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銅像

　　(一)

　　52年前，著名文學家老舍、戲劇家曹禺在美國合寫過一首詩，其中寫道：

　　“知道有中國的，

　　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誰人不知，

　　南開有個張校長？！”

　　這個張校長就是張伯苓。他是南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50年嘔心瀝血，先后創(chuàng)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為我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伯苓，1876年4月生于天津。早年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歐美科技文化知識，畢業(yè)后入海軍服務，想以海軍使中國強大起來。但不久，海軍的腐敗，清政府的媚外無能，完全打破了張伯苓的“海軍救國”夢想。

　　甲午中日戰(zhàn)爭以后，歐洲列強像一群餓狼撲向中國，鯨吞瓜分，肆無忌憚。1898年7月，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wèi)專約》。正在占據威海衛(wèi)的日軍，按約應當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轉讓給英國。這一交接儀式定于在威海衛(wèi)舉行。張伯苓所在通濟艦護送清廷大員前往。

　　那一天，風在嗚咽，浪在怒吼，烏云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滾過。交接儀式開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陽旗，掛起清朝的龍旗，這算是清政府從日軍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讓給英國人。這一拱讓比從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愴。但見清兵一字排開，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衣前寫一個“兵”字，背后寫一個“勇”字，而衣服更是雜七雜八，不是過于長大，就是過于短小，士兵個個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他們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還懷揣煙槍。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頭垢面，兩肩高聳，慢吞吞走出來，降下掛起不久的龍旗……而英軍恰恰相反，一個個身材魁偉，穿戴威嚴，列隊行進，步伐整齊，神采飛揚地升起英國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戰(zhàn)場上接受乞降者簽字畫押。鮮明地對照，強烈地印象。張伯苓親眼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話劇，悲憤交集。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能忍受如此奇恥大辱！張伯苓不禁自問：國家積弱到這種地步，中華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這樣的官兵對陣外敵，怎能不一敗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視蒼茫的大海，耳聽海浪沖擊岸石的轟鳴，眼里射出堅毅的光，他斬釘截鐵地說：“海軍救不了中國！”

　　經過新地思索，張伯苓得出這樣地結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地國民。欲培養(yǎng)健全地國民，必須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yè)?！辈痪?，張伯苓憤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從事教育。

　　從“物力救國”幻想的破滅，到“教育救國”信念的確立，張伯苓的思想經歷了曲折發(fā)展的過程。從此，張伯苓以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先行者的姿態(tài)出現在中國近代教育的舞臺上。

　　張伯苓的教育生涯是從受聘于嚴范孫的家館開始的。嚴范孫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張變革封建教育，開辦新式學堂。嚴、張二人思想主張一致，對教育救國、培育新人同具熱心。1904年他們在嚴氏家館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南開中學。后來這所中學越辦越好，成為中國北方最著名的中學，各地學子包括美國、南洋的華僑子弟都慕名而來。張伯苓成為聲譽卓著的新教育倡導者。

　　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張伯苓、嚴范孫決心創(chuàng)辦大學。本世紀10年代中期他們就開始醞釀。為此，張伯苓去美國學習、考察，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論，有了更充分的思想準備。1918年末由美國回到天津后，就開始籌募辦學資金。1919年春開始起建大學校舍。9月初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錄取周恩來、馬駿等96名學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開學，私立南開大學宣告誕生。

