭一家一種巨大的安全感。

作為出生在“隔都”的“上海寶貝”，索尼婭的父親曾跟她說：“萬一有什么事，你隨時可以回到上海，因為你有上海的出生證?！彼褜ι虾５母杏X概括成兩個字：感激。

2019年的情人節(jié)，巴西圣保羅交響樂團在上海演出。演出前一天的休息時間，樂團中提琴首席奧拉西奧·舍費爾來到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他的父母都曾在虹口生活，曾是避難上海的猶太難民。那一天，奧拉西奧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的幫助下，從鐫刻有13732個名字的“上海猶太難民名單墻”上，找到了家人的姓名。

晚上演出開始前，一位中國小姑娘進入休息室，意外地向奧拉西奧獻上了一束美麗的鮮花。這個小姑娘是陳儉的女兒，陳儉得知奧拉西奧的故事，感動之余認為這正是紀念館多年努力尋找史料，證明這段歷史的現(xiàn)實意義。

11月26日，金磚峰會剛剛在巴西利亞閉幕，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被邀請和巴西圣保羅猶太博物館合辦一個為期兩個月、主題為“猶太難民與上?！钡恼褂[。奧拉西奧還準備了一個大盒子，里面都是他父母留下的珍貴檔案，在展覽期間，他把這些珍貴的實物史料如數(shù)捐給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隨著越來越多實物史料的出現(xiàn)，這段歷史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所了解，它們的存在代表了一段重要的歷史——正是中國人民的善良與正義感，讓上海成為戰(zhàn)火中上萬猶太難民的“東方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