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九】

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于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于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际率?，誤國殺將，罪惡重于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辟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实壅裎罚q歸于治，廣征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cè)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谷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圣哲優(yōu)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y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实鄱氐?，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zhuǎn)谷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于谷，飽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xiāng)內(nèi)。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奸，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字詞】

1、驩兜：（huān dōu）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三苗族首領(lǐng)，因與共工、鯀一同作亂，被舜流放到祟山。

2、第五司空：第五，復(fù)姓；指東漢人第五倫。司空，官名。

【拙解】

驩兜的品行，花言巧語卻又陽奉陰違，共工與其有私交，在堯面前稱贊并舉薦他。三苗是機巧并善諂媚之人，有人稱其為有罪的部落。鯀不能治理好水災(zāi)，是其才智能力已到盡頭，其罪皆在其自身，并未對君王有所侵害，唐堯、虞舜將他們流放，欲使其死于荒遠不毛之地，他們因有怨恨而密謀犯上，心懷仇恨欲行叛逆。如果審事失實，則誤國而殺害大將，此罪惡重于驩兜、共工、三苗、鯀。漢明帝施恩，只是將犯臣以流放邊遠之地論罪。當今皇帝寬柔以恩惠，又將他們放歸故鄉(xiāng)。自開天辟地以來，帝王之恩沒有比此更大的。晏子說：“鉤星運行至房宿、心宿之間，會有地震！”地震是天體自然運行時的變化，非國政所致?；实畚窇值卣?，仍將其歸罪于國治，于是廣征賢良，訪求臣民指出其過失。殷高宗謹慎行事，周成王開匱悔過，也只能及此。糧谷豐收歲月太平，平庸君主可以借此建立德政，社會動蕩危險，圣賢杰出者，方能建立功德教化。所以遇小病時普通醫(yī)者皆可成巧醫(yī)，遇重癥時方能顯出扁鵲的醫(yī)術(shù)之高。建初初年，出現(xiàn)自然災(zāi)害，是影響全年收成的災(zāi)害。連旱無雨，耕牛死百姓流亡，可以說災(zāi)害非常嚴重?；实鄣潞?，有賢能者為官，第五司空股肱之臣，調(diào)運糧谷賑濟災(zāi)民，百姓不再疲乏饑餓，天下仰慕朝廷恩德，國家雖有危急卻沒有混亂。百姓受饑于糧谷，卻滿足于朝廷恩德，雖然身在流亡之途，心卻向往朝廷。所以道路上無盜賊蹤跡，偏僻邊遠之地絕無劫掠搶奪之人，將危險化為安寧，將困難轉(zhuǎn)為通順，五帝、三王，何人功德能與此相比！

【小議】

何謂功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標準。對一個人的功德如何評價？需要將其放到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予以考論。相差數(shù)千年幾百載的不同時期的人物，豈能放到一起比較？倘若以現(xiàn)代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為標準，古時的任何帝王都沒有功德。三皇五帝，在他們那個時代，就是有奇功偉業(yè)之人，那時的人對他們敬仰、崇拜，甚至尊其為圣，沒有任何問題；周文王、周武王創(chuàng)下周朝近八百年基業(yè)，周公旦制禮樂規(guī)范德行，也確實是世間少有之功業(yè)。至于大漢王朝，是在秦朝的天下一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漢朝的若干皇帝也確實做了很多令世人嘆服的事。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同的王者；王者經(jīng)歷有不同，但他們也有共性，便是胸懷天下。他們胸中所懷的天下，是完全不同的天下，疆域不同，人群有別，以文字為代表的社會文明程度更是差異巨大。一時事，一時論，上古刀耕火種，秦漢詩詞歌賦，非要放到一起論道德，真有些虛妄荒唐。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東漢時期思想家，唯物主義者。

《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是東漢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義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墩摵狻返某霈F(xiàn)，在中華歷史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由于作者身處的時代使其世界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響其著作的歷史重要性。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對待歷史經(jīng)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學態(tài)度。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讀國學經(jīng)典，從中汲取有益養(yǎng)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