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端的《悟真篇》問世后，宗其學者甚眾。據(jù)南宋李簡易的《混元仙派之圖》（見《玉溪子丹經(jīng)指要》卷首，《道藏》第 4 冊，第 404--405 頁。）所載，張伯端門下有馬自然、劉奉真二人及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一系。當時張氏傳人大多在世，故其所述張伯端一系的傳承較為可信。兩宋間又有劉永年、翁葆光、若一子等主張陰陽雙修的一系也自稱傳于張伯端。

此外，尚有一些傳承不明、但卻宗奉張伯端《悟真篇》及《金丹四百字》學說的人，如夏宗禹曾著《悟真篇講義》 7 卷，陳達靈曾傳《悟真適孫元名真人釋義》，袁公輔曾注《悟真篇》，黃自如曾注疏《金丹四百字》等等。（有關(guān)兩宋間張伯端后學的清況，參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 3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2一148 頁。）（第四編第二十章，第34頁）

宗承張伯端內(nèi)丹學說之人，雖不一定全屬張氏嫡傳，但卻皆可被視為張伯端內(nèi)丹學派之成員，他們多為居家修煉之人而非職業(yè)道士，且多只以師徒間密授的傳承方式來發(fā)展信徒，唯至白玉蟾時方比較重視對本派教團組織及靖治等宗教活動場所的建設，開始令張伯端內(nèi)丹學派真正發(fā)展成為一個在社會上較有影響的道教宗派（詳下）。

這個道教宗派本自無名，在兩宋間主要活動于南方，當全真道于宋金之際興起于中國北方后，人們以二者皆祖述鐘呂金丹派學說卻又地處南、北，而分別將它們稱為金丹派的“南宗”與“北宗”，如明宋濂《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言：“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宗則天臺張用成（張伯端），…...北宗則咸陽王中孚（王重陽）＂。

南北二宗雖皆共同祖述鐘呂之說，但卻又各有特點，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差別。大致說來，南宗道士多宗承其祖師張伯端“修行混俗且和光”心的教導，而喜隱居市噬、和光混俗，故其組織相對松散，這與全真道力倡出家、苦行并有著嚴密組織的狀況差別甚大。

此外，南宗之修煉法分有清修和雙修兩系，在修行次序上俱主張需先從修煉精氣入手，然后才求明心見性，即所謂“先命后性”，這與全真道的清修及“先性后命”的主張也完全不相同。（《悟真篇·絕句第六十四》，《修真十書》卷 28, 《道藏》第 4 冊，第 737 頁。）南宗由于多以師徒間密授的方式來吸納信徒，組織較為松散，其社會影響和勢力也不大，所以在入元以后，隨著全真道的大規(guī)模南傳，南宗便逐漸歸流于思想學說與之相近且有很大勢力和影響的全真道中了。（第四編第二十章，第35頁）

張伯端在傳播內(nèi)丹學說時卻因“三傳非人，三遭禍患”，唯恐再泄“天機”而遭＂譴患”，至有“當鉗口結(jié)舌，雖鼎鐫居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之嘆，故只敢將丹法隱于《悟真篇》中以求“夙有仙骨”者“尋文解義”，并自慰此“乃天之所賜，非伯端之輒傳”（《悟真篇· 紫陽真人后序》，《悟真篇三注》本，《道藏》第 2 冊，第 1018—1019 頁。）。所以《悟真篇》之說頗顯簡略而晦澀，其有關(guān)修煉次第及一些重要概念、術(shù)語的表述并不是十分明了。也正由于這樣，才有了歷代關(guān)于《悟真篇》的注疏發(fā)揮之學。（第四編第二十章，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