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辨析

劉玉文

董寶瑞先生在《燕國“南有碣石”簡析》一文結尾處，有一段“鼓勵性的”話，說：『筆者迄今沒有看到劉*文先生“辨析”《《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中的“碣石”也指無棣馬谷山的文章問世，不知他會怎樣能把根本不靠近遼西山地，實在無以說“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的無棣海邊平原上的小小山丘，硬說成是《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碣石”，以又增加一個所謂“無棣碣石”研究新的“成果”。』

又說：『馬谷山與“龍門”也不在一條線上，很難作北方農、牧業(yè)的分界線。』（董寶瑞：劉起釪先生及其《碣石考》）

本來懶得動筆叨叨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考慮到董先生在“叫陣”，像是望眼欲穿的“盼著”看“辨析”樣子，不得已，班門弄斧，也匆匆應景寫一篇“辨析”。

董先生這段話，大概有藐視華夏“宜桑麻五谷”而畜產匱乏之意。以為他這么一說，不但證明邊胡遼西的游牧之“饒”，而且還可專擅戎狄的“旃裘、筋角”之利。同時還可以模仿初中平面幾何作圖，從明長城起點附近的昌黎城北山區(qū)向西南傾斜50o與山西的龍門劃一條“農牧分界線”，以證明昌黎城北的“**頂、臺”恰好“在那條線兒上”，馬谷山偏南，“不在線兒上”。于是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司馬遷《貨殖列傳》中所說的“碣石”，不偏不正恰好就是“平州碣石”?？芍^用心良苦！

不過，有一點不明白，“馬谷山與‘龍門’也不在一條線上”是啥意思？初中平面幾何里說，“兩點之間可以引一條直線，而且只能引一條直線”，怎么“平州碣石”可以與“龍門”之間可以畫一條線，而馬谷山就不可以呢？

其實，所謂“農牧分界線”是現(xiàn)代人確定的，與春秋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實際經濟情況并不完全相符?！妒酚洝分?，司馬遷的“龍門碣石以北”，也不能認為是司馬遷在兩點之間人為地劃了一條“農牧經濟分界線”。即便是按照董先生的愿望，在中國大地上劃上那條農“牧分界斜線”，展開地圖看看，咱老祖宗的發(fā)祥的岐山、周原、關中平原大部，谷神所在地汾河下游以及“大陸既作”之大部都劃屬于游牧經濟的范圍內，就連司馬遷的老家韓城縣境都包括在內。顯然，這種生硬的劃線方法是不對的。這與《貨殖列傳》所說的“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好稼穡，殖五谷……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也不符。

有人在研讀《史記.貨殖列傳》時，還認為司馬遷將當時的中國劃分了“四個經濟區(qū)”，即山東、山西、江南、龍門—碣石以北。但是秦漢時代的山東、山西是以太行山為分界線，如果按某些人的主觀想象去生硬地劃線分區(qū)，那華夏大地重疊、漏劃的地域就很多，所以司馬遷自己也說“此其大較也”，即“大略”也。

董先生之本意不在經濟區(qū)劃，而在于證明《貨殖列傳》中的“碣石”在昌黎。昌黎在周秦漢代正處在“農牧分界處”。

“碣石”的紛紜是由于后世學者及腐儒們?yōu)E肆附會注釋引起的?！敦浿沉袀鳌分械摹绊偈痹谀睦?，必須結合原著去核對，融會貫通理解。不能沿著后世的紛紜注釋去“按圖索驥”或“擺積木”“下棋子”，把個“碣石”當作“棋子”，這兒放放，那兒擱擱，不合適再換換地方。

本文就“碣石”的位置和“碣石以北多馬牛”兩個問題分別“辨析”如下：

一、司馬遷《史記》之《天文志》《貨殖列傳》中的“碣石”位于何處

《史記》之《天文志》《貨殖列傳》中都提到“碣石”，“碣石”在哪里？

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兩次提到“勃碣”，先云：“凡望云氣，……恒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

