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知道，在清朝入關以后，經過順治和康熙兩朝近八十年的勵精圖治，到了雍正即位時，清朝各方面已經得到了穩(wěn)固和發(fā)展，滿漢關系也大為緩和。此時，這種矛盾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了，但是滿族所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和合法性卻依然沒有得到廣泛的仍可，反清思想和抗清斗爭仍然在不斷出現。到雍正帝即位以后，為了更進一步調整滿漢之間的關系，強調滿族統(tǒng)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民族觀念，主張“華夷一家”的理念，并同時實施了一系列調和滿漢矛盾的政策。下面，我們就來探究一下，在雍正朝所實施的一系列調和滿漢矛盾的措施都有哪些影響。  雍正帝像 一、雍正朝提出新的“華夷觀念”從先秦到宋明兩代，中原人民的心中已經形成了以漢族為核心的華夷觀念，夷狄始終被排斥于正統(tǒng)之外。到滿族自入關以來，清王朝的統(tǒng)治疆域不斷擴大，所統(tǒng)治的人口也在不斷的增加，但因為其“夷狄”的身份始終難以逾越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所以滿清朝廷統(tǒng)治的合法性，始終沒有得到普遍承認。正因如此，在雍正六年的時候，一位深受“華夷之辨”的民族觀影響的私塾教師曾靜便派遣其弟子張熙投書川陜總督岳鐘琪，試圖策反他起兵反清。 曾靜在書里面詳細指出了雍正帝的種種罪行，并宣揚所謂的“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論”，認為滿族就是“夷狄”，滿族統(tǒng)治天下就是竊取王位。古人素來都講究一個合法正當性，而此時滿清的統(tǒng)治對于曾靜來說就是極為不正當的行為。 曾靜案發(fā)之后，雍正帝不僅對“華夷之辨”的反清觀點進行了辯駁，并在全國發(fā)起了一場有關“華夷觀”、“正統(tǒng)觀”、“君臣觀”等總稱為“大義”的思想討論，最終曾靜認罪并作《歸仁說》。此事過后不久，雍正便將曾靜案的諭旨、辯論內容和《歸仁說》等編纂成了《大義覺謎錄》一書，并在全國廣泛推廣發(fā)行。 這本書里面不僅為雍正樹立了良好的君王形象，同時還為滿族統(tǒng)治中國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摒棄了傳統(tǒng)的華夷觀念，并提出“天下一統(tǒng)，華夷一家”的新的民族觀。雍正帝駁斥了曾靜以地域和服飾來談華夷之別，并從文化角度來提出了自己的華夷觀。由于長期受到華夏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文化上的影響，少數民族統(tǒng)治者大都諱言自己是夷狄，且十分不愿意承認自己的夷狄身份。雍正認為，如果按照地域來劃分夷夏的話，那華夏民族的歷史中受人推崇的君王舜和周文王則都是所謂的“夷人”，如果三代之時嚴防華夏之別的話，那么舜與文王就不能稱之為是圣人。此外，雍正還證明了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也不以地域論華夷。因為在春秋時期，楚國和秦國都屬于夷狄，那么孔子周游列國，就不應該要答應楚昭王之請，“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于《周書》之后矣”。  曾靜——劇照 至于對于夷狄的“孔雀翎、馬蹄袖”為“衣冠禽獸”的觀點，雍正也都予以駁斥，他認為漢代和唐代服飾中也有“禽獸”，并不能把衣冠服飾作為“于人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的評判標準，也不應該使之成為區(qū)分夷夏的標準。 其實嚴格來說，雍正繼承和發(fā)展了我國傳統(tǒng)的民族思想，因為他認為應該把是否“識綱維、知禮法、盡人倫、順天禮”來作為區(qū)分夷夏的標準，并從我國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中找到支撐其觀點的依據。從這些區(qū)分夷夏的幾個標準中，我們不難發(fā)現，雍正帝更側重于“盡人倫”，即天、地、君、親、師這五倫；此外，他還特別強調君臣大義，把君臣關系視作是“五倫之首”。所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雍正區(qū)分夷夏的核心標準即是否具有君臣大義。雍正帝將君臣大義作為區(qū)別夷夏的首要標準，有力的駁斥了曾靜的“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的觀點。盡管雍正所分析的文化因素并不是華夷之辨產生的根本原因，也并不是他獨創(chuàng)的，但這無疑為我國各民族之間的融合與同一提供了可能性。  《大義覺謎錄》 我們要知道的是，一個新政權在建立之后，首先要解決的便是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的問題。盡管統(tǒng)治者論證的角度不同，但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政權的君主，其都談到了“德”這一標準，并將其當作“君權神授”的依據，在這一點上，雍正帝也不例外。因為雍正就認為，滿族之所以能夠統(tǒng)一天下，其原因就是“上天厭棄內陸有無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陸主”。 雍正帝不僅僅從理論上來論證了政權的合法性，同時還用滿族入關以來的史實證明了明清兩朝的正統(tǒng)性問題。其中就有：“開創(chuàng)之初，以兵甲十三人，合九姓之師，擊敗明朝”；入主中原后“以滿族十萬之眾，征服天下百萬之人”。而之所以能夠實現以少臨眾，是因為清朝“存仁義之心”和“行仁義之政”的有德之舉是天人所向的結果。除此之外，雍正帝還詳細論述了自從自己繼位以來所創(chuàng)下的政績，即整頓吏治、整理錢糧、耗羨歸公等政策，使得清王朝“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民安居樂業(yè)”，以此來證明清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  雍正——劇照 當然了，雍正的《大義覺謎錄》是為了打消漢人的反清思想，實現穩(wěn)固滿清政權的目的。而在這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摒棄華夷之辯，合為中外一家”的民族思想與之前的少數民族政相比，又帶來了極大的進步性和包容性。但實現“華夷一家”的前提就必須是王朝要實現大一統(tǒng)。若果沒有在清王朝的大一統(tǒng)范圍之內，那么雍正帝也必然不會將其視為“一家”。如果其他民族服從清朝的統(tǒng)治，那么就會被統(tǒng)治者作為“一家”，并會對其給予相應的安撫。但如果出現反抗的話，那么就很會被當作盜賊，必將遭到剿滅。 但即便是在“大一統(tǒng)”的范圍之內，雍正帝的民族觀也并非提倡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我們尚且不論地處偏遠地區(qū)的少數民族，就對各方面都較為先進和文明的漢族來說，雍正帝也時常表現出一種民族優(yōu)越感。無論是雍正看待民族問題的觀念，還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無不體現著他民族觀“包容”與“局限”的雙重性。這一點在滿清政權中，并不少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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