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馱不盡的磧口，填不滿的吳城?！?/span>

    這是呂梁地區(qū)過去流傳的一句民諺，是說磧口到岸的貨物多的運不完，有多少貨物似乎也填不滿吳城。它形象地描述了清代至民國時期磧口和吳城的繁榮景象。

當時內蒙河套地區(qū)及陜甘地區(qū)的物產(chǎn)通過黃河運達臨縣的磧口上岸，再由離石的吳城轉運到晉中盆地汾陽及太原等地，是過去呂梁地區(qū)溝通東西的一條的重要通道。

磧口位于山西臨縣的西南角，是臨縣境內的湫水河匯入黃河的地方，也是臨縣通往外界的唯一水路。有人說，磧口得名于下游的十里麒麟灘西側的大同磧而得名?！按儭?，是指水中由沙石堆積而成的淺灘。黃河流經(jīng)這里時，湫水河匯入黃河，水量驟然增大，砂石大量淤塞，河道變得狹窄，加上十余米的落差，從而形成了大同磧。據(jù)說解放后曾經(jīng)整理過河道，炸掉了大同磧河道中的巨石，現(xiàn)在的河道遠沒有過去那么動人心魄了。（當?shù)厝朔Q河水落差很大的地方為“跌磧”。） “磧口”，普通話音似“氣口”，臨縣話“磧”讀入聲，音似普通話平聲的“切”字。過去磧口的門牌，“磧”字寫作“石七”，臨縣話“磧”“七”同音，讀音短促。“磧口”音似“切口”。

磧口的商埠的興起大約在康熙末年。

民國六年（1917年）《臨縣志》卷七云：“磧口為縣南門戶，東北接縣川，東南達離石，西南通陜甘，西北連河套，水陸交通頗稱繁盛?！?/span>

磧口的興起大致是在清代康熙末年。據(jù)光緒七年重修的《永寧州志》卷二十二“孝義”記載：“陳三錫，西灣村人，候選州判，勇于有為，見人危急，必竭力濟之。康熙年間，歲大祲（指歉收），三錫惻然隱憂，因念北口為產(chǎn)谷之區(qū)，且傍大河，轉運非難，遂出己貲（自己出資）于磧口招商設肆，由是舟楫胥至，糧果云集，居民得就市，無殍餓之虞，三錫之力也。至今磧口遂為巨鎮(zhèn)，秦晉之要津焉。”

陳三錫也是因此獲得永寧州候選州判的身份的。“候選州判”是個虛銜，陳三錫一生經(jīng)商，沒有進入政界。

據(jù)《臨縣志》卷三大事譜記載，康熙年間多災難，18年（1679年）“大旱”、23年“大旱”、33年“大饑”、36年“大旱”、60年“大旱”。據(jù)光緒七年重修《永寧州志》卷三十一“災祥”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和六十年連著兩年大旱。

陳三錫，臨縣西灣村人，西灣村在磧口東2里，湫水河邊。陳三錫，1685年生人，1758年逝世，享年73歲。康熙36年“大旱”時，陳三錫才13歲，估計還沒有能力主持商務活動。據(jù)此，磧口鎮(zhèn)的興起當在清康熙60年“大旱”時，或在雍正年間。雍正元年是1723年，陳三錫38歲，正值壯年。

到了乾隆年間，磧口已是很有名氣了。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纂的《大清高宗純（乾?。┗实蹖嶄洝肪?5記載：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巡撫劉于義上奏朝廷：“山右（山西）米價，視別省加貴。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城一帶，連歲豐收。應將口外米運至內陸，但歸化城等處，距太原千余里，舟車挽運甚難。臣前在蘭州，見百姓于黃河中，以牛皮混沌運米，最為便捷。因遣人至蘭，募善運混沌水手二人，并制買牛皮混沌二十，于保德州買米三十八倉，裝入試運，不過四日，已至永寧州（離石）磧口。自此陸運至汾州，每石較市價可減銀四錢。陸運至太原，可減銀二錢，似于百姓有益，現(xiàn)已照式廣制，俟來春再試有效。奏請動項買米轉運接濟民食。”乾隆皇帝閱后批復：“得旨，卿如此留心民瘼，朕實嘉悅，已交阿里袞，令其續(xù)此妥辦矣?！敝劣诎⒗镄柦尤紊轿餮矒岷筠k沒辦此事不得而知。但是，黃河河套地區(qū)沿著黃河東下，經(jīng)山西保德縣至磧口，再由陸路運輸至汾陽和太原的線路敘述的十分清楚，小小的磧口赫然出現(xiàn)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

乾隆35年編篡的山西《孝義縣志》“物產(chǎn)民俗”卷記載：“人多土瘠，雖豐歲亦不贍，一邑之食多籍外來商販自延、榆、歸化等處木筏裝載，有黃河而下之永寧之磧口，復陸路運經(jīng)寧鄉(xiāng)（今中陽）至孝，商販多止孝義，汾、介又自孝義買去，故歲籍補給，又獲商人之利焉。”

磧口的繁榮應該是到了道光初年（1821年），《臨縣志》卷九云：“磧口古無鎮(zhèn)市之名。自清乾隆年間，河水氾溢，沖沒縣川南區(qū)之侯臺鎮(zhèn)，并黃河東岸之曲峪鎮(zhèn)，兩鎮(zhèn)商民漸移居積于磧口。至道光初年（1821年），商務發(fā)達，遂稱水路小埠，地在湫水入河之西北岸，四至純是臨地?！?/span>