漢代的“恒山”因避漢文帝“劉恒”之諱改稱“常山”，漢“常山郡”以此為名。此“恒山”雄踞于今河北保定市阜平、唐縣、淶源三縣交界處，今名“大茂山”。北宋時就以雁門山關、大茂山和白溝河下游(今白溝鎮(zhèn)、霸縣、信安鎮(zhèn)一線)與契丹人的遼國分界。當時遼西屬于北國契丹

打開現(xiàn)在的“河北省地圖”或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圖集》的遼西某圖，一看便知，遼西郡的今昌黎縣境顯然在“恒山以北”的范圍之內。望其“氣”的顏色“下黑上青”?！安俸ａ贰憋@然不在“恒山以北”，而其“氣”的顏色“皆黑”。氣色迥然不同，其地域當然也就不同。所以“恒山以北”昌黎縣境，與“勃碣海岱”是迥然不同的兩個地域，根本不能不能混為一談！這是無可挖爭辯的地理事實。此處“勃碣”正與董先生所熟知的、光緒初年主修《永平府志》和《樂亭縣志》“京東一人”、史夢蘭先生在《樂亭縣志》中所認定的“幽之東南，青之東北，瀕海之區(qū)，渤碣之地也”之“勃碣”相吻合。

古之“幽之東南，青之東北，瀕海之區(qū)”，即今之“冀之東南，魯之西北，瀕海之區(qū)”也，也就是天津以南、濱州以北的瀕海之地。此區(qū)域之內唯有“無棣碣石”突兀海濱。也是無可爭辯的地理事實。

《史記.天官書》又云：“自河山以南者中國①。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②。……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于勃碣?！?/span>

①【正義】：“河，黃河也，山，華山也。從華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國也?！?/span>

②【正義】：“《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為陽?！?br>     昌黎所在的遼西，古屬“四荒”之一的戎狄之域，又明顯的在黃河、華山以北，顯然不屬于《史記.天官書》中所界定“中國”概念。此處的“勃碣”，顯然屬“中國山川”的范疇，“山和川”均在“中國”的大地上，怎么會跑到“中國”以外的“八狄、七戎”的“為陰”地域去呢。不能用今日所熟悉“大中國”的概念去替代《天官書》所界定的“中國”特有的內涵。否則，就犯了“偷梁換柱”的錯誤。

毋庸置疑，《天官書》中的二處“勃碣”，顯然都是指古黃河入海口附近的渤海碣石。有人引用“中國山川東北流”一句時，疏忽或故意漏掉“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這一關鍵前提。離開關鍵的前提去“論證”，就等于盲目忽悠，得出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如果連司馬遷《天官書》中“中國”的基本內涵都沒弄清楚，何以奢談“中國山川”！

司馬遷在《天官書》中的“碣石”，與在《貨殖列傳》中所提到的“碣石”是同一個地理實體?！短旃贂分械捻偈辉谶|西；同理，《貨殖列傳》中的“碣石”也定然不會在遼西。

二、“碣石北多馬?！焙單?/span>

或問：“無棣碣石根本不靠近遼西山地，產馬、牛乎？”

答曰：“然也！”

董先生認為，馬牛必須在“山地”放養(yǎng)，而且必須“靠近遼西山地”。豈不知，在山地牧馬牛是以農耕為主業(yè)的華夏族與游牧的戎狄部族，長期爭奪生存空間的結果。游牧部族原來也在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水草豐盛的大平原上放牧，是華夏族與游牧部族進行了幾千年的爭奪，才把游牧戎狄人驅趕到諸如遼西山地之類的邊遠山區(qū)的。曹操還征討過遼西烏桓，斬其首領蹋頓、屠過柳城。董先生記得很清楚吧！盡管“諸夏”置郡縣，筑長城，只是求得暫時的穩(wěn)定，仍然沒阻擋住戎狄南下牧馬或入主中原。而且從社會經濟發(fā)展進程看，大概先民們也是在大平原上采集、放牧、種植。在高寒的塞外山地牧牛馬是迫不得已罷了。

再說，所謂農耕、游牧只是就“主業(yè)”而言，并沒有絕對的“單一經濟”，農耕者，也有畜牧業(yè)，游牧者也有種植業(yè)。劃一條線，純屬理想狀態(tài)，與事實不符。

