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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之春，是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一本書名。這本書是研究唐代長安文化的名著，收錄多篇雅俗共賞的文章，20 世紀 30 年代在日本出版，后來又被編入東洋文庫和講談社的文庫本，可以說在日本家喻戶曉。唐代都城長安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帶著學生研究的課題，在此，我想跟大家一起回到長安的春天，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看看唐代都市的生活和時尚。 長安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大都市。經(jīng)過考古勘探，現(xiàn)在基本上可以確定唐代長安城的整體規(guī)模和坊里結(jié)構(gòu)，其外郭城東西較長，南北略窄，平面呈長方形。初步實測外郭城東西廣（由春明門至金光門的直線距離）9721 米（包括東西二城墻厚度在內(nèi)），南北長（由明德門至宮城北面之玄武門偏東處）8651.7 米。由明德門（外側(cè)）至皇城的朱雀門（南側(cè)）為 5316 米。唐長安城周長 35560 米。通過這些數(shù)字，可以看出當時長安城的規(guī)模是相當大的。唐長安城在隋大興城基礎(chǔ)上建造，從漢代一直到北周，長安城都在它的西北角。因為使用幾百年之后，不僅生活垃圾難以處理，而且飲用水源受到污染，不得不另建新城。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就在龍首原前面選了一塊平地，憑空設(shè)計建造了一座新城，大概是今天真正的北京城圈的 13 倍。以我們熟悉的敦煌為例，敦煌在唐代屬于下州，而敦煌城城圈的大小才相當于唐長安城一個坊。長安城 108 個坊就等于 108 個州城，其面積之大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長安城復原圖 與明清北京城不同，隋唐時期的長安城是官民合一，普通百姓的住宅和各種官府、王府、寺廟等全部都在城里。即便如此，因為城市人口沒有那么多，隋文帝時期城南的四個坊依然無人居住，只好用作農(nóng)田。到了唐代，醫(yī)藥局又在里面種植各種藥材。因為沒有人住，也鬧鬼，里面就產(chǎn)生了很多故事。在北大“隋唐長安讀書班”，借助長安坊里分布的史料記載，我們曾經(jīng)采用計算機技術(shù)，把長安周邊出土的大量墓志以及墓葬圖像資料匯集到每一個坊下，然后一個坊一個坊地研究，特別是關(guān)注坊里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發(fā)現(xiàn)：唐人的活動范圍是很有限的。以權(quán)德輿為例，我們從權(quán)德輿文集以及他寫的墓志、行狀、詩歌里梳理出所有提到坊里名字的人，然后在地圖上一一標出分布位置，就發(fā)現(xiàn)以權(quán)德輿家為中心，其交游范圍不出三個坊，就在一個圈子里。今天我要講的就是唐代長安城圈里頭的故事和長安人的衣食住行。 衣時尚：女扮男裝 在唐代穿衣方面，沈從文先生和孫機先生都做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是以一個時尚視角為切入點，來看唐代長安人的穿著打扮。我曾經(jīng)從女性史和婦女史的角度切入，寫過一篇文章《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載鄧小南主編《唐宋婦女與社會》，下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講到女扮男裝是當時大街上最時髦的裝扮。當然，這也經(jīng)歷了一個由保守到開放的變遷過程。 最初，唐朝女人出門的時候裹得很嚴實，頭戴冪籬，把整個頭部裹起來，只露臉甚至臉也不能露?！杜f唐書·輿服志》載：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冪籬，雖發(fā)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這說的是武德貞觀時期宮人騎馬出行的情形，依照北齊和隋朝舊制，多戴冪籬，全身都要遮住。  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頭戴帷帽的騎馬女傭  吐魯番出土唐代絹畫上的冪籬 這幅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絹畫（現(xiàn)保存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為大谷探險隊收集品），實際上是長安傳過去的畫本，因為吐魯番沒有這么高級的畫工。