光緒年間（1871——1908年）的《保德州鄉(xiāng)土志》記載：“東關在州城山麓黃河南岸，舟行者上由包頭，下達磧口?！?/span>

民國初年，磧口依然很繁榮，民國六年《臨縣志》卷七云：“就合邑城之商業(yè)較，….城內與三交遠不逮也。”可見，當時連臨縣城里都不如磧口繁華。

磧口只是晉陜黃河段其中的一個碼頭。

有人說因為磧口以下黃河狹窄而流急，無法航行，故此上游的貨船只能在此上岸轉運陸路。此說值得懷疑，因為下游的壺口瀑布更為艱險，只有航船到那里，才會有了“旱地行船”的壯觀景色。老人也說過，當年在磧口坐船，好騾子好馬都哆嗦，只有好艄公，在行船跌入跌磧的時候，能把船扳起來。所以說磧口只是黃河在山陜大峽谷中的一個碼頭，下游還是有很多碼頭的。

磧口不是北上口外的碼頭

有人說：上游的船只滿載著糧食、麻油、堿、鹽、藥材和皮毛等商貿(mào)物資通過黃河水運送到磧口，回程時，又把布匹、綢鍛、茶葉、陶瓷和洋貨等通過磧口轉水路逆流而上，運送到陜、甘、寧、蒙等地。

    此說只是作者的自己的推測臆想。1926年山西出版的《商業(yè)課本》第一冊第二十八課“磧口”云：“磧口所來去的貨物，約計如下：南路，來貨無，去貨小米、麥、豆。北路，來貨油鹽、鄂套堿、雜糧，去貨無?！边@就是說“南路無來貨，北路無去貨”，繼續(xù)南下可以，送去糧食等物，下游沒有送上來的貨物；北路有送下來的雜糧、油鹽，沒有貨物北上河套地區(qū)。因為黃河水運晉陜峽谷段落差太大，木船上行是很艱難的。所以，有學者說：上游下來的船只多是木筏和簡易的木船，到貨后，就地變賣木筏和船只木料。我也曾想過：過去臨縣人走西口是不是有從磧口坐船到內蒙河套地區(qū)呢？答案是否定的。

    山西人走西口往往是走陸路的。北上保德、河曲度黃河到內蒙；走水路，也不是乘船沿黃河北上，而是在磧口渡河，北上榆林，經(jīng)榆林的神府走黃甫川，再到達黃河邊的府谷。山西人這樣繞一個大圈，還不如直接北上河曲方便。也有人，很少，經(jīng)榆林，直接穿越毛烏素沙漠，經(jīng)今天的鄂爾多斯、達拉特旗，再到包頭，這段路雖然不是山路，但是沙漠地帶沒有人煙，飲食住行是得不到保障的。

解放初期，我姥姥帶著我媽和我五姨去包頭，則是從離石出發(fā)，經(jīng)薛公嶺到汾陽，乘火車繞道太原、石家莊、北京到包頭的，可見人們?yōu)榱朔奖悖瑢幾呤镞h，不走一步險。我當時還不理解，繞這么一個大彎，如果從磧口過黃河，到榆林，穿過毛烏素沙漠，直接就到包頭多省道兒啊。前幾年乘車從包頭，走高速，經(jīng)鄂爾多斯、榆林、佳縣到臨縣，也就是6個多小時。但是，在過去沒有公路的年代，從榆林徒步走到包頭那是有著難以想象的困難的。

磧口商業(yè)貿(mào)易具有季節(jié)性。

我們都知道現(xiàn)在每到入冬都會看到黃河上游包頭段結冰的報道。也就是說黃河在冬天是無法航運的，每年只有六七個月的行船期，估計到了冬天，磧口也就進入冬眠了。

可以說磧口興亦黃河，衰亦黃河。

去年回老家，特意去了趟磧口，導游告訴我：磧口鎮(zhèn)原來有三道街，現(xiàn)在僅存一道街供游人觀賞了，據(jù)當?shù)厝苏f，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有說1976年）黃河大水，把磧口鎮(zhèn)的三條街沖走了兩條。歷史上河水泛濫為害不小。據(jù)《臨縣志》，雍正元年（1723年）的黃河大水，當時臨縣堡子峪村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王永春作《河溢記》云：“雍正元年，歲在癸卯，六月十九日，黃河大水，滿川而下，兩岸俱塞，澎湃駭人，汨沒居民廬舍、田園樹木、墳塋以萬萬計。瞬息之間漂入吾鄉(xiāng)，樓房屋宇一掃而空。其余旁溝小巷，無不漲入。泥高數(shù)丈，涂路成渠?！北ぷ佑寰驮诖兛谏嫌?，估計同在黃河邊上的磧口一帶也免不了這場災難。類似的黃河水害很多，據(jù)光緒七年重修《永寧州志》卷三十一“災祥”有關磧口的記載：“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磧口黃河水漲十余丈，沿河淹斃人畜、沖塌民房無數(shù)?！薄暗拦舛?，磧口黃河水漲?！薄肮饩w元年六月十五日，....磧口黃河水亦異漲，壅遏逆流二十里?！?/span>

又《臨縣志》卷九云：“磧口古無鎮(zhèn)市之名。自清乾隆年間，河水氾溢，沖沒縣川南區(qū)之侯臺鎮(zhèn)，并黃河東岸之曲峪鎮(zhèn)，兩鎮(zhèn)商民漸移居積于磧口?！?/span>

磧口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決定了磧口的命運，行船艱難，多有險灘跌磧，（據(jù)統(tǒng)計山陜峽谷段有20多個“磧”。），危險性極大；只能南行，不能北上，運輸成本很高；再加上黃河水害無數(shù)，航運期短，隨著公路、鐵路的快速發(fā)展，磧口這樣的老碼頭是注定要衰落的。具體的原因始于1921年汾陽至柳林軍渡公路的建成。

磧口繁榮的歷史大概也就是200多年吧，經(jīng)過近一百年的寂寞，今天的磧口作為旅游景點吸引了各地的游人，也算紅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