以農耕為主的“諸夏”和以游牧為主的戎狄之間的爭斗，也有過進退消長過程，根據(jù)史籍的大略記載：

魯孝公25年犬戎殺周幽王，周室東遷，西周滅亡。

魯桓公6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桓公10年，北戎病齊，諸侯救之。

莊公20年，齊人伐戎；

莊公24年，冬，戎侵曹。

莊公26年，春，（莊）公伐戎；

莊公30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

莊公32年，狄伐邢；

閔公元年，狄滅邢，邢遷于夷儀；

閔公2年，狄人伐衛(wèi)；

僖公8年，夏，狄伐晉；

僖公10年，夏，齊侯（齊桓公）伐北戎；

僖公12年）（齊桓公42年），戎伐周，（周）王告急于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

僖公13年，狄滅衛(wèi)，諸侯救衛(wèi)；

僖公16年，秋，狄伐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僖公18年，冬，狄人伐衛(wèi)；

僖公20年，齊人、狄人盟于邢；

僖公21年，春，狄侵衛(wèi)；

僖公24年，夏，狄伐鄭；

僖公30年，夏，狄侵齊；

僖公33年，夏，狄侵齊；

文公7年，夏，狄侵魯西鄙；

文公9年，夏，狄侵齊；

文公10年，冬，狄侵宋；

文公11年，秋，狄侵齊，后侵魯；

文公13年，冬，狄侵衛(wèi)；

宣公3 年，春，陸渾之戎侵周，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秋，赤狄侵齊；

宣公4 年，夏，赤狄侵齊；

宣公6 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宣公13年，秋，赤狄伐晉；

成公9年，冬，白狄伐晉；

成公12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襄公6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昭公12年，冬，晉伐鮮虞（狄人，后建中山國）；

昭公15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昭公16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公5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哀公6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侵伐“諸夏”的戎狄游牧部族，并不都來自“山地”，明矣！即便是“北戎”“山戎”也不局限于“遼西山地”游牧。北戎數(shù)次侵齊伐周，狄滅邢、衛(wèi)，伐鄭、宋等事件，說明諸夏之間，及諸夏內部尚存在著控制不到的非農業(yè)的游動空間。諸夏“滅戎”，也不是從肉體上全部消滅，斬盡殺絕。愿意逐步“歸化”者，仍然可以在原地保持游牧傳統(tǒng)，直至戰(zhàn)國秦漢仍如此。不愿“歸化”者，逃回或逃奔遼西山區(qū)也是有的，如白狄的肥國被滅后，一部分人逃奔遼西繼續(xù)游牧，這就是“肥如”之稱的來源。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論述的各地物產情況，不獨談漢初，而多述及夏商周三代。古今文獻中，對無棣碣石周邊地域產“馬、牛，筋、角”之類多有記述。例如：

據(jù)《尚書·堯典》、《皋陶謨》等記載，活動于山東河濟下游的“伯益”（皋陶的兒子）當過舜的“虞”。所謂“虞”就是管理山澤的官，其主要職掌是“調馴鳥獸”。《史記·秦本記》載周孝王之言：“昔伯翳（即伯益）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笔乔刳w的先人。秦族直到非子時代還“好養(yǎng)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齊地仍保著的“好養(yǎng)馬及畜”傳統(tǒng)。不少學者認為，周初正式形成的齊文化，恰恰是“伯益”濱海文化的嫡傳，它的經濟基礎以農、牧、漁、鹽并重。齊國臨淄的殉馬坑以及田忌與齊王賽馬、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故事，可能就是齊趙人這種傳統(tǒng)的縮影。作為“齊之北鄙”的無棣正是“農、牧、漁、鹽并重”，至今如此，并培育出中外馳名的“渤海黑?！?、“渤海馬”等優(yōu)良品種，濟南部隊的“軍馬場”仍設在與無棣臨近的黃河河口附近。可以想見古人也在“九河”流域牧馬牛的盛況。