這幅畫就反映出女性外出全身上下都要裹得很嚴，在路上不能讓人看到?！巴豕乙嗤酥啤笔钦f王公之家的女性外出時也要依照宮人裝扮，全身遮蔽。但是永徽以后，女性“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尋下敕禁斷，除雖暫息，旋又仍舊”。這表明永徽以后，女性的裝束出現(xiàn)變化，由“著冪籬”變?yōu)椤坝冕∶薄保衣乜梢月冻霾鳖i。盡管唐朝不斷下詔，禁止女性裝扮暴露太多，但也未能遏止這種趨勢。到了武則天時期，“帷帽大行，冪籬漸息”，全身遮蓋的裝束基本上沒有了。這可能與武則天當政有一定關(guān)系，因為武則天是女性，唐朝婦女地位在武則天時期可能有所提升。從女性史角度來看，這表明婦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到了開元年間，就是我們所說的盛唐時代，唐朝社會風氣已經(jīng)十分開放，“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從服飾來看，女性外出時臉部已基本沒有遮蓋了。 通常來說，唐人穿的服裝是寬袍大袖的，女性服裝類似于現(xiàn)在朝鮮女性的傳統(tǒng)服裝。值得關(guān)注的是，從唐初一直到開元時期，最時髦的裝束實際上是女孩穿男裝，這在唐朝前期的墓葬壁畫里都有明顯反映，像段璧墓、薛儆墓、阿史那忠墓等等。有時女子還裹頭，下裝是所謂“波斯褲”。這種“女扮男裝”與現(xiàn)今我們從胡人的墓葬，比如安伽墓、史君墓，看到的胡人緊身緊袖的服裝樣式完全相同。所以在《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中，我還提出：所謂女扮男裝實際上是女扮胡裝，女子穿的是胡人服裝。這是因為從貞觀四年（630）滅東突厥到顯慶二年（657）滅西突厥，大量胡人進入長安，帶來了一股胡風。當時，在長安的街上，很多女子都穿胡裝。在傳世名畫《虢國夫人游春圖》中，騎馬走在前面的人，從裝束上看似乎是男性，但實際上是身著胡服的女子。通過傳世畫作和出土圖像資料，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當年最時髦的女性服裝，譬如新城長公主墓捧卷軸侍女。近年來，考古發(fā)現(xiàn)又出土了一些墓葬圖像資料，特別是武惠妃墓，把這些新材料添加進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前期女性服飾演變的過程。今天我只從女扮男裝這一服飾時尚角度，來看唐朝服飾的發(fā)展趨勢。縱向來看，中國古代對婦女的管制更多是宋代以后才出現(xiàn)的，唐朝沒有裹小腳的女子，對穿戴也沒有過多約束。特別是在盛唐時期，社會非常開放，女性也較為自由。從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騎馬俑也可以看出，最明顯的特征是翻領(lǐng)的胡服。這種裝束便于騎馬，女性穿上胡服就可以騎馬出行，甚至跟著男性去打獵。  虢國夫人游春圖    左：段簡璧墓頭扎帶子侍女 中：薛儆墓捧包裹侍女 右：阿史那忠墓懷抱弓、箭囊的侍女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扮男裝騎馬俑 食風尚：鐘鳴鼎食 一般來說，飲食的風尚可劃分為很多等級。今天我們能夠從墓葬里看到的，實際上更多的是統(tǒng)治階級上層的材料。所以在這里就有一個如何把握唐朝長安物質(zhì)文化水平的問題。物質(zhì)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是歷史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但物質(zhì)文化研究并不僅僅是過去做的純粹器物研究——對器物進行分型分式研究，更重要的是從功能切入，來看這些器物在一個社會中起到什么功用，另外還要分析這種功用在這個社會中代表什么層次，進而通過這些器物，看到當時人的觀念。實際上，純物質(zhì)的文化和思想史完全相合。就唐朝長安而言，我們看這些瓶瓶罐罐，不光要看這些器物本身，還要看到長安的社會以及長安人觀念中的社會風尚。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對很多史料要重新琢磨，重新考慮。 墓葬里出土的鍋碗瓢盆多是陪葬品，屬于冥器，作為研究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真正有價值的發(fā)現(xiàn)往往是城里出土的窖藏，這是研究城市史最好的材料，但是城里出的又不容易留存下來，一有發(fā)現(xiàn)就顯得彌足珍貴。