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紅顏集》，李少君、張維、張德明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定價：26、00元

《新紅顏集》原名《新紅顏詩選》，歷經(jīng)近兩年出版，《羊城晚報》等報刊的書評

“新紅顏寫作”的詩意
——讀《新紅顏集》

張永峰

　　近來，由李少君、張維、張德明主編的《新紅顏集》面世，這本詩集是繼《21世紀詩歌精選（第三輯）：新紅顏寫作詩歌檔案》、《新紅顏寫作及其爭鳴》之后，對于“新紅顏寫作”的又一階段性總結?！靶录t顏寫作”是李少君與張德明在《海邊對話》中，對于21世紀以來女性詩人以新的創(chuàng)作面貌正日漸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隊伍的主體這一詩歌現(xiàn)象的概括和命名。
　　對于“新紅顏寫作”的突出特點，李少君這樣描述：“一種是強調(diào)現(xiàn)代社會里自由獨立女性的生活和命運思考、探索的，如金鈴子、橫行胭脂、衣米一等，女性一旦意識到自己的現(xiàn)代命運，也就意識到了一種自由獨立所帶來的沉重與艱辛，在實踐中，必然會格外痛苦，這是自由的副產(chǎn)品，一種巨大的孤獨，有時，甚至是一種悲劇感?！齻冇幸环N對自身坎坷命運的勇于承擔，但她們也享受自由所帶來的喜悅，在詩歌中，表現(xiàn)出了一種玉石俱焚的氣質(zhì)；還有一種，就是對傳統(tǒng)文化和古典詩意的守護和回歸，這一點在前幾代女詩人中比較少見，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傾向和追求?！@方面施施然、林莉、冷盈袖、燈燈、馮娜等比較突出，……還有一些則是對地方和傳統(tǒng)經(jīng)驗進行深度挖掘和反思，典型的有李成恩等，當然這與第二類有異曲同工之處?！保ā逗＿厡υ挘宏P于“新紅顏寫作”》，載《文藝爭鳴》2010年第6期）李少君描述的特點，在《新紅顏集》中有著或明顯或隱蔽的體現(xiàn)，這些特點的描述，實質(zhì)上揭示出“新紅顏寫作”詩意的來源。
　　正如李少君所言，女性詩歌創(chuàng)作基于對自由獨立女性的生活和命運思考而具有的孤獨感和悲劇感，并非從“新紅顏寫作”開始，它是女性解放和獨立自由的副產(chǎn)品，自由獨立同時也意味著要獨自承擔生活的沉重和艱辛。正是如此，追求個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學，一開始就充滿了感傷氣息，尤其是女性寫作。但無論是“五四”新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女性寫作中的孤獨感和悲劇感總是與啟蒙主義、社會解放相關，成為宏大的社會敘事的一部分；即使是第三代詩人群體中女性詩人張揚性別意識、身體意識，具有解構宏大社會敘事的功能，但仍然是從性別政治這種角度的社會關懷中汲取詩意；而“新紅顏寫作”在思考、探索現(xiàn)代女性生活和命運的時候則基本回避了社會關懷的維度，也就是說，“新紅顏寫作”的詩意基本上不是來自抒情主體對于自身及他人社會位置、社會處境的聚焦和呈現(xiàn)，或者更準確地說，其對于根本上來說是社會性的處境和心理現(xiàn)實進行非社會性（極具個人化）的表現(xiàn)。因而，“新紅顏寫作”往往是從對自然的審美與想象中、從對古典文化某種情境的想象中，從地域生活和文化經(jīng)驗中汲取詩意，從而表達現(xiàn)代新女性的孤獨、憂傷、悲劇感和喜悅感。這同時也就形成李少君所說的“新紅顏寫作”另外的兩個特點。
　　舉例來說，《新紅顏集》中詩人婧苓這樣寫道：“落日深紅，懸掛于天際/江面、斜坡、灌木，構成了/一幅明麗而開闊的圖景。唯此刻，/是永恒的，我無端的悲傷與想象//一只水鳥茫然而立，它無知的瞳孔里/含著人世小小的潔凈的憂傷/風吹過萬頃江山，吹來水草甜美的氣息//闊大的細碎的，如此澄凈/那倒伏的蘆葦，漸漸柔軟下去的事物/隱藏著希望的恬淡與疼痛”（《向晚》）。這首詩從對自然景象的審美與想象中汲取詩意，自然的畫面與人世的感傷形成某種對照并達成某種契合，也就是說后者沒有強烈到破壞與前者的和諧，從而產(chǎn)生一種靜寂的美、一種古典的詩意氛圍。如果說詩集中這類詩的古典詩意來自于詩人對于自然的審美關系，那么另一類詩則直接從古典文化中移植意象、想象情境、汲取詩意。比如《鬼殺》中，直接移植元代商挺《潘妃曲》中的“驀聽得門外地皮兒踏，則道是冤家。原來風動荼縻架”，來營造一種古典的文化情境和詩意氛圍；《大堤曲》中則虛擬地引用這樣幾句：“妹妹，可曾見著/有人從襄陽過來。橫塘人氏/著白綢衫，下擺有奴家/手繡的梅花一朵?！边@幾句實際上是從唐代李賀《大堤曲》中汲取詩意和意象，經(jīng)過重新想象，表達戀愛中女子多情地等待。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至于地域文化經(jīng)驗成為詩意的來源，在橫行胭脂、李成恩等詩人的詩作中有明顯的體現(xiàn)，尤其是她們對于地域空間的想象和充滿地域特色的意象的營造。

