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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產物，是整個國家至高無上的統(tǒng)治者。身為帝王，其本身就被賦予了神圣的色彩：“天子受命于天”。古人講究天道，而皇帝被稱為天子，意思就是皇帝本人之命令乃是承天之道，施天之行，是不能夠違背的。 身為一個國家的主人，皇帝也享有著一切的奢侈之物，畫棟雕梁的亭臺樓閣，稀世罕見的奇珍異獸，價值連城的明珠寶馬可謂是應有盡有，有鑒于此，人們常常覺得皇帝就是世界上最輕松舒服的職業(yè)。對于這一看法，我們的明神宗朱翊鈞提出了反駁，他要講講他的故事。  明神宗 復旦大學教授樊樹志先生曾經開玩笑似的說過：明朝國運的走勢，就是一個“M”型。最后那個尖，就在萬歷皇帝（明神宗年號）時期的張居正改革上。明神宗前期，尚有著張居正務實的改革，國家煥發(fā)出生機勃勃的第二春，但在后來，神宗卻消極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使得國家的運轉幾乎陷于停頓。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一下個中緣由。 繁雜的禮儀政治明朝的政治，是與禮儀息息相關的。這是因為中央政府未必能將其政策法令實施與社會各個階層角落，為了更好的規(guī)范民眾之行為，便將禮儀上升為道德用于約束百姓。在這個過程中，身為統(tǒng)治者的皇帝，自然要起帶頭模范作用。 萬歷皇帝在其九歲即位時，便開始經歷這些禮儀。《明神宗實錄》記載，隆慶六年，穆宗駕崩，尚為太子的朱翊鈞尚在服喪期間，大學士高拱帶頭向太子“勸進”，朱翊鈞因為父喪而傷心的拒絕了；其后，文武百官于會極門再次聯(lián)名上表，勸太子即位，朱翊鈞回道：“予哀痛方切，繼統(tǒng)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依舊不允；隨后，百官又再勸進了兩次，朱翊鈞才決定以江山社稷為重“勉從所請”。這一番過程，其實是排練好了的，一個年僅九歲的小孩或許會關注地上的螞蟻為什么搬家，但絕不會明白什么社稷宗廟。或許，當年年幼的神宗還不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但他更不會知道的是，自己的余生將會被束縛于這種種的禮儀之中。  皇帝的一年之中，要參與各種各樣的帶有政治性的禮儀。祭天、祭祖、親耕、獻俘等等之類，但并不是所有禮儀都是別具趣味的，相反有些還會帶給皇帝本人莫大的壓力，這其中最恐懼的，恐怕就是早朝與經筵了。 明代的早朝，不僅是政治，更是一種禮儀。每天日出之前，首先是參加早朝的官員聚集在宮門前，侍衛(wèi)們早已站立在自己的崗位上。然后宮門在鐘鼓聲中漸漸打開，文官們依次從左掖門進入朝堂之前的廣場，武官們則從右掖門進入。文武百官在廣場上分東西而立，此時會有御史在場，監(jiān)視有沒有“違越失儀者”。待到百官具位，皇帝便在鞭炮、音樂聲中緩緩走來，接受百官的跪拜。 早朝之禮，歷代略有變動，但大致還是如此。這項禮儀出奇之嚴，無論是對皇帝還是官員來說都是一種折磨。而官員們在參加早朝時，稍有不慎便會被糾察問罪。每天都需要在太陽未出之前趕到宮門之前，稍微隔得遠點的京官更是提早出發(fā)，一旦到了寒冷的冬天，早朝更是令人生懼。  比早朝稍微舒適一點的，是經筵。經筵是講官向皇帝與臣子講述經史典籍中道德大義的一種禮儀。經筵自二月與八月起，至四月或十月而止，每月在文華殿舉行三次，分別是二號、十二號與二十二號。屆時，皇帝、內閣大臣、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錦衣衛(wèi)指揮使等重臣們都會參加。 在經筵時，每兩人共用一本教材，在文華殿之南設有御案、講案兩桌，每桌都放有當日所講之內容。在一通繁雜的禮儀后群臣魚貫而入，隨著贊禮官的一聲高呼“進講”，正副兩名講官便在講案前開始闡述圣賢之道。 經筵往往舉行于早朝之后，在講官講述之時，所有人必須全神貫注的仔細聆聽。講官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圣賢之道做出不符合禮儀的輕視行為。就算是皇帝，講官也會立刻中斷提醒“為人君者，可不敬哉”。  