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的澄縣知縣張斗耀一如過往一樣，升堂催收稅賦，這對于張斗耀而言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因為澄縣歷來“土瘠賦重”，澄縣的農民因為土地出產不足，賦稅又重，早就大多逃散，以至于荒地隨處可見。

只是萬歷中期以后，西北人丁滋生，又無戰(zhàn)事，使得鄰縣的無地農民多來澄縣開墾，這才給了澄縣完成朝廷稅賦的本錢——而完稅程度的高低和科舉的成果多寡，事關著一位明朝官員的政治前途。

大明王朝自朱元璋開國以來，便核定天下田畝，并根據地區(qū)的不同，將稅賦劃分成了不同等級，西北稅賦雖然相對東南來說不算高，可澄縣在西北都屬于是“四遠之民，望澄以為苦海”的地方，所以對于張斗耀而言，想要在澄縣完成一任有亮眼政績的知縣，也需要用“非常手段”。

張斗耀作為大明王朝西北縣份的父母官，在“科舉”一項上的政績已是很難指望，而稅賦一項不僅成為了他完成亮眼政績的唯一主要通道，依附皇糧國稅而征收的額外攤派也將隨著正稅的增加而增加，并最終有相當大的部分會落入他的宦囊。

當然，如果實在被催收者沒錢，前者可以不繳納，但后者卻是一定要征收的，因為這不僅事關澄縣衙門上下吏役的生計，維持明朝在澄縣的行政統(tǒng)治，還干系著張斗耀能否支付的出幕僚的薪水——而后者是一個外來知縣能否把握住本縣權力的重要助力。

按照過往經驗升堂比糧的張斗耀沒有想到，天啟七年與過去并不一樣——在這一年里，連續(xù)十七年的崇禎大旱正式在該年爆發(fā)于華北農牧交錯帶附近，波及的范圍雖然尚小，只影響到了山西全省和陜西、北直隸的部分地區(qū)。

可哪怕澄縣只是被災情波及，導致產量減少，這也足夠促使本來就在土體貧瘠和高額稅賦下艱難求存的澄縣民眾揭竿而起——根據《鹿樵紀聞》、《烈皇小識》記載，在天災重稅之下，不堪折磨的澄縣白水王二高舉義旗，糾集數百人上山，以墨涂面之后，涌入澄縣，將正在坐堂比糧的張知縣逼入內宅后亂刀砍死。

而王二起義，也被看做是晚明農民起義的首義。

但就像王二的起義不過是明朝滅亡的序曲一樣，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繼位的天啟七年所遇見的大旱，也不過是漫長旱災的一個預演。

崇禎元年，陜西、北直的旱災繼續(xù)延續(xù)，而且面積已經擴張到這二省、直的全境，北京朝廷為此派馬懋才入陜調查，該臣并于當年五月十八日上奏見聞。

而在他的調查報告之中，如此形容當時受災的延安府的境況：

“臣的家鄉(xiāng)延安府，去年一整年沒有下雨，以至于草木枯黃。八九月間，人們采集山中的蓬草為食，而到了十月，蓬草食盡，就吃樹皮，至年底則連樹皮也沒得吃了，人們就吃性涼味腥的石頭，可食石不過稍延幾日性命，幾天之后食石者就因為墜腹而死?！?/p>

“...有些民眾不愿食石而死，便抱團為盜，搶劫還有積蓄的人，他們在被抓獲后他們還恬不為怪，說‘寧愿為飽死鬼，也不愿意坐著饑渴而死’...”

“還有更為怪異的是，有的幼童或者獨行的人，一旦出了城門就杳無蹤跡了，后來才發(fā)現有城門之外的人，以人骨為薪，煮人肉以為食，這才知道失蹤的人去哪里了?！?/p>

然而崇禎元年時，陜西雖然已經遭遇兩年旱情，但總體而言，在官府直接統(tǒng)治的城墻之內，也還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而隨著各地糧食的輸入也能緩解一部分災情。

但隨著災情的持續(xù)，旱災在崇禎十三年、十四年達到了鼎盛，根據統(tǒng)計，這一次特大旱災影響到了大明十五省、直中的十二個，陜西更是至此連續(xù)受災十五年，山西、北直、河南、山東等北方省、直也受災超過十年，再加上戰(zhàn)亂的影響，吃人肉這件事情已經變得再平常不過。

