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瓚是中國古代出世文人的代表，不與世俗妥協(xié)，而中國文人中的另一類則是入世者。

可以說，中國文人有著高貴的道德傳統(tǒng)，但現(xiàn)實中的文人之道卻是一條畏途。

明代畫家仇英繪有一張《水仙蠟梅圖》，畫面搖曳多姿，暗香浮動，給人一種很美的感覺，但是，這張畫卻并不是畫面看上去這么簡單，它所表現(xiàn)的乃是文人人生中特有的情緒：艱難。

艱難？

做文人有多難？

首先，以文人身份脫穎而出本身就是一件極難的事情，可能正是源于讀書出成就的艱難。造成讀書艱難的原因，在古代，至少是因為出路的單一，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然后，文人還要給自己制定很多條條框框、行為準則，但這些行為準則，并不能給自己帶來實際的好處。士、農(nóng)、工、商，四種人，農(nóng)人依照準則可以收獲農(nóng)作物，工人可以做出工藝器物，商人可以獲取真金白銀，只有士，暫且不論做得好與不好，就是按一切標準做好了仍然可能一無所獲。古人將這種情形，描述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又如范仲淹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解決能否脫穎而出的問題，并不能僅僅靠自身的學識和修為，而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所以就有了“千古難覓一知音”的感嘆，有了“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論述。而文人一旦風云際會，釋放出他們的能量，對歷史的顛覆與引領往往是革命性的。

孔子的學生子夏被魏文侯賞識，率先引發(fā)了魏國的變法，改變了周的社會規(guī)則，將中國歷史推進到戰(zhàn)國時代；商鞅見秦孝公，一番論述喚醒了秦國崛起的能量，最終滅六國而統(tǒng)一天下，結束了漫長的春秋戰(zhàn)國；賈誼一篇《過秦論》，警鐘般敲醒世人，告誡強秦快速崩盤的教訓，讓大漢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并為后世所效仿；李世民重用魏征，以虛心納諫的姿態(tài)開啟了貞觀之治，樹立了帝制社會皇帝與文臣之間關系的典范；清末戊戌年，內(nèi)憂外患中，一群文人挺身而出，尋找中國的光明所在。直至馬克思主義東傳，又是一群無懼犧牲，懷揣著心中理想的人們，建立了今天的共和國。

文人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這一點在西方也是如此。

把西方人從黑暗的中世紀拉回人世溫暖的，是文藝復興運動，然后是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批判現(xiàn)實主義等，每一次思想的潮流都在反思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改變?nèi)祟愇拿鞯姆较?，也塑造著西方人的思維。

長于思想的中國古代文人，知道風云際遇不僅要靠自己的修為，也要靠命運的眷顧。所以，在文人的表達中，他們會有兩種傾向，一是表達他們的內(nèi)心，再有就是表達他們與周圍環(huán)境的關系。

“歲朝圖”正是這樣一種既有自己內(nèi)心，又有外在環(huán)境描繪的畫。

在人類社會漫長的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每一次的季節(jié)輪回都極其重要。上至帝王，下至田間農(nóng)人，都極端重視這一輪回的意義，這也是中國人重視春節(jié)的原因。對于讀書人來說，一年之計在于春，一天之際在于晨，文人有感時間的流逝，有著對時間的珍惜與規(guī)劃。同時，讀書人與農(nóng)人一樣，也要考慮自己可能的收成。農(nóng)人的耕作與收獲是看得見的，讀書人的一切則是無形的。所以，讀書人面對一年之始，更加忐忑不安。他們的期盼，看似清淡，實則濃烈。他們期待他們的人生，就像圖中畫的一樣，寒冷的冬天即將過去，而美麗的春天就在眼前。

實際上，作為一歲之首的畫，“歲朝圖”可以畫很多不同的內(nèi)容，故而又有“歲朝佳兆圖”“歲朝行樂圖”“歲朝清供圖”等不同畫法與說法，而它主要的基礎功用，向上是祭告天地，向前是祭告祖先，向后則是為自己、家人及后代祈福，因此大多數(shù)情況下實為“歲朝清供圖”。