除開早朝與經筵，明會典中還記錄有各種規(guī)范皇帝言行的禮節(jié)，包括冊立皇貴妃、太子、登極吿祭等等之類，這些禮節(jié)的存在，使得皇帝不能隨心所欲的施展手腳，而是按照特點的規(guī)矩說什么話、做什么事。我想，光是在禮儀這一方面，對我們現(xiàn)在主張自由的大部分人來說，就已經是望而生畏的存在了。 對文官集團意志的反抗上文說過，皇帝是天的兒子，承天之道。很多人因為這一點就以為皇帝是最大的了，其實不然。對文官集團而言，還有比皇帝更大的東西，那就是“天道”。縱觀明朝歷史，最精彩的，莫過于皇權的擴張問題。比如朱元璋廢丞相親率六部，這是直接擴張皇權；朱元璋在地方上設三司分權，設言官監(jiān)察文武大臣，這是對文官集團的制衡，也間接性的擴大了皇權；皇帝們放任親近的錦衣衛(wèi)、東廠勢力增長，亦是皇權的擴張。  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的文官們，多是進士出身，他們飽讀詩書，深諳圣賢之道。文官們講究秉公職守，他們不希望君主以個人意志干預國家的運轉，而君王們也需要文官所信仰的經史典籍中的大道來控制民眾。所以在君王的認可下，官員們先是遵從心中的道義，其次才是聽從皇帝的命令。文官們雖然平時拉幫結派，可只要皇帝的手段過界，他們就會擰成一根麻繩一同對抗君主。比如在萬歷十八年，官員們急于明神宗不肯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于是所有的京官集體向內閣施壓，要求四位大學士促使神宗立朱常洛為太子；四位大學士便集體向神宗請辭，理由是無法向百官交代。這就是文官集團將其意志強加于皇權上最好的例子。 在這一場反君權擴張的戰(zhàn)爭中，文官集團的話事人——內閣便誕生了。內閣是文官集團與皇帝交流的樞紐，一旦內閣不再代表文官集團，群臣彈劾閣臣的奏折便會蜂擁而至，直到誕生出新的內閣。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時，權傾朝野。居正通過六科控制了六部百官，他并沒有按照文官們的想法辦事，而是按自己的意志在國內進行改革。這樣一個內閣，不是文官集團想要的，故即便是有著文官最高榮譽“太師”的張居正，也不免名譽掃地，在死后落個被抄家的下場，這就是來自文官集團的報復。  張居正畫像 明朝發(fā)展到中后期，內閣的建議——票擬，已經不是皇帝能輕易推翻的了，除非皇帝能夠拿出正確的理由，否則內閣大臣就將因為“羞愧”而請辭。張居正在萬歷十年逝世后，文官們發(fā)起了“倒張運動”并取得了勝利，這時的文官集團，迫切的希望明神宗能夠“撥亂反正”，他們希望神宗按照他們所想的做下去，但他們忽視了神宗成長的過程。 明神宗是在張居正的教導下長大，在啟蒙之初或許對張居正有著崇敬之意，但在居正名譽掃地后，神宗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欺騙。比如張居正要他勤儉節(jié)約，所以神宗連給母親修繕宮室的錢都不敢出，給宮女的打賞更是無法支付只能“記賬”。但神宗后來卻發(fā)現(xiàn)居正自己極盡奢華，連抬轎子的都有三十二個人。身為皇帝，這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明神宗決不允許有人再次將意志強加于自己身上。  張居正與明神宗 文官集團與萬歷皇帝之間爆發(fā)對抗的導火索，是關于冊立太子的問題上。文官們按照倫常之道，希望冊封皇長子（并非嫡長子）朱常洛，但萬歷皇帝卻更偏愛皇三子朱常洵。為了抵抗文官們的想法，神宗想出了很多的理由延緩冊封太子，比如皇后有可能生育誕下孩子、朱常洛太小等等之類。長期的僵持局面由此產生，而又因為張居正的前車之鑒，神宗對內閣刻意的疏遠，沒有一個人站在神宗的陣營里，在面對臣下們一道道反抗的奏疏時，萬歷皇帝只能一言不發(fā)壓下，精神上的空虛壓抑著神宗的內心，他可以隨意處置任何一個臣子，但他反抗不了整個文官集團的意志。 結語：
參考文獻： 《明會典》 《明神宗實錄》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春明夢馀錄·卷九》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朱東潤《張居正大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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