《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 《易經·旅》上九爻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后號，喪牛于易，兇”。 “喪牛于易”，謂王亥失其牛于易國。說明商人的祖先，早就在無棣碣石以北的易水流域放牧養(yǎng)牛了。

　　《禹貢》記載：“青州…萊夷作牧”，這大概是史籍中記載“畜牧業(yè)”的鼻祖。說明山東的畜牧業(yè)有悠久的歷史，而東北一帶的民族大部屬“通古斯”族群，據(jù)考證“通古斯”一詞出于與“養(yǎng)豬”為主業(yè)有關。

　　《周官.職方》：“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其川河、泲，浸曰盧、濰，…其畜宜六擾，

谷宜四種”。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黍、稷、稻、麥也。”

這說明在周代，兗州“六畜興旺”而“馬、?！睘橄取Ｓ神R、牛，焉能無“旃裘、筋角”之產。“島夷皮服”大概就是指“織皮、旃裘”之類東西。

 《周官.職方》“河內曰冀州：….川曰漳，浸曰汾、潞，….畜宜牛、羊”。

董寶瑞把屬于“四荒”之一孤竹國的遼西，說是屬冀州之域，而《職方》冀州僅僅“畜宜牛、羊”，而偏偏無“馬”。

董先生可能說昌黎不屬于《職方.冀州》，而屬于《職方.幽州.》，但是，《周官.職方》載：“東北曰幽州：…川曰河、泲，浸曰葘、時，…畜宜四擾”。師古曰：“馬、牛、羊、豕?！庇闹蓦m有“馬、?！敝畬?，但其中的“河、泲、葘、時”顯然均在今山東境內，看來也不是指“遼西”而言。

從上述古籍記載中，可以斷定，古代山東北部有興盛的“馬、?！敝畼I(yè)。但也不排除當時的“遼西山地”也有游牧牧馬的部族。

《周禮》記載，周代有“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的“牧”，又有分別掌管養(yǎng)馬、養(yǎng)牛、養(yǎng)羊、養(yǎng)狗以至養(yǎng)雞的校人、牛人、羊人、犬人、雞人等。

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有一些戎狄游牧部族，雜居在中原諸侯國的外圍，有的甚至夾在諸侯國之間，如狄族在燕、齊、晉之間建立的中山、鼓、肥等國。《國語全譯》（黃永堂譯注 1992年2 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對“山戎”注曰：“山戎，我國北方民族名，也叫北戎、無終，居于河北省北部，春秋時代與齊、鄭、燕等國境界相接，漢魏時名鮮卑”。《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范文瀾）云：『春秋時期，在今河北中南部的游牧部族有“甲氏（雞澤縣，赤狄別種”，鮮虞（正定縣西北，別名中山），肥（藁城縣），鼓（晉縣。鮮虞、鼓、肥三國都是白狄別種）”屬于北狄。』這些游牧部族燕、趙、齊的存在，并相對穩(wěn)定，也會促使“不田作”的這一帶畜牧業(yè)的發(fā)展?！吨袊ㄊ泛喚?第一編》（范文瀾）也說：“北方戎狄間是華族小國燕，春秋時期不被‘諸夏’重視?！闭f明燕國處于游牧部族包圍之中。游牧部族的存在，必然有牲畜相伴。

《史記·貨殖傳》稱：“中山地薄人眾?！敝猩匠Ｅc趙國交戰(zhàn)，最終滅于趙。學者從河北靈壽遺址所出中山國的銅鐵器和陶范進行研究，揭示中山國前期主持政務的鮮虞族是以牲畜為其立國的經濟基礎，并兼營農業(yè)。中山與齊國關系密切。公元前530年(周景王15 年)，晉荀吳滅肥（古肥子國,白狄別種也），肥子國的一部分逃奔至今河北盧龍城北重建肥子國，繼續(xù)游牧；另一部逃到今山東肥城一帶，據(jù)考遼西“肥如”和山東“肥城”皆與游牧狄族的“肥子國”有關。