“清供”二字，雖簡約，卻不失隆重?！扒濉眲t清矣，卻也是“供”之一種——這就有意思了，既然要供，還是清供，那供什么呢？最佳的選項首先就是鮮花。今天我們在很多場合，也經(jīng)常選擇鮮花，實在是因為鮮花之于人類堪稱完美的情感寄托物。插花很通俗，卻也很高雅。宋人有插花、掛畫、焚香、點茶四件雅事，插花即是其中之一。

曾見有人回憶童年趣事，其中一個情節(jié)就是將冬天的白菜生出花朵用于清供，頗得生活真味，也是清供生活時尚的余音。清代畫家改琦的《插花圖》，則堪稱插花一脈的代表。此圖繪文人操琴而坐，小童子在山石瓶中插上了梅花，旁邊題詩：

瓶以美人聳玉肩，

汲來新水注天泉。

山家寒盡無余事，

插了梅花便過年。

此詩的詩眼即是最后一句：插了梅花便過年。一看即是典型的文人腔調。文人要什么呢？世俗所看重的種種繁縟全然不在眼中，只要一種精神的氣質，一種品性的追求，一株梅花足矣！

請注意，此處改琦并沒有只說梅花，他提到了一件器物——“瓶以美人聳玉肩”。對，就是瓶。在中國人看來，瓶與花乃是絕配。今天我們?nèi)匀皇沁@樣的傳統(tǒng)，瓶代表著平平安安，加上花開絢爛，算得上是完美人生的代表了。

可是，很多“歲朝圖”所用器物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可謂鐘鼎彝器，蔚為大觀。再佐以插花、瓜果，不僅是歲朝，上古的氣象也出來了，這樣的“歲朝圖”則稱之為“歲朝博古圖”。博古的基礎是崇古，但內(nèi)涵卻不止于此。

中華文明崇古的傳統(tǒng)中，言必三皇五帝，張口堯舜禹，這是很早的事了。但是那些歷史究竟什么樣，并不能僅僅靠嘴說。今天，我們評價一個文明，通常把文字作為可靠記錄。中國古代很重視修史，但是這些記錄寫在竹簡與絲帛上很難保存下來，就算是保存下來的文字，往往幾經(jīng)轉錄，最初真相反而模糊了，這給探究歷史帶來了很大的困惑。與之相比，刻在器物上，特別是青銅器上及石頭碑刻上的文字卻相對完整地保留了最初的原始信息。對這些文字的研究，成為打開古文明秘密的鑰匙。

使用整理這些鑰匙，是宋代人開始大規(guī)模嘗試的，這種嘗試以古器物為基礎，故稱之為博古，而這博古的學問，又以青銅器及碑刻為主，故稱之為金石學。博古以及金石學在宋代蔚然成風，宋代人那么講究，與他們對中國古文化的深入研究息息相關。

其中著名的例子，如趙明誠、李清照夫婦撰寫《金石錄》?！督鹗洝芬粫踩?，記載了從中國上古三代到隋唐的二千多種拓本。作為此書作者，趙明誠認為，中國古代的歷史記錄難免摻雜個人好惡，有些史實僅僅從書上看可能是不真實的，金石遺留的卻是原始信息，與歷史記錄對照，就可以把歷史真相看得更清晰。

對于中國博古產(chǎn)生更大影響的一本書，便是宋徽宗下令編撰的赫赫有名的《宣和博古圖》。宋徽宗酷愛文化藝術，他在位時曾廣收文物，編成《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還親自撰寫了一本“茶論”，后稱《大觀茶論》。這些書籍的影響直至今日，也奠定了今天中國文化藝術審美格局的基礎。

《宣和博古圖》著錄了當時宣和殿所藏古代青銅器共二十類，八百三十九件，年代從商代至唐代。每件器物都要摹畫成圖，器物的銘文要拓下來，要有文字的解釋，要記錄下器物的尺寸、重量與容量。有的還附記出土地點、顏色和收藏家的姓名，還有對器名、銘文的考證等。