　　辦好大學，必須有一支較強的師資隊伍。南開氏私立大學，教師薪金要比北大、清華低一塊，如何選任一批較好的師資，不能不是張伯苓面臨的重要問題。還在美國時，他就聘定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凌冰到校任教，并請凌代為聯絡留美學生，同時張伯苓也在各大學延聘優(yōu)秀畢業(yè)生。南開薪金雖然略低，但由于南開是私立，較少時政的干擾，這是知識分子比較向往的。另一方面，他又懂得教師的心理，能夠尊重他們，體貼他們。他為教師安排了比較舒適的吃住條件(眷屬不在此內)，并有工友伺候。這一條件，在當時生活標準下等于薪金的四分之一，這對教師也頗有吸引力。張伯苓還借各種機會與教師聯絡感情。新學期伊始，新聘教師到校，他召開新教員茶話會；逢年過節(jié)，他與夫人邀請教師夫人聚會聯歡；每學年完畢，按慣例宴請全體職教人員，以酬謝大家一年的辛勞。這一切，雖是小事，卻使教師及其家人感到溫暖。在校務管理上，他尊重教師的意見。大學成立不久，即建立起師生校務研究會，定期征求教師的意見，后來又印制師生意見書，分議案、理由、辦法等項，以期師生對校務積極建議，然后分類討論，早日實行。就這樣，一批著名學者，如姜立夫、邱宗岳、饒毓泰、楊石開、張彭春、李濟、竺可楨、蔣廷黻、范文瀾、湯用彤、徐謨、羅隆基、何廉、方顯庭、黃子堅等，先后來到南開執(zhí)教，為大學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教師們更為滿意的，還有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行政人員很精干，都能兢兢業(yè)業(yè)，努力工作。伉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喻傳鑒，石南開的四根臺柱，又都是精通行政、教務以及后勤管理的行家，對南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南開雖為私立學校，但并不以學校為生財賺錢的工具。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帳目都放在圖書館里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查當月帳目，他可以5分鐘內告訴你，這確實不是大話。他以身作則節(jié)約學校的每一個銅板。他每月取于學校的報酬，只是中學校長的一份薪水。大學成立后，他也只在大學加領三四十元，相當于當時大學畢業(yè)生工資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辦事，為替學校省錢，總是住前門外施家胡同一個普通客店，每天房費用1元。這等客店設備自然不會好，且臭蟲特多，所以他每次總要自己帶一盒臭蟲藥設防。張伯苓上班或到市里辦事，學校備有“洋車”。后來，那輛洋車的后堵板被兩個學生偷拉時摔壞，車夫和齋務都主張換成新的，他卻笑著說：“不用換，還沒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況且這是兩個失掉家鄉(xiāng)的孩子玩破的，是個很好的紀念?！睆埐呃硇＃彩鲁墙^對為學校公事，由學校出帳外，他都記在自己帳上，公私分明可見一斑。張伯苓常常在外為學校募款，幾千、幾萬、幾十萬，都分毫不差交到學校，未有1文入了私囊。

　　“積沙成塔，積羽成舟”。張伯苓的兢兢業(yè)業(yè)和勤儉治校，推進了南開的發(fā)展，其本人也贏得了更大的社會聲譽。1919年11月，上海圣約翰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學校的規(guī)模也進一步擴展。1923年，南開女中成立。同年，大學也由男中校址遷到八里臺。1928年，南開小學成立。至此，南開終于成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學校。20年代，以豐碩的成果載入張伯苓的教育編年史。

　　(二)

　　20年代，也是南開大學從初創(chuàng)向日臻成熟的過渡階段。此時，學校的建設已初具規(guī)模。昔日蘆葦叢生、荒草漫漫的八里臺，變成了天津南郊的風景區(qū)。在幽美的環(huán)境中，青年學子們迅速成長起來。20年代的青年，具有迥然不同于過去的思想風貌。南開大學誕生在五四運動的歷史潮流中。新文化運動以其銳不可當之勢，推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明主和科學更加深入人心，馬克思列寧主義伴著十月革命的春風，在中國大地廣泛傳播。中國歷史發(fā)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中國社會開始新的變革。

　　社會的變革，廣大青年學生思想的日進，不能不反映到教育上，也不能不影響到張伯苓的辦學方針、教育思想。

　　張伯苓，作為一個教育家，他的最可寶貴之處在于能夠適應社會潮流，與時俱進。20年代初，他開始注重教育改革問題。1921年1月，他率領師生代表二十余人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專門就學校改革問題舉行會議。會議開始，張伯苓著重強調了教育必須謀社會進步，教育必須注重社會效應的問題 。他尖銳的指出：設問學校之設施，是否合乎國家之需要？對學生之輸入，是否合乎社會之需要？造就之人才，是否將來有轉移風俗、刷新思潮、改良社會之能力？這些問題，涉及了教育與社會的根本關系，張伯苓不可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當時，他在思考，他希望有所進步。在這次“香山會議”上，他明確提出了“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的辦校反正。這是張伯苓教育明主思想的集中反映。

