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黨氏同屬馮翊堂夏氏后裔。而“河”南黨氏是“馮翊堂夏氏后裔”之一支，是否一脈相承，同源同宗，多年來多有存有疑義，隨著研究的深入基本趨于認同。

郾城黨灣《黨氏塋中碑記》的解讀助推認識趨同

豫東（周口市、漯河市郾城區(qū)、駐馬店市東部、山東省荷澤市等）黨氏因于元末從晉移豫后族譜多次修殘補缺，入譜黨氏各支均認同為馮翊堂夏氏后裔以后的之一支的黨氏宗親，一脈相承，同宗同源，統(tǒng)一字派。該黨氏族譜史謂之“黨李氏族譜”。而豫中許昌（禹州）黨氏是否屬于“黨李氏族”系，多年不得其解。

2016年河南黨氏研究人員認真研讀雍正七年（1729）郾城縣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后，疑竇釋然?！饵h氏塋中碑記》為雍正七年禹州生員黨方午撰寫。若不是一脈相承的宗親，黨方午緣何為黨灣村先祖撰寫碑文；碑文曰，“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數(shù)人”從晉移豫后，其中四兄弟“而大老則在乎（在意，選擇）鈞洲（即今禹州）也；三老則在乎商水也；四老則在乎上蔡也；而吾之始祖惟（只，僅）遷居于此。”。其他兄弟的再遷移去向沒有述及之原因，一是時勞資匱乏，二是也沒必要一一列舉。據(jù)此可知，黨方午及禹州黨氏來豫始祖亦是碑文中之“吾之始祖”，其后裔亦為黨李氏支裔。禹州黨氏之所以與“黨李氏”字派不同，亦是因續(xù)家譜時勞資匱乏、音信不通而未走到一起。

碑文中“四老”之稱謂在有文記載中第一次出現(xiàn)。雖然“‘四老’之稱”赫然碑上，但熟記碑文且廣而宣之并不是宗親們生活之必需，事后逐漸被人淡忘。一至形成，“河”南黨氏不知自己的直系始祖?？峙论背屈h氏也未必知道自己為“二老”的后裔。禹州黨氏也不知自己為“大老”的后裔。上蔡黨氏也不知自己為“四老”的后裔。就連周口黨氏至今仍有人稱從未知道“三老”之說，只知道周口市商水縣巴村鎮(zhèn)黨寨村（古稱冢寨）為河南黨氏從晉移豫的始居地。顯然，1996年豫東黨李氏續(xù)家譜時將該碑文載入第一冊之內(nèi)，也未引起入譜宗親對“四老”稱謂的注意。乃至造成周口市等地黨氏宗親誤解。直至2016年“河”南黨氏研究人員仔細研讀郾城縣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后，“河”南黨氏才對“四老”之稱謂趨于認同。

周口市商水縣巴村鎮(zhèn)僅為河南黨氏從晉移豫的始居地，而非“三老”始居地嗎，非也。元末明初，中原大地多為“澤國”，可耕地相對較少，故有數(shù)位有各建家園能力的兄弟各自選擇久居地事件的發(fā)生。正因耕地相對較少，數(shù)兄弟各選久居地，唯“三老”久居冢寨，不但數(shù)兄弟不會同意，恐怕在那個家長制盛行的年代，始祖或后世長老也不會允許。那么只有一種可能，“三老”在冢寨之外在商水縣之內(nèi)另擇吉地建立家園。故而有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中“三老則在乎商水也”一說。

《碑文》記載的“三老則在乎商水也”在2016年之后在河南黨氏宗親成中達共識后，部分宗親誤解為商水縣僅是“三老”始居地，并不能確信為“河”南黨氏始祖的始居地。亦即“河”南黨氏從晉移豫抑或數(shù)兄弟而已，數(shù)兄弟的始祖未必遷來。為解宗親之疑惑，2017年12月31日，《黨氏家族報》主編黨波濤、河南黨氏宗親會秘書長黨永超和筆者專程到周口市商水縣巴村鎮(zhèn)黨寨村始祖墓地了解詳情。直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頓明了”。至今已有幾萬后裔的始祖墳塋僅有始祖和兩個兒子的墳墓。黨寨宗親介紹“從來如此”，即僅有始祖黨九功之墓和長子黨大公、次子黨二公之墓?？上攵?，其后裔各選吉地去也。郾城縣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中的記載屬實無異。

各支碑文及編修家譜時間及傳世代數(shù)可證明“河”南黨氏同源同宗

豫南黨氏三翁堂于清乾隆伍拾年（1785）敬修《黨氏家譜》，距元朝末年（1368）已達400余年，首次提出豫南“三老”概念。

鄢陵《黨氏家譜》（2016版）序言類文字摘編史上族譜資料述既及與豫南三翁堂的關系，又曰“吾輩族居豫有禹州、黨溝、商水之八村、杞縣十里崗”。雖說史上族譜產(chǎn)生時間不詳，但認同與“河”南其他黨氏的同宗關系。