新紅顏及其濃郁的抒情性
——讀《新紅顏集》

高杰

　　“新紅顏”寫作的命名源于2010年5月作為詩人和詩評家的李少君和張德明的一次“海邊對話”，這是一場看似無意實則有心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發(fā)生學”意義的對話，它使得本來只屬于網(wǎng)絡寫作的一種文學現(xiàn)象進入了大眾研究的視野，并且越來越多的引起了主流批評話語的關注。而帶有著濃郁的中國傳統(tǒng)美學色彩的“新紅顏”一詞，是一個讓人不得不為之駐足的命名，也正是在它的“誘惑”之下，我翻開書頁，決定一看究竟。
　　《新紅顏集》，這是一本由李少君、張德明兩位“新紅顏”寫作的命名者，聯(lián)合張維一同選編的一本“新紅顏”詩歌合集，目錄上那一一個滿是詩情畫意，彰顯著濃烈的性別色彩的名字透漏了它的秘密——四十位當下中國年輕知識女性，或稱“白領新紅顏”，在個人博客時代的自由書寫的合集。這是一本并不難懂的詩集，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在身份認同上我們與“新紅顏”們更接近；另一方面則是緣于“新紅顏”詩歌的內(nèi)容，整本詩集可以看成是完全我行我素、自由寫作而成的文本，但它并不是小家碧玉似的無病呻吟，雖是業(yè)余寫作，卻比淺斟低唱更勝一籌。當代中國知識女性日益開闊的眼界使得“新紅顏”詩歌在內(nèi)容上更具包容性，境界上更加高遠、豁達。當代文藝批評家劉復生認為，“新紅顏”詩的極具個人性的經(jīng)驗當中“又帶有集體性的或時代性的鮮明印記，折射著命運轉折時期的中國經(jīng)驗的復雜與曖昧”，這無疑是一個十分中肯的評價。詩歌對“新紅顏”們來說雖不是物質(zhì)生活的保障，卻是精神生活的必須，詩人衣米一就說“詩，是一種黑暗中的尋找與摸索。寫詩的過程，應該是一個減輕的過程，自潔的過程。同時，又是個體對這個世界的不妥協(xié)，對黑暗的不妥協(xié)”。所以，無論是在詩歌中“痛哭亦或快樂”、“探索或自潔”，還是追求詩歌的氣質(zhì)、沉醉于語言的秘密，“新紅顏”們都自覺或不自覺的夠成了一種對詩歌的探索?？赡茉谠娝嚨木砍潭壬线€存在很多噬待改進地方，但“新紅顏”詩歌內(nèi)容的包容性是值得稱贊的。有充滿著濃郁的個人色彩的抒情，但更多卻是對現(xiàn)代女性的生活生存狀況和命運的時間與反思，許多人跨出了帶有拒絕性的“自己的房間”，呈現(xiàn)出一種面向更加普遍性的寫作狀態(tài)，這也是“新紅顏”們?yōu)槭裁茨茉诙潭痰臅r間內(nèi)，因詩歌在網(wǎng)絡平臺上甚至是現(xiàn)在的中國文學主流批評界獲得如此大的關注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詩歌普遍呈現(xiàn)“語言學”轉向的大背景下，恰是這些“新紅顏”們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詩歌抒情的本質(zhì)。這種濃郁的抒情性也正是“新紅顏”詩歌為一些詩歌大家所不屑的一個由頭，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人類情感表達的最初形式之一，詩歌從誕生之日起，便是與人的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相聯(lián)系的，詩的高雅在于詩意與現(xiàn)實的恰當高度而不是斷裂。