1970 年，陜西西安發(fā)現(xiàn)了兩個窖藏，就是著名的何家村窖藏。當時的何家村，即唐朝長安城興化坊的范圍內(nèi)，具體來說是在興化坊十字街的西南角，發(fā)現(xiàn)了兩個陶甕和一件銀壺，里面裝有一千多件器物，包括金銀器、玻璃器、瑪瑙器、玉器、錢幣以及藥材等等。據(jù)統(tǒng)計，有金銀器皿 271 件，銀鋌 8 件，銀餅 22 件，銀板 60 件，金銀銅錢幣 466 枚，瑪瑙器 3 件，玻璃 1 件，水晶器 1 件，白玉九環(huán)蹀躞帶 1 副，玉帶板 9 副，玉鐲 2 副，金飾品 13 件。另有金箔、麩金、玉材、寶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藥物。金器總重量達 298 兩，銀器總重量 3900 多兩。按照用途分類，這些器皿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藥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裝飾用品和食用的藥物及丹砂，還有純的金銀、收藏的古代和外國貨幣。目前這些遺寶都收藏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當時為了確定何家村窖藏的位置，考古人員在興化坊進行了全面勘探，對坊里結(jié)構(gòu)進行解剖以后，發(fā)現(xiàn)和唐朝史書《兩京新記》的記載能夠?qū)?yīng)?！秲删┬掠洝烦蓵陂_元十年（722），對一些人物居住的坊里位置有詳細記載。所以當時的考古勘探，還確定了興化坊內(nèi)邠王李守禮宅、邠王府、空觀寺、孟溫禮宅的具體方位。  興化坊復原示意圖 做一項研究，一定要了解學術(shù)史，也就是一項研究的研究史，這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有必要。如果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去思考何家村窖藏，發(fā)現(xiàn)窖藏的時代背景必不可少。1970 年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年代，糧食短缺，人們吃都吃不飽，更不會知道唐朝的皇帝有多少財寶，唐朝的富人家藏幾何。突然之間發(fā)現(xiàn)這么多金銀財寶，第一反應(yīng)就認為是皇家所藏。既然認為是皇室的，人們就想到了邠王李守禮，但是窖藏又不在邠王府的范圍。后來有人說這是一個叫劉震的租庸使貪污所藏，理由是《太平廣記》中的一篇小說《無雙傳》有相關(guān)記載。究竟是不是呢？研究隋唐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是租庸使劉震的話，這樣的人物在唐朝史書里面一定會出現(xiàn)千百次，事實上只在這里出現(xiàn)過一次，所以不可能是劉震。即便從歷史文獻學的概率去分析，也不可能是他，況且還是出現(xiàn)在一本小說里。還有人說窖藏里的金餅銀餅是唐朝的稅收，上面都刻著哪年哪月哪個縣交的，又往皇家這邊想。但是這些字在埋藏的年代，實際上已經(jīng)沒有什么意義，那些金餅銀餅不過是為打造金銀器而留存的純金純銀。由于對何家村的發(fā)現(xiàn)是這樣一種心態(tài)，所以一直沒有正式考古發(fā)掘報告，只有簡報。簡報只展示標準器物，而不是全部器物。這也導致只要標準器物出現(xiàn)在各種何家村和唐代物質(zhì)文化圖錄里，人們看到的始終都是最精美的器物，比如唐研究基金會的 logo（標志）舞馬銜杯提梁壺，實際上這件物品只有一件，而且圖錄展示的器物照片，講究攝影用光，每一件都是金光锃亮。這已不是歷史原貌，也不是當年發(fā)掘出來的樣子。  舞馬銜杯提梁壺 何家村遺寶在北大賽克勒博物館展出時，我曾經(jīng)花了兩個半天的時間端詳這些展品，思考它們的身世。實際上，何家村窖藏按照器皿的用途分類，大體可以分為五類：一是金銀寶石制作的飲食器皿；二是煉丹或制藥的金銀寶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藥品、金銀錢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裝飾品；四是作為收藏品的中國古代和外國貨幣，飲食、制藥器皿及裝飾品中，可能也有一些是屬于收藏或受贈的物品；五是一些作為純銀儲藏的銀鋌、銀餅、銀板等。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錢幣，從戰(zhàn)國錢幣一直到唐朝“開元通寶”均有收藏，包括極其稀見的“涼造新泉”和“高昌吉利”，只不過“開元通寶”有多枚，其他錢幣每種只有一枚。所以夏鼐先生最開始就說這是一個收藏家的收藏品，北大歷史學系的錢幣收藏家吳榮曾先生也有類似觀點。銅制開元通寶是唐朝通用幣，那么其他金銀幣是什么呢？