《宣和博古圖》對于器物及歷史的考證，并不只是一種學問，它是帶有實用意義的。因為這些青銅器都是古代的禮器，用于各種禮儀場合，祭天、祭地、祭祖、祭時、祭各種神鬼與賢人。所以，宋人考證這些器物，還要根據(jù)這些器物，確定本朝禮器的制作、使用。于是，書中也留有本朝使用時選擇的器物比例、規(guī)格等情況。后來，明代禮器制作和使用時出現(xiàn)不清楚的情況，就要參考這本書。順便說一句，參考青銅器制式，宋代也將仿制的瓷器用于禮器領域，替代青銅器的功用。

到了清代，金石學鼎盛，是可列為第一的學問。世人對于古器物的態(tài)度——比如青銅器，那種尊敬遠不是瓷器可以與之相提并論的，加之學術的原因，像拓片、篆刻、古印，這些帶有古文明原始文字信息的東西，都有極高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為學者所景仰，這是古代文脈的延續(xù)，也是對歷史文明的尊重。

社會公眾比較熟悉的一件作品——清代雍正皇帝最為喜愛的圓明園深柳讀書堂圍屏上的《胤禛妃行樂圖》，其中一張就是《博古幽思》。畫中的斑竹椅子也罷，金漆鑲嵌的幾案也罷，各種瓷器、硯臺、書籍、屏風等，體現(xiàn)的就是對古文化的追隨?！坝乃肌保技词枪湃说奈幕?。

“歲朝博古圖”作為“歲朝圖”的一個門類，其中包括禮儀傳統(tǒng)的延續(xù)——以禮器行一歲之始的祭告，雖只是圖畫，但核心意思到了，同時也包含著后人對先人的致敬——看，當年你們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我們都沒有忘。

“歲朝博古圖”有著鐘鳴鼎食之家的氣度，很貴族氣，也很厚重，但總體而言，文人氣息濃郁的“歲朝圖”仍然是帶著讀書人與生俱來的“脆弱”氣質的繪畫品種，也是個性表達很接近繪畫者心理狀態(tài)的品種。

我們再來看明代仇英的《水仙蠟梅圖》。

蠟梅花和水仙，都是冬春之交開花的品種，一目望去即知，這是典型的“歲朝圖”。此圖繪畫手法成熟、畫面清麗、設色雅致、勃勃生氣與縷縷馨香似乎撲面而來。

仇英是明代極具特點的繪畫奇才。他本來只是一個漆工，被文徵明發(fā)現(xiàn)繪畫才能后給予提點，于是得以拜周臣為師學習繪畫。周臣還有另一位高徒，名字叫唐寅。仇英就這樣走進了當時中國最有才華的江南文人藝術圈。而仇英本人隨即展現(xiàn)出了更高的繪畫天分，比文徵明與唐寅，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于仇英的天才，美國學者高居翰的一個說法似乎頗為形象。他說，以仇英的繪畫能力，你讓他看看油畫，然后給他一些油畫的材料，他兩三天就能給你畫出一張意大利風格的油畫來。

與文徵明和唐寅不同的是，仇英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并不高，所以很多人談及仇英總有些懷疑的目光，以為他應該是一個畫匠。但實際上，身處文徵明與唐寅的交際圈內(nèi)，他的交往對象是王守、王寵、文彭、文嘉、陳淳、陸治、陸師道、周天球等，皆為當時非同凡響的文化人。因此，仇英雖不能像文徵明、唐寅那樣鋪開絹紙就寫詩，但他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審美，都和他們沒有不同。

《水仙蠟梅圖》不就是這樣的審美嗎？

在凜凜嚴冬消退中，知春的花朵傲然怒放——文人的理想有些含蓄，但是充滿了堅韌的味道。

孟子的名篇，幾乎每一個讀書人都背誦如流：“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蹦婢持械臅r間是用來熬的，也是用來自我修煉的。所以，古代文人的歲月是情懷與時間的交織，他們表達起來也濃情雋永——“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感慨；“青山不墨千秋色，綠水無弦萬古琴”，是灑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