在《歷年記》中，作者姚廷遴就記載了，崇禎十五年上海的旱災景象——城池內的街道上滿是死人，尸體多到了在夜晚歸家時，行人稍不注意便會磕絆到路邊尸體的地步。而沿街乞討的孤兒少年們更是仿佛成為了食人者的案板魚肉，他們會專門挑選體格肥胖或健壯的孩子作為優(yōu)先下手的目標。

而上海的受災嚴重程度，根本無法同北方相提并論——事實上，在當時飽經戰(zhàn)亂、旱災和疫情的北方各省、直，城市里的人肉販賣已經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了市場上，屠夫剔人骨如剔豬羊，甚至于一有路人不支跌倒，隨即便被人分尸的殘酷景象，也時有發(fā)生。

正是因為災情在崇禎年間的不斷持續(xù)擴大，甚至于崇禎年間的平民們連安度一年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望，由此也造就了農民起義的風起云涌。

李自成在崇禎十一年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敗，不僅麾下軍隊盡潰，甚至就連妻女都與之失散，李自成僅與七騎避入商洛山中，而同時如過天星、混天星等流民軍領袖也選擇了投降，可以說明末農民起義在此時到了一個低谷時期。

然而在商洛上中一度欲自戕的李自成沒有想到，在短短一年之間，天下大勢卻突生變化。

先是崇禎十一年，清軍破邊進一步深入關內，大破盧象升等部的薊、遼、宣、大諸鎮(zhèn)精兵，迫使崇禎皇帝急召負責督剿流民武裝的洪承疇入衛(wèi)京師，中原農民軍的壓力頓時大減，隨即各地流民又爭相起事或復叛。

李自成也趁此良機突圍成功，此后進入河南的他恰逢旱災擴大，河南境內赤地千里，他振臂之間，便有萬夫景從。

而滿洲八旗的崛起也跟當時嚴峻的氣候環(huán)境有關——固然其中有努爾哈赤個人野心的原因，但更多的也有整個女真部落受嚴峻天氣的影響，不得不西進開拓生存空間的客觀因素存在。

有現代史家認為，在工業(yè)時代以前，就收入穩(wěn)定性來說，手工業(yè)強過農業(yè)，農業(yè)又強過畜牧業(yè)，畜牧業(yè)又勝過漁獵，而晚明時期的女真部落是一個典型的漁獵社會。

原始的女真部落雖然有一定的農業(yè)技術，卻缺少相應的基礎建設能力，從而導致既缺乏對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又因為相對定居的原因，導致無法輕易遷徙躲避災禍。

正是在自然環(huán)境越發(fā)惡劣的逼迫之下，產生了女真部族統(tǒng)一的內部需求，最終演化為了滿洲八旗這一且耕、且牧、且獵、且戰(zhàn)的軍政團體。

貧弱的明朝財政，又致使邊境部隊缺衣少糧，天啟七年八月陜西巡撫上疏說“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余萬（兩白銀）”以至于“軍兵們在欠餉之初，還只是典賣甲衣、武器和弓箭，而如今已不得不賣妻賣子了。”

盧象升在巡視山西邊防后，也上疏說“今逋餉愈多，饑寒逼體...每點一兵，有單衣者（在冬天只穿一件衣服的人），有無袴者，有少鞋襪者?！?/p>

而在另外一疏中，又進一步形容到“時值隆冬，地居極塞，胡風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馬上重裘，猶然色戰(zhàn)難忍...此輩（戍守邊疆的大明軍人）經年戍守，身無掛體之裳，日鮮一餐之飽”——位于小冰河時期的晚明天氣具體又有多寒冷呢？崇禎九年的海南居然連下了三天大雪，以至于草木枯萎。

（鼎盛時的明朝武備）

這樣虛弱的邊備力量又如何能守衛(wèi)帝國漫長的邊境線呢？——這也就無怪乎經薩爾滸一戰(zhàn)并自廢東江鎮(zhèn)后，明廷對于滿洲八旗主力的入寇，無力在邊境完成抵御了。

而在崇禎十一年之后，因為滿洲入關和流民形成了戰(zhàn)略上的呼應，使明朝徹底失去了剿滅內患流民武裝的機會。至此，不僅戰(zhàn)事徹底向不利于明朝的方向變化，就連本來都只是勉強維持的明廷財政，也徹底惡化。