禹州黨氏于清光緒20年（1894）敬修黨廟（即黨都堂（黨以平）之廟），距元朝末年（1368）已達500余年。雖說撰寫碑文時“遠遍訪殘碣、舊志、但傳”后，曰禹州黨氏“始祖太老明初由山西遷居禹東”。因掌握史料所限，碑文未能述及前世始祖。但郾城黨灣《黨氏塋中碑記》文中曰“而大老則在乎鈞洲也”，顯然在乎鈞州的“大老”即是前世始祖。與郾城黨氏同宗彰顯。

杞縣黨氏于萬歷年十一年（1583年）敬立《明處士云樓黨公墓志銘》碑，距元朝末年（1368）200余年，碑文僅言墓主為懿德子，未言墓主為杞縣黨氏始祖，也未言始祖名諱及所在，可見始祖另有所在。口碑相傳，杞縣黨氏始祖由今河南上蔡三里黨因明朝時期官府強迫調(diào)集部分“刁民”為民工修復黃河（古稱為“老龍口充軍”）大堤后，受官府之命定居于杞縣。故，墓志銘曰“其先世居大梁（開封、杞縣一帶）之云驥橋”。墓志銘又曰先祖“當元季避亂，徙居雍丘（山峰）石陵岡，遂家杞焉”，該說與墓志銘中“其先世居大梁之云驥橋”相互矛盾，規(guī)避了“老龍口充軍”事件。而口碑之傳未矛盾之處，為可信之史實。

雍正七年（1729）郾城縣黨灣村敬立黨氏塋中碑，距元朝末年（1368）360余年，首次提出豫東“四老”概念，碑文僅說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數(shù)人從晉移豫，未言始祖名諱及所在，可見始祖另有所在。

再看豫東《黨李氏族譜》序言中的記載。筆者于2016年在電腦上完整抄錄了現(xiàn)存的清朝之前的《黨李氏族譜》。清朝之前的族亦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未分村分枝”部分，該部分在1996年黨李氏續(xù)譜時或由商水縣黨橋村家親提供。此部分族譜以始祖黨九功二子黨大公、黨二公為主線收錄其后裔的名錄，斷代情況很少。第二部分為“分村分枝”部分，其中一部分為“未分村分枝”，該第二部分由上蔡縣三里黨黨旺松珍藏和提供。第一部分雖載明產(chǎn)生時間及序言。第二部分載有完整的多篇序言，最早之序言為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黨玉書《黨李族譜序》，應為“分村分枝”續(xù)譜的第一個序言，距元朝末年（1368）400余年。最晚之序言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黨如淵繼修黨李族譜序，距元朝末年（1368）470余年。顯然“未分村分枝”黨李氏族譜的產(chǎn)生時間早于1790年，也應早于清乾隆伍拾年（1785）的鄧豫南三翁堂的《黨氏家譜》。應為“河”南黨氏的第一部族譜。

那么，“河”南黨氏始祖何在？豫東《黨李氏族譜》中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黨玉書《黨李族譜序》曰“我始祖原陜西同州府澄城縣雞子凹人也。至元（明洪武元年1368年之前）末避亂，卜居黃河之南商水縣疆家寨村（現(xiàn)稱黨寨）居住”，又曰“迄今四百余年。譜被火焚，碑志無傳先人名諱，率多湮沒，莫考。猶幸（尤其幸運的是）懷祖之塋（墳墓）有碑一座。略言我始祖諱九功，祖妣毛氏，生子大公、二公”。嘉慶八年（1803年）黨玉香《黨李世家譜序》曰“始祖武臘公，始祖母蔡氏。其先晉地雞子人凹（山溝、高原之低洼處）也，卜居黃河之南”，商水縣疆家寨村居黃河中游之南地域，即兩說一致。該文又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已經(jīng)（黨）成功等修殘，補缺，昭穆，賴以不紊玉”?？梢姟昂印蹦宵h氏的族譜產(chǎn)生于1700年之前，不然，康熙五十六年黨成功何以“修殘，補缺”。該殘缺本黨氏族譜距元朝末年（1368）僅350多年，遠遠早于“河”南黨氏各分支的黨氏家譜。顯而易見，“河”南黨氏來豫始祖的居住地即為“黃河之南商水縣疆冢寨”。

“河”南黨氏各分支的黨氏家譜在序言中多曰“事深年久，黨氏家譜已失”，或曰“族譜毀于兵亂而失傳”，或曰因魔闖之亂“譜系跳脫”，等等，筆者認為多為揣測之詞。試想，“兄弟數(shù)人”各選吉地建立自己的家園時，族譜不可能人手一冊。原始族譜都沒有，何來“已失”、“失傳”、“跳脫”之說。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原始族譜在始祖處珍藏，她就是康熙五十六年黨成功賴以“修殘，補缺”的殘缺本黨氏族譜。經(jīng)多次對黨氏族譜的修殘補缺，其成果收錄于1996年版《黨李氏族譜》第一冊之中。

