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太史公始作《史記》，

14年后，

一部上起三皇五帝，下至西漢武帝的劃時代巨著，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誕生；

180年后，

班固作《漢書》，

上至漢高祖劉邦，下至王莽新朝，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誕生。

一、史書的分水嶺

《史記》與《漢書》，雖然同為漢朝人所作，卻分屬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與公元后1世紀的東漢。

這一西一東，一前一后，不經意間，中國史學界卻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轉折，而正是這個轉折，使兩部巨作之間出現(xiàn)了一條明顯的分水嶺——以此為界，自此以后的歷代史書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這個重大轉折是什么呢？那就是由董仲舒提出，漢武帝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一轉折，產生了巨大的多米諾骨效應，從學術界，漫延到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等社會的各個方面，眾史學家的思想與理念也深受影響。

二、班馬異同

因此，我們會發(fā)現(xiàn)，雖然編撰《漢書》的初衷是源于對《史記》的續(xù)寫，并且班固在續(xù)寫《漢書》時也借鑒和移用了很多《史記》的內容，但是，對同一史實，兩者的行文思想與內容取舍之間，有著相當?shù)某鋈?/strong>，這也就是后世史學家所評價的“班馬異同”。

“斑馬異同”背后的原因可不僅僅是兩位作家個性偏好的差異。

從著書的宗旨上看，《史記》只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為私人著作，最后也“藏之于名山”；

班固的《漢書》實則為國史，甚至在整個著書過程中都受到皇帝的干預，把其視為官方的產物，一點也不為過。

至于書中內容到底有多少受到上位者意志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

外部環(huán)境

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獨尊儒術”這個重大轉折，在此之后的寫書立著之人，尤其是撰寫歷史的人，深受漢儒所提倡的“政治正確”的思想影響，在此思想之下，眾多史書還能有多少能保持相對意義上的中立與公正，我對此深表懷疑。

先秦時期，中國學派與思想百花齊放；

秦朝建立，以“法”治國；

漢初，則以道家為重，即使到了董仲舒這里，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陰陽家的蹤影。

縱觀漢武帝之前的漢朝，其實是各種思想流派的綜合性運用，正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之”。

待到漢武帝與董仲舒一拍即合，正式確立了維護統(tǒng)治者絕對利益的董派“新儒家”的正統(tǒng)性與唯一性后，一切都隨之改變。

到了東漢時期，漢光武帝劉秀和班固的大老板漢明帝劉莊，更是漢儒的大力推動者。

再加上剛平息不久的王莽篡漢這樣“大逆不道”之事，統(tǒng)治者對如何維護皇權以避免重蹈覆轍的問題變得極其關心和敏感。

甚至一度由皇帝直接出面，引領眾臣編修儒家典籍，進一步把漢儒學說推到神壇，使其“正統(tǒng)”思想根深蒂固，難以動搖。

家學淵源

除去社會外部環(huán)境，影響司馬遷和班固最深的，當屬家庭背景了。

兩人均出生于史學世家。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太史令，他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叫《論六家要旨》，在書中，他分別對先秦六大學派——道家、法家、儒家、墨家、名家、陰陽家進行了點評對比，充分展示出司馬談對眾多思想學派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與博采眾長的治學理念。

他贊同“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認為各家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后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取長補短，這樣才能“與事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這一治學思想顯然影響司馬遷頗深，以至于這段原文最后直接被引用到《史記·太史公自序》里。

因此，太史公雖然也比較推崇儒學，但卻能相對公正客觀地去評價歷史上的各種學派與代表人物，其行文作風也毫無酸儒之氣，酣暢淋漓，不拘形跡。

反觀班固，其父親班彪出生于一個富有的家族，在王莽新朝覆滅之后，班彪投靠了劉秀。

為證明其帝位的合法性，班彪洋洋灑灑寫就一篇《王命論》，其通篇主旨就是告訴全天下：劉秀稱帝乃天命所歸，他是光復漢室的天命之子。

雖然歷史走向告訴世人，東漢確實取得了統(tǒng)治合法權，但班彪的這一套“天命論”，實屬故意編造，其真正目的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同司馬遷一樣，班固在《漢書·敘傳》里，也全文引用了這篇《王命論》，由此可知，班固的時代，史學家所書寫的歷史在“王權”與“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下，已經開始走樣。

不同思想下歷史

打開《史記》，我們可以看到，在太史公的筆下，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與高漸離；

也有英雄末路、可歌可泣的楚霸王項羽；

更有《滑稽列傳》、《龜策列傳》等專為社會底層百姓而書寫的傳記。

反觀《史記》之后的漢代史書，但凡提到項羽的地方，都要稱之為“項酋”，項羽的“本紀”被降級為“載記”；

《漢書》中班固對呂后殘害戚夫人一事語焉不詳，更是找不到關于底層百姓的只言片語——因為在當時看來，這些均屬下九流的文化，非屬正派，治學人士對此不齒；

班固甚至還專門列了一張《古今人表》，這個名單中，1931位歷史名人被貼上標簽，并被按照所謂“顯善昭惡”的標準被從上到下分成了三六九等：

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被封為“上上圣人”；

孔子之后再無圣人，孟子、管仲等只能算作“上中仁人”；

老子、商鞅、墨子、韓非只被列為“中上”；

荊軻、呂不韋竟然在秦始皇之上，被列為“中中”，秦始皇只能屈居為“中下”，就比他的兒子胡亥“下中”好一點；

最差的就屬蚩尤、共工、妲己等人，被評為“下下愚人”。

三、史書的最高宗旨

司馬遷與班固，甚至與后世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的最大區(qū)別，我們在《報任安書》中也可略窺一二。

司馬遷在書信中闡明，他編寫史書，最核心的目的是希望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如此之高的思想見解和編撰宗旨，在中國古代史學中，還是第一次出現(xiàn)。

所以，司馬遷能實事求是，力求以最中立的角度書寫秦始皇的統(tǒng)一六國，敘述劉邦與項羽的“楚漢相爭”；

能仔細考察每一段歷史之變的始末，探查王朝興衰交替的內在原因；

也能在記述帝王將相之后，不忘兼顧民間百姓。

我想，這就是《史記》能被后世評為“近乎圓而神”，“史家之絕唱”的原因所在吧。

萬幸，《史記》出現(xiàn)在《漢書》之前，更加萬幸，中國有一位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