　　關于當代中國新詩的走向問題一直是中國詩歌界乃至整個文學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新時期以來，隨著詩歌地位日益的邊緣化，探索中國新詩的出路這一任務就顯得尤為的迫切，在這樣的訴求之下，除了轉向其他領域的一些老詩人之外，更多的青年詩人選擇師法西方，隨著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步伐亦步亦趨，如此一來就，中國新詩就不可避免的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一樣，將創(chuàng)作變成了文字的編碼游戲，而閱讀更成了一個解碼的過程。不容否認，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語言學轉向”確實是詩人們渴望突破困境的一種努力，但同時，過度的回歸文字也從另一個角度加深了詩歌與日常生活的斷裂，從而適得其反，加劇了詩歌的邊緣化。而“新紅顏”們由于大多都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文學理論的學習，她們對詩歌的理解與追求更多的基于傳統(tǒng)和個人的理解，而較少受到所謂“時代潮流”的影響和理論的牽絆，從這個角度來說，正是這種自覺的創(chuàng)作讓我們在常規(guī)文學理論之外看到了民間詩歌發(fā)展的可能，不能斷定這就不是詩歌本身的一種抗爭和突破。因此，盡管這本《新紅顏集》所選取的詩歌可能在內(nèi)容及詩藝等諸多方面還未能堪稱精湛，但是卻是中國新詩在探索的道路上邁出的堅實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本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集子。
　　可能是同為女性的緣故，在閱讀的過程中，時常會收獲一些小驚喜，在“新紅顏”們的業(yè)余書寫中感受到共鳴是常有的事，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你想說卻又不知該如何表達的東西在她們的詩歌中得到了較為精準的呈現(xiàn)，雖然“新紅顏”們并不刻意標榜自己的性別意識，批評家們也不把女性批評作為針對她們的主要批評方法，但是正如選集序言中所說，“‘新紅顏’寫作是當代中國詩歌尋求新轉折的進一步嘗試，是它將自己的根須扎向當代生活的頑強努力，借助女性更綿密、更具持久滲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國新詩試著進一步既往觀念性的詩歌亡靈的糾纏，開始尋找新的眼界、新的語言和新的感覺了”(劉復生《“新紅顏寫”的詩學意義》)。不容否認，這種“女性更綿密、更具持久滲透的感性”，正是“新紅顏”們進軍當代中國詩壇的有力武器，雖不刻意追求性別政治的正確，卻也著實無法掩蓋女性經(jīng)驗的顯現(xiàn)。
　　說到女性經(jīng)驗，筆者注意到，在對“新紅顏”寫作群體具體界定的時候，包括李少君本人在內(nèi)的許多學者及批評家更喜歡用另一個名詞來替代，即“白領新紅顏”，意指在寫詩者當中，很多是企業(yè)高管、政府公務員、教師、記者、律師等等，從《新紅顏集》所選詩人的構成看也明顯體現(xiàn)了這一點。但是，既然我們承認這是一次“草根寫作與女性寫作建立了歷史性的同盟”，那么，我們的視野是不是也應該放寬一些，而不是在發(fā)現(xiàn)、命名之余再建造一座圍墻。在今天這樣一個詩歌早已成為“生活之余”的年代，我們無力苛求自己抑或其他任何熱愛詩歌的人成為寂寞詩壇的忠實祭祀，只要在業(yè)余的書寫中看到那一點點零星的、散發(fā)著微弱但倔強的詩性光芒的詞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