明朝的財政拮據情況，從天啟七年的王二起義，便可稍窺其中內因一二。

萬歷年間，北京三大殿被焚毀，為了這被稱為“大工”的重建工程，明廷自萬歷時期開始，至天啟年間結束，先后投入了一千五百余萬兩白銀。

而在后世一度被認為耗空明朝國力的萬歷三大征的費用總數，尚不及大工的費用——朝鮮之役用銀七百八十余萬兩，播州之役用銀二百余萬兩，寧夏之役則為一百八十余萬兩。

隨著遼東戰(zhàn)事的燃起，明廷的支出又大為增加，為了應付嚴重的赤字問題，明廷不得不開始增加額外攤派，既所謂“遼餉”，而在遼餉之外，天啟帝下令搜刮各省、直的地方藏銀，既“若不盡力勾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誤乏，而邊疆何日敉寧。”

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迫使明朝的州縣官員不得不嚴加催科，已完稅額，最終民眾無以為生，不愿意“坐饑而死”，只能選擇揭竿而起，再加上因為久欠軍餉而成為逃兵的明朝邊兵，最終合流成為了攪動晚明風云的農民軍。

事實上，明朝財政的惡果，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開國時就已經種下。

朱元璋出身于“淮右布衣”，在元末之世，深受官吏壓榨之苦，明白官吏皆有“雁過拔毛”的陋習傳統(tǒng)，同時出身農家的他，也明白“貨幣繳稅”對于農民的壓榨有多深。

秋季豐收后的農民需要販賣收獲換取貨幣，以繳納稅賦。而大量的糧食涌入市場尋求變現，在市場規(guī)律下就導致了谷價的下跌，更別提還可能存在的奸商抑價行為。

這就促成了在納稅期間，農民往往需要比平日更低的價格，大量販賣一年的收成。

所以登基后的朱元璋既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又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實行了一套以“實物稅和徭役”為主的稅收體系，并且盡量減少中間環(huán)節(jié)——即消耗部門與納稅部門的直接對接。

可這就導致一個嚴重的問題——戶部對于全國財政的掌管，很大層面上僅僅體現在賬目會計上。

因為哪怕在朝廷中樞，在“洪武型財政”體制下，具備“財政功能”的主要單位除了戶部之外，還有兵部、工部、太仆寺、光祿寺——而根據統(tǒng)計，在張居正執(zhí)政的后期，戶部太倉國庫里的存銀有八百余萬兩，然而兵部、太仆寺這兩個朝廷機構的存銀卻也有四百余萬兩，相當于國庫存銀的一半，由此可知明朝財權的不統(tǒng)一。

分裂的財政導致中樞無法清晰的掌握朝廷治下的“銀流”，更無法進行有效的財政調控。

如在永樂年間，明廷財政收入尚能保持在三千萬石這一“永額稅賦”的理想征收線上。

可隨著政治腐敗，到了嘉靖年間，明廷的稅收就已經被削去了近五百萬石，只剩下兩千五百萬石左右，可在財政的支出上，卻一加再加。

如正統(tǒng)十二年，朝廷給邊軍的財政補貼“年例”僅為二十二萬兩，到了正德時卻已經增加到四十三萬兩，而等到了崇禎年間，僅供給支用薊、遼、登萊等地的“遼餉”就高達五百二十余萬兩。

同時為了彌補財政監(jiān)管的困難，以及出于“永不加賦，長治久安”的用心，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就為各地定下了“賦稅永額”，然而明初之時，百廢待興，商業(yè)不振，再加上海禁措施，使得帝國的主要稅賦來源，都壓在田地上。

因此，在面對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時，財政僵化的大明王朝除了繼續(xù)增加田地稅賦，催逼本來就生計無著的農民以外，就別無他法——在遼餉之外，此后明廷在崇禎年間又相繼增加了“剿餉”二百八十余萬兩，“練餉”七百二十余萬兩。

層層加碼之下，天災重稅交相逼迫之下的流民蜂擁而起，跟關外尋求生存空間與資源的清廷，形成了客觀上的戰(zhàn)略呼應，最終將大明王朝化為了一片廢墟。

而就在崇禎皇帝殉國后的一個月——即崇禎十七年四月，與這位皇帝幾乎可謂相始終的連綿旱情，也在一場春雨過后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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