從“河”南黨氏各分支后裔傳世代數(shù)看，豫南三翁堂（含鄢陵黨氏）從支本始祖?zhèn)髦?016年為24世，豫東黨李氏（含漯河郾城）從始祖黨九功始傳至2016年為28世，禹州黨氏從支本始祖?zhèn)髦?016年為23世，豫東黨李氏之一枝上蔡黨氏從本支始祖?zhèn)髦?016年為23世?！昂印蹦宵h氏各分支后裔傳世代數(shù)基本相同的事實，證明“河”南黨氏各分支的始祖為同年代出生，即是由“吾之始祖率”領從晉移豫的“兄弟數(shù)人”。

杞縣石陵岡《黨公墓志銘》及其后的族譜序言

揭示出“河”南黨遷豫時社會原因及生態(tài)環(huán)境

杞縣石陵岡《明處士云樓黨公墓志銘》于萬歷年十一年（1583年）由庚辰年科進士同邑槐墅李茂春撰文，由當朝禮部鑄印局習字儒士蘭谿王郭鐈書寫。墓主黨公，名諱黨梅，字朝粹，別號云樓。墓主黨公是為一介布衣，其墓志銘由當朝知名進士撰寫，由當朝禮部鑄印局習字書寫。黨公墓志銘行文中，稱黨云樓為“無軒冕之貴，無旗常之績”，“不恃爵而榮，不賴功而立”的君子，贊黨公對社會“有陶朱氏之能，且有宣曲任民之風焉”，持家“有儉道焉”，居家“有孝道，有弟道焉”，待鄉(xiāng)村鄰里“有惠道焉”?？梢娫茦枪诋敵醺摺?/p>

《黨公墓志銘》稱黨公始祖“十世祖諱十三者，當元季（元朝末期）避亂，徙居”“河”南。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元明之戰(zhàn)在中原斯殺多年，致中原大地人口“十死八九”、“十室九空”。到元朝末期元明戰(zhàn)場西移，故有“河”南黨氏始祖為“避亂”而有“卜居黃河之南”之舉（1790年《黨李族譜序》語）。是為“河”南黨遷豫的社會背景。

《黨公墓志銘》揭示了“河”南黨遷豫后再度遷移的主觀原因?！饵h公墓志銘》曰“君（指墓主黨公）……沖抑恪守先人遺業(yè)，益拓大之連疆（即盡量擴大墾殖面積），越阡（“陌阡”指田野中的縱橫交錯的小路和溝渠，東西向的為“阡”，南北向的為“陌”）稼穡”，追求的是”物饒集致，金（錢）萬鎰”。“河”南黨遷豫后再度遷移的原因亦然。

《黨公墓志銘》還揭示了“河”南黨遷豫后再度遷移時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黨公墓志銘》曰，黨公“澇如陳陳而庾（庾，yǔ，居高依勢蓋房）菑（菑，zī 1.初耕的田地。2.開荒）”。即在澇災接連沼澤遍野的環(huán)境中擇高處建家園，擇可墾處事稼穡。黨氏家譜序言及口碑史實亦證明了這樣的事實，即“河”南黨氏遷豫始祖始選“商水西疆冢寨”居住?！罢睉獮楹髞睃h氏所建，故取村名“黨寨”，而非它名。《黨公墓志銘》揭示了“河”南黨遷豫后再度遷移時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正因遍野澤國，“四老”才自選利地遷往它鄉(xiāng)。同因，淮陽黨路口祖輩因與他姓爭奪建村高地發(fā)生械斗致傷人命，上蔡三里黨祖輩與他姓經(jīng)多年械斗、訟爭和解后雙方“退避三舍”，居住現(xiàn)處。是時，遍野澤國的景象也為傳誦幾百的民謠和志書記載的地名而證明。上蔡東北部至周口地區(qū)至19世紀60年代農(nóng)村民謠曰“鄢陵扶溝，螞蝦泥鰍”，“螞蝦泥鰍”隨地可見，足見史上更甚。明朝上蔡知縣楊廷望《上蔡縣志》中自然村名錄稱“三里黨”為“東湖黨、中湖黨、西湖黨”，顯見“三里黨”處沼澤了水面之闊之深。君不見，從始至今兩村相距不遠而不通婚之世象，多半是明朝移民時期因爭奪高地，或因水患械斗結下了世仇。

“豫南三翁堂”家親一直來傳說，“河”南黨氏從晉升移豫后，數(shù)兄弟居南陽者有之，居豫中者有之，居豫東者有之，居魯者亦有之。此說與郾城縣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中“四老”擇地分居說完全一致。

綜上，“河”南黨氏在同樣的年代，同樣的歷史背景，同因同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導致數(shù)兄弟再次遷往各地，且后裔傳世代數(shù)基本相同，或可認為“河”南黨氏同源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