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二】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jié)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驎r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宮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于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nóng)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于行操?！毙胁僦?，亦怪毀之曰：“是必乏于才知?！笔獠恢胖胁匐m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兇衰禍來，謂愚暗。不知吉兇之命，盛衰之祿也。

【拙解】

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有智慧卻不得機會發(fā)揮，或是施展了才能卻不能獲得成功，或是得到發(fā)揮機會卻做事不成，雖然才智如孔子般，也不得事成而立功。世俗之人見他人節(jié)操品行高尚，便說：：“賢良如此，怎不見得尊貴？”見他人智謀深慮，便說：“智慧如此，為何不富？”尊貴富有是由福祿之命，而不在是否賢良與智慧。所以說：財富不可以靠籌劃計策而得，尊貴不可以憑才能獲取。智慧深慮而無財富，才能高而無官爵。身懷銀印紫綬，未必有稷、契之才能；堆金累玉，未必有范蠡之智慧。有時位低愚人卻擁千金，冥頑之人卻權(quán)治城郭。所以，同樣才能的人做官，地位貴賤相差懸殊；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智慧相同，擁有的財富迥異。福祿命中有貧富，智慧不能決定其增減；人的生命有貴賤之分，才能不能左右其進退。周成王的才能不如周公，齊桓公的智慧不如管仲，然而周成王、齊桓公享受尊貴之命，而周公、管仲只能享臣吏之俸祿。考究古時君主很少有不向其臣子學習的，學識淵博之人很少有不被尊封為父師的。然而君主仍可以無能而居處主位，臣子雖有大才也只能聽從使用。所以富貴貧賤在于命，不在于聰慧愚鈍；貧窮富有在于祿，不在于冥頑或智慧。世間論事，均以為才高當作為將相，低能者宜從事農(nóng)商。見到智能之士未達官位，便對其責怪并非議：“一定是其毀在德行操守?！倍鴮Σ傩泻玫娜耍鄬ζ湄煿植⒃g毀：“一定是其才能不足?！笔獠恢拍苤腔鄄傩须m高，但官位財富俸祿需由命決定。有才能智慧之人，在命好祿盛時做事便會得福，人們會言其有才能智慧；在命兇祿衰時做事便會遭受災禍，人們言其愚鈍。這就是有人不知命有吉兇，祿有盛衰之故。

【小議】

人，生乎于世，有偶然，亦有必然，這便是命；存乎于世，或享官祿，或居貧賤，亦有偶然之因、必然之果，此亦是命?！坝胁挪坏檬保蛞虿挪粚ξ?；“有智不得行”，或智亦有不智。如孔子之才者，世之罕見，俗凡之人，哪來的什么“懷才不遇”、“生不逢時”？憑已能而謀生，不與世爭。不求達官厚祿，但得平淡無囂，淡泊則心安，心安便無擾，雖居市井，亦可享幽靜。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東漢時期思想家，唯物主義者。

《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是東漢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義著作。作者在著作中以當時少有的唯物主義思想，對皇朝統(tǒng)治集團崇尚的儒學、神學的虛偽性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駁。

《論衡》的出現(xiàn)，在中華歷史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由于作者身處的時代使其世界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響其著作的歷史重要性。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對待歷史經(jīng)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學態(tài)度。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讀國學經(jīng)典，從中汲取有益養(yǎng)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