　　要改革，首先遇到一個學制的問題。南開的學制，早年學習日本繼而師法歐美。大學學制更是照搬美國。選科制、定積點，教科書幾乎全部英文原版，講課不用國語。這種機械地照抄照搬，不可避免地帶來弊端。學生們切身感到學制不適國情，嚴重束縛他們地思想，有礙生動活潑地學習。他們熱切希望“能根據本國國情，定出一個比較中國化的大學學制”。

　　學生的意見，引起張伯苓的重視。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24年4月，派出六教授赴京參觀北京各大學，了解理科情況。5月，教授會議決議改革考試。平日考試最優(yōu)之學生，由教授斟酌該學程的性質，可以免去學期考試，以平日所得之成績?yōu)閷W期考試的成績。接著，又派出大學秘書長、校長辦公室秘書等，去日本了解改進教育的情況。1925年張伯苓親自出訪日、美、法、意、瑞士等國，考察教育。

　　這次考查，是他學習西方教育的轉折點。首先，把考察教育同考察社會密切地聯系起來。各國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經濟的狀況如何，教育怎樣解決他們這些問題等等，成了他最關心的問題。其次，對外國的長處、短處有了比較客觀的認識。第一次到美國時，看見人家樣樣都好，恨不得樣樣都搬到中國來。這次去則不然。他覺得美國的東西有的可以搬到中國來，有的不能搬，勉強的搬有害而無利。他針對當時在學習外國的認識上普遍存在的問題，深刻地指出：中國學習歐美，忽視了造成現代國家的兩大要素――科學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我們取法的只是他們科學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學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產生的結果。所以，我們說歐美的方法盡管可學，歐美的制度則不必樣樣搬來――要搬也須按照環(huán)境的情形而加以選擇”。從對學習西方教育的這一深刻反省，進而使張伯苓對中國的教育得出結論：教育不振固然為中國之病癥，教育不能聯系中國國情尤為中國之大病。

　　從醉心學習歐美，到對它進行清醒、客觀的評價；從熱心提倡教育，到深刻認識中國教育的弊端，這是張伯苓教育思想的一大進步。

　　認識是行動的先導。張伯苓教育思想的發(fā)展，立即引發(fā)出南開教學上的一系列的變化。主要是，規(guī)定課程，重問題輕學程，全部課程當有系統(tǒng)，著重培養(yǎng)學生“適應現代生活及解決實際問題之能力上”。學制上，理科除化學、物理、算學、生物等系外，增設應用性科系――電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系。文科，針對南開系多，戰(zhàn)線長；教授少，力量分散；學生少，各系課程隔絕互不聯系的情況，決定實行集中精力政策，即集中文科的人力、物力，縮小范圍，將過去文科五系(政治、經濟、哲學、教育心理、歷史)，實行裁并，而以政治、經濟兩系為主干，其他三系附之，以培養(yǎng)政治、經濟人才為目的。這樣，“在學生方面，得知專其所學，收將來致用之實效；在教授方面，亦可以分工合作，各獻其所長，教學也自有精進矣”。

　　科學研究方面，1928年制定《南開大學發(fā)展方案》。該方案總結了南開效法外國教育的經驗與教訓，并針對當時大學教育大半“洋貨”化的情況，明確提出南開要“土貨”化。所謂“土貨”化，“乃關于中國問題之科學知識，乃至中國問題之科學人才。吾人為新南開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國’、‘服務中國’二語。吾人所謂土貨的南開，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

　　方向明，決心大。各項研究工作活躍起來。1927年成立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何廉教授領導下，從天津物價的調查和統(tǒng)計分析入手，進而編制各種物價指數，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1932年，在張克忠教授領導下，成立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主要研究解決我國化學工業(yè)生產中的現實問題，受到工商界的好評。張伯苓和他的南開同仁們，為探索切合中國國情的教育道路，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到30年代，南開大學已經發(fā)展成一所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齊名的高等學府。(梁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