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獻記載，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個叫樂的和尚行至鳴沙山麓，見對面三危山山上金光萬道，似有千佛閃現(xiàn)，遂在鳴沙山崖壁上架空鑿巖，造窟一龕修行，隨后又有法良禪師在樂窟側旁營建一窟，為莫高窟之濫觴，這一段歷史由距樂和尚300多年之久唐時的人書寫，而且刻石立碑在莫高窟的洞壁上，今天學者們已堅定不移地相信此段開窟歷史了。

實際上，敦煌地區(qū)的佛教傳播活動可能早在漢代就已經(jīng)很熱鬧了，在敦煌與瓜州兩市縣交界處的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東漢初年的簡牘中有這樣的記載：“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敦煌的某個地名叫小浮屠里，古人稱佛教徒為浮屠，浮屠也是佛塔的意思，這表明敦煌在東漢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對佛塔的稱呼了。

懸泉置離莫高窟亦不遠，約60公里左右，而佛塔是從印度傳來的，繞塔禮佛是一種修行方式，只有在宗教活動發(fā)展到一定的規(guī)模后才會建塔，也可能是當時的人把佛教徒聚集的地方叫“小浮屠里”。西晉時期，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經(jīng)翻譯大師，號稱“敦煌菩薩”的竺法護和其弟子竺法乘就在敦煌進行傳教活動。

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早在樂和尚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人在莫高窟開窟修行了，敦煌書法大師索靖（卒于303年）生前曾在莫高窟題壁號“仙巖”，可能樂的名氣響亮些，或者說他開的窟比別人更大些，修行的時間更長些，慢慢地名聲就傳開了，否則300多年后的人怎么可能會把他的事跡記載得那么細呢？

盡管如此，唐代人卻沒有告訴我們哪座洞窟是樂或法良開鑿的，今天編號為第268組窟和第272窟是莫高窟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兩座洞窟，所以有人按常理推斷，既然是最早的洞窟，那就可能是樂和法良開鑿的，但是這種推斷難令人信服，加上編號為第275窟的，被稱為北涼三窟。北涼是公元421年占領敦煌的，距樂開窟已經(jīng)過去了55年，如何又把樂和法良開的窟劃進了北涼？這又是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如同這一時期的古代中國。

中華文明自秦漢400年輝煌后，從三國兩晉開始，統(tǒng)一的國家形象逐漸黯淡，民眾從秦始皇至漢武帝時代逐漸明晰而傳承下來的國家意識尚未徹底鞏固，至十六國時期，這種國家意識跌入到了低谷。五胡亂華”這種說法雖有為漢族統(tǒng)治者推脫責任之嫌，但當時國家之亂而且是戰(zhàn)亂和無序，的確是達到中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與敦煌密切關聯(lián)的西涼國和北涼國就是這個時期產(chǎn)生的。

西涼最初定都就在敦煌，由李于公元400年創(chuàng)建，敦煌算歷史上第一次被當作了國都，也是最后一次，5年后，西涼遷都酒泉。李是漢代大將軍李廣的16世孫，因此，西涼是地地道道漢族人建立的政權，與五胡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連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都自稱是李的直系后代，李唐王朝甚至還認祖追宗到了春秋末期的老子李耳。

也可能正因為是漢人建立的政權，絲路古道的西涼崇尚儒學，對東晉王朝稱臣，一時敦煌名士云集，一些為躲避戰(zhàn)亂的中原士民也大批移居西涼，敦煌成為河西儒學推廣中心，佛家文化反而不被人提及了，在近期發(fā)現(xiàn)的西涼王李墓中，也不曾見到多少關于佛教文化的內容，但這并不表示李不喜歡佛教，只是區(qū)分主賓而已，李在沒有建西涼國前就曾資助過法顯和尚西出玉門求法，法顯是最早奔西天取經(jīng)的，比唐僧玄奘還要早200多年。

秦漢以后，“統(tǒng)一”成為所有王者追求的終極目標，西涼也不例外，為了統(tǒng)一河西，西涼攻打北涼，結果反被北涼所滅，而北涼卻是個尊崇佛教的國家，由五胡之一的匈奴人沮渠蒙遜在公元401年所建，比西涼晚一年，學者們研究，今天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沮渠蒙遜所建，另外，他在敦煌莫高窟發(fā)揚光大佛教的事跡，如同樂和尚一樣，也是被唐朝人記錄下來的。

今天，人們確認敦煌莫高窟崖面上能夠看到的最早的洞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北涼三窟”。既然樂的時代離北涼國占領敦煌相距半個多世紀，如果是根據(jù)壁畫和塑像來確認268、272號窟屬于北涼，那它們就不一定是樂建造的了。

就像我們雖然相信司馬遷關于黃帝的記載，但是我們很難把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哪具尸骨貼上黃帝的標簽，更何況樂開窟也不一定繪有壁畫或造佛像，也許僅是找一處清靜場所修行，如同莫高窟眾多的小型禪窟一樣，再說，第268和第272號窟的體量也不算太小，以樂一人之力恐怕也難短期所能為，所以，唐人所謂的“樂開窟”的記載，可能是作者找到了一個佛教在敦煌莫高窟立足并用以書寫歷史的最好的理由。

（來源：歷史文化真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