《史記.貨殖傳》稱：“燕代田畜而事蠶”。說明燕地畜牧滋盛?！逗颖笔×謽I(yè)志.第二章.蠶桑》云：『《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燕代田畜而事蠶”，大意是燕地男子在田野放牧，婦女在家養(yǎng)蠶。』燕國的南境在春秋齊桓公時到達無棣碣石北邊不遠的“燕留城”。 《史記正義》引唐《括地志》稱“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里,......燕留城位于長蘆縣東北十七里,說明燕莊公時期燕、齊兩國的分界線在滄州市東北一帶。

《貨殖列傳》又稱：“種、代，石北也，……不事農商?！薄把嗄贤R趙，東北邊胡……大與趙、代俗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即燕人亦多“不事農商”?！稘h書.地理志》云：“趙又得渤?？ぶ畺|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結合《漢書.循吏傳》宣帝時龔遂為渤海太守，提到“好末技，不田作”，可能有燕趙之風。

《史記·平準書》載，西漢景帝末武帝初，“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鹽鐵論·末通》云：“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由此可知，養(yǎng)馬遍及郡國。

苜蓿是西漢時代從西域傳入中原，被廣泛用于養(yǎng)馬。漢武帝時，倡導郡國養(yǎng)馬，《史記.平準書》“天子為伐胡，盛養(yǎng)馬”。除西北邊郡設牧苑外，在京畿和內陸郡國，官牧也相當普遍。發(fā)達的國營牧業(yè)有力地支持了漢武帝的武功，尤其是對匈奴的戰(zhàn)爭?！尔}鐵論·救匱》說漢時：“列田畜者連郡國”，看來也并非單指邊郡而言。因為遼西、右北平一帶與東胡、匈奴戰(zhàn)亂頻仍，倒沒有見到養(yǎng)馬的記載。

《漢書.循吏傳》記載宣帝年間，龔遂為渤海太守，鼓勵民戶“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的故事，說明漢代渤?？び叙B(yǎng)牛傳統(tǒng)。

《淮南子·主術訓》說：“是故人君者．．．．．．是以群生遂長，五谷蕃殖，教民養(yǎng)育六畜”。 毋庸置疑“教民養(yǎng)育六畜”，是指全國有條件郡國均如此，不僅僅是對諸如遼西的邊郡而言。

漢靈帝時，蔡邕疏稱，“幽冀舊壤，鎧馬所出” （《后漢書. 蔡邕傳》注引）。漢之渤海郡先屬幽州，后隸冀州，無棣縣境當時屬于“幽冀舊壤，鎧馬所出”之地。

晉代，束皙說：“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斨羊，取之清渤”（《晉書》本傳）。束皙的這段話，大概是針對當時有人認為“北土”不宜畜馬牛而言?！按筚Z斨羊，取之清渤”，“清勃”是指清河郡和渤海郡，說明當時無棣所在的渤?？なa牛。所謂“冀北”就是指魏晉“冀州之北”的無棣碣石以北地域。

王子今先生在《秦漢長城的生態(tài)史考察》（載《中國長城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0月出版）中說：『漢代畜牧業(yè)戶生產有幾個特點：首先，地區(qū)分布不斷擴大，由西北逐漸向中原延伸。受周代以來的長期影響，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開始發(fā)展畜牧業(yè)。如史稱：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兗州“畜宜六擾。”即適合于馬、牛、羊、豬、犬、雞等畜的牧養(yǎng)。二是畜牧生產的品種、類別有發(fā)展。除馬匹之外，還有牛、羊、驢、騾等。驢、騾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沒有的品種，被視為“奇畜”。西漢中期后，乃“騾、驢、馲駝，銜尾而入，騨騱騵馬，盡為我畜”（注：《鹽鐵論.力耕篇》。）』

另外，渤?？ひ粠У牡孛胁簧倥c“馬”有淵源。山名：有馬谷山、馬騮山；河名：有馬頰河、拒馬河；州縣治所：厭次縣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境），瀛州治馬城（今河間境）。這無疑與該地域的牧馬業(yè)有關。