來自皇帝賞賜。唐朝皇帝高興時，常在城樓上拋撒金銀，賞賜大臣和宮人，所以這些金銀很容易通過皇帝或官府的賞賜轉(zhuǎn)移到私家。既然能得到皇帝賞賜，說明這個人一定是官人，而且是能夠得見皇帝的官人，可以從皇帝那兒得到為數(shù)不少的金鋌銀餅。金銀與唐代政治生活和宮廷政變有密切關(guān)系，在唐代史書上可以看到大量的金鋌銀餅是通過賞賜進入長安人家的。秦王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時，曾拿出大量銀鋌交給常何，用來賄賂玄武門門夫。因為李世民當時住在禁苑北面，李建成和李元吉住在宮里，要想進宮首先要拿金銀買通這些門夫。通過分析工藝品的花紋，可以推測出何家村窖藏的埋藏時間大概是建中朱泚之亂時，不是原來想象的安史之亂。所以從上述觀點來看，這些藏品其實出自一戶官宦人家。 之所以一開始都覺得這些金銀財寶是皇家的，是因為我們對于長安的物質(zhì)文化水準判定不夠。實際上在唐朝長安城里，有的是能夠擁有這兩窖窖藏的人。當時的長安是東亞、西亞、南亞、中亞的政治文化中心，物質(zhì)財富極其豐富。唐朝長安好比是今天的倫敦和巴黎，匯集了世界各地的稀世珍寶和珍貴文物。當時大量外國人也來到長安，不僅有印度高僧，還有日本的遣唐使，這些遣唐使也是日本最有學問的人，他們到長安來學習，有的甚至留在長安。651 年，薩珊波斯被阿拉伯人大食滅掉之后，卑路斯皇帝帶著他的兒子泥涅師師一直向東逃到長安。唐朝把泥涅師師送到吐火羅斯坦抗擊大食人，持續(xù)了 20 年，最后打不過又跑回長安。實際上，來到長安的波斯人不止皇族這一支線，還有大量的貴族，比如我在《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載葉奕良主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里寫到的李素家族，他們在唐朝為官，接受中國文化，把波斯系統(tǒng)的占星學引入中國，后來皇帝賜姓李氏，最終融入中國社會?；氐胶渭掖澹绻麑﹂L安的物質(zhì)文化水準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會認為這些寶藏非得是皇室的，非得是邠王李守禮的，或者非得是租庸使埋藏的。 當年我在賽克勒博物館琢磨的那些展品更多的是素面的鍋碗瓢盆。何家村金銀器當中，有素面大小銀碗 45 個，素面大小銀碟 51 個。  何家村出土的生活、煉丹器皿 大部分器皿不是今天圖錄里展示出來的精品，而是有很多完全一樣的，甚至什么名堂都沒有，就是一個素碗。實際上，這就是當時長安的鐘鳴鼎食之家用的生活用品。唐朝貴族使用銀質(zhì)餐具，與唐朝人的觀念有直接關(guān)系，所謂“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黃金為“食器則益壽”?，F(xiàn)在，有些人喝酒要擱金箔，其實是古代延續(xù)下來的一種觀念，但這未必好，唐朝就有很多人吃金銀過多而喪命。唐朝貴族之家追求鐘鳴鼎食，而何家村窖藏就給我們展示了這樣一戶人家——一戶非常典型的高級貴族官員人家，他們用的普通食具就是金銀所制，當然主要是銀器；其他具有觀賞價值的器具，我們今天看來是藝術(shù)品，實際上是家中擺設(shè)。我經(jīng)常舉一個例子，《兩京新記》的作者韋述，曾編修唐朝國史，在集賢院時經(jīng)常得到皇帝賞賜。在這樣一個普通史官家里，就有兩萬卷的圖書收藏量。唐朝的書以卷為單位，一軸就是一卷。而且所藏圖書都是古代典籍經(jīng)史子集里面的精華，這在今天看來依然相當不得了。除了這兩萬卷書之外，還有明公尺牘、律令格式、書畫、碑帖、藥方，可以說當時文人能夠收藏的東西他家應(yīng)有盡有。敦煌藏經(jīng)洞我們研究了 100 年還沒有終結(jié)，如果長安沒有被毀掉，或者韋述家里的收藏埋藏在某個地方，挖出來的話，足夠我們研究 200 年了。當時的長安就是這樣一個文化定位。另外從一些煉丹用具來看，他還是一個煉丹家。中晚唐以后，文人煉丹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也與此相符合。 通過何家村窖藏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唐朝長安文人官員在飲食方面的追求以及帶動的社會風尚：追求金銀器，追求鐘鳴鼎食的生活。 未完，待續(xù) 圖片來源書籍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會顧問，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唐史研究會副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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