據(jù)考，無棣碣石以北章武縣、章武郡之“章武”與“玄武”都是傳說中的神獸，并說以“章武”來命名神馬，這說明無棣碣石以北，不但多馬，而且出“驊騮”、“章武”之類的名馬。

再看北齊文宣帝高洋，高洋渤海修人也，定都鄴城，于渤海郡近鄰。史載，其父兄的作風頗有游牧之風度，大概也是受到當?shù)丨h(huán)境影響所形成的。高洋也會知道家鄉(xiāng)有座碣石山，日趨千里的高洋，勝利歸來大宴群臣，改名樂游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另有別論。

張京華先生在《燕趙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出版）一書中說：“（從仰韶時期到西漢）燕趙區(qū)域雖然在旱地農耕方式和宗法血緣等方面都屬于華夏系統(tǒng)，但和中心區(qū)相比，它又是落后的，尤其是農業(yè)經濟方面比較落后，遠未達到成熟飽滿的階段?！薄把嘹w區(qū)域的文化內涵遲至戰(zhàn)國時期才確立，而政治上的成熟又遲至六百年之后，其農業(yè)經濟更要遲至一千年 之后才充分開展。”“戰(zhàn)國秦漢農業(yè)基本經濟區(qū)的范圍包括陜西的關中、山西的汾水下游，黃河以北的河內及河南和山東的大部地區(qū)。也就是說關中、中原、齊魯三大區(qū)已經連成一片。……這一時期，燕趙區(qū)域的農業(yè)經濟也由春秋時期燕都薊城一個比較發(fā)達的點，發(fā)展成為近乎連成一片的若干個點?！薄皩?zhàn)國秦漢時期，河北平原的農業(yè)經濟，并不能估計過高……在《周禮.職方》、《史記.貨殖列傳》中，始終沒有提到這一區(qū)域的糧食作物，在其他地區(qū)卻有許多，諸如‘關中好稼穡，殖五谷’，齊國‘膏壤千里，宜桑麻’， 魯國‘頗有桑麻之業(yè)’，梁宋‘好稼穡’的記載。《史記.貨殖列傳》只提到燕地的物產是‘魚鹽棗栗’，‘中山地薄人眾’的話，由此可知，當時河北平原中部和東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上古以來沼澤遍布、叢棘茂盛、野獸出沒的自然生態(tài)。……河北平原地區(qū)農業(yè)的發(fā)展一漢魏之際曹操經營河北，開鑿的白渠、利漕渠、平虜渠、泉州渠為轉折點?！薄扒貪h至隋唐一千年間，農業(yè)基本經濟區(qū)中心先是關中、中原、齊魯一線?！?/span>

從文章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農業(yè)區(qū)在逐步向北推進，游牧區(qū)相應地逐漸向北退縮。到秦漢時期，西部農業(yè)區(qū)已經推進到龍門以北的汾河流域中游一帶，東部農業(yè)區(qū)已經推進到無棣碣石以北的海河流域。

綜上所述可知，戰(zhàn)國秦漢時期，我國的農牧分界線的東部應確定在燕趙齊交界的區(qū)域，即無棣碣石以北；西部應界定在龍門以北的汾河中游。所謂農牧分界線也是隨大氣候的變遷而游動的，并呈犬牙交錯狀態(tài)，是一個寬闊的游動地帶，絕非簡單的兩點相連的一條直線。

結論：

一、《史記.天官書》 中的“碣石”，指的是“四海內則在東南的中國”的碣石，，即“幽之東南，青之東北，瀕海之區(qū)，渤碣之地”的無棣碣石。并非在戎狄之域、“中國”之外。《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碣石”，與《天官書》中的碣石，是同一地理實體。

二、無棣碣石周邊地域，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為農牧經濟混合區(qū)域。無棣碣石稍南，在周代就是“畜宜六擾，谷宜四種”“農、牧并重”的傳統(tǒng)經濟區(qū)，再往南，是農業(yè)的中心地帶。無棣碣石以北，多戎狄部族或諸夏與戎狄雜居，民多“不田作”“不事農商”，以游牧“田畜”為主業(yè)，所以“多有馬、牛、羊，旃裘、筋角”。與龍門以北的情況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