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摯、純粹的潘洗塵多年來給我的印象幾乎總是一襲白衣，臉色因為身體的原因而顯得沉暗，但是他一直瞇著不大的眼睛微笑著。

2017年我在大理見到潘洗塵的時候，他剛失去老母親不久，八十一歲的老父親剛剛從東北過來。那次午飯，大家吃得都很沉默。

2018年冬日的大理，一樓的大廳剛剛裝修過，潘洗塵不時將斷木用鐵鉗子夾著放在嶄新的壁爐里。溫暖的光暈籠罩著每一個人，他皺紋深堆、黑沉的臉龐在此刻也變成了微紅。

當大理這一客居的異域（相對于潘洗塵的松嫩平原的黑土地以及東北故鄉(xiāng)而言）空間——“說到底，我還是一個 / 北方人 / 雖然生活在 / 草木蔥蘢的世界 / 但我知道自己 / 真正需要的 / 也就那么一兩株 / 單調(diào)的楊柳”（《冬至》）——和疾病、親情（尤其寫給女兒的大量的詩幾乎傾盡了一個父親所有的祝福、祈禱以及良苦用心）、宗教以及生死（比如寫給母親的悼亡詩）紛至沓來的時候，它們實則直接參與了一首詩的生成。尤其是漂泊和無根感構成了當代人的基本生存狀態(tài)，而快速的現(xiàn)代化工具的搬用法則又使得認知裝置也發(fā)生了顛倒，“終其一生 我們呵 / 也許就只是在做兩件事 / 客居他鄉(xiāng)和 / 客死異鄉(xiāng)”（《路上方知身是客》）。注定的是秋天要來了，整個北方空了，傷心的人仍將悲痛，而那“燃燒的肝膽”正逐漸浸入塵世的冰冷之水。2018年平安夜之時，潘洗塵和朋友舉著白色的蠟燭在大理的老教堂里受洗，在那一刻宗教和詩歌獲得了同等的重要性。由此，詩和人都絕對不是矯飾和虛偽的，而是坦誠的、赤裸的、真實不虛的，“自己用了大半生的時間 / 反對裝  反對演 / 反對各種形式的謊”（《朋友》）。這樣，詩人的精神肖像就會越來越凸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有辨識度。

潘洗塵是天蝎座，和陳超是同一天生日。這又是一個在生活和寫作中極致的完美主義者，壓抑而幽默、高冷而溫暖。

在潘洗塵這里，詩歌的到來是伴隨著經(jīng)驗分蘗而一次次抵臨的。對他而言，也許個人經(jīng)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變得如此重要，正如他所自陳的那樣“我的詩都是從生命里長出來的”。而當下的很多詩人并沒有像潘洗塵這樣具有重新把控、再造和“發(fā)現(xiàn)”個人經(jīng)驗中的真正閃電并給予照徹的精神能力，而是在更多的時候像不斷膨脹的氣球一樣濫用了個人經(jīng)驗——這樣所導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個個看似光亮而實則無用的碎片。生命經(jīng)驗的純化和復雜化應該是同時進行的，正如那些火焰和灰燼，那些真實和虛無。其中有理想化的過濾和提升，又容留了經(jīng)驗、現(xiàn)實痛感以及生存狀態(tài)自身的復雜性和張力空間，甚至其中也涵括了原生經(jīng)驗中蕪雜的那一部分。不能不說，潘洗塵近年來體現(xiàn)在詩歌中的精神視域變得愈益開闊。與此同時，詞與物也充滿了時時調(diào)校和緊張關系。

絕處逢生產(chǎn)生的是生命之詩。

潘洗塵是自省、獨立的，又是悲憫、自挽的，憤世嫉俗而渾身芒刺，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感喟命運而滿懷繾綣。時間的無情剝奪使得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是五味雜陳、一言難盡而悲欣交集，哪個人說已經(jīng)徹底參透了生死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肉身和精神都是孤獨而不堪致命一擊的。

一個人來又一個人走，命定般的獨角戲延續(xù)始終，“一個人坐火車 / 一個人吃飯 / 一個人編刊物 / 一個人辦詩歌節(jié) // 一個人在 / 去往天堂的路上 / 還有許多未竟的事兒 / 所以一個人睡覺前 / 要把救命的藥瓶打開 / 放在床頭”（《一個人》）。這既是宿命又是愿景，既是無奈又是不舍，是棄置、不甘、留念、釋然、掛懷、溫暖、冷徹的同時打碎和攪拌，由此任何一種情感就不再是單一的了。這就如破壁機中的那些果殼和果肉瞬間成了融合的液體。身體狀態(tài)、疾病經(jīng)驗、惡性時間、生存?zhèn)惱砗驼Z言意識就如此難分難解地時時攪拌在一起，如同黃昏時分的雨，晦暗的天空突然變得明亮。這一次，詩人站在了黃昏的背后，“沒有人  可以從這個斜光殘照的黃昏里 / 走出來了”（《悲傷籠罩大地》）。肉身如此困窘不堪，那么最終能夠抵抗和戰(zhàn)勝時間的也就只有詞語了。這是個人之詩，更是終極之詩。由此來看潘洗塵的詩，它們之間就構成了明顯的互文構造，彼此之間都是共通的，一首詩正是另一首詩，它們最終疊加成一個詩人的終極想象和自我觀照。也許，越是到了終了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有詩為證”——“多少個日子  多少萬物掙扎著 / 都抵不上這一個詞的分量”（《詞語的魅力》）。

一個詩人一定是站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來看待這個世界的，經(jīng)由這個空間和角度每個人看到的并不相同，“必須獲得自己固定的位置，而不是任意把它擺放在那個位置上，必須把它安置在一個靜止而持續(xù)的空間里，安置在它的偉大規(guī)律里。人們必須把它置于一個合適的環(huán)境里，像置于壁鏧里一樣，給它一種安全感，一個立腳點和一種尊嚴，這尊嚴不是來自它的重要性，而是來自它的平凡的存在”（里爾克）。確實，時間是最好的角度，進而生命狀態(tài)重新激活了語言，語言必須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倫理和道義的，“于是我只有寫詩 / 并且只寫那些 / 與自己的生命 / 血脈相連的詩 // 我時刻提醒自己 / 要盡可能地使用 / 最有限的字與詞 / 以期此刻不再過度消耗 / 自己的氣力 / 將來也不致于過多浪費 / 他人的生命”（《生命如何延續(xù)》）。這正是“文如其人”的具體化和生命化的體現(xiàn)?；蛘哒f是一個人體察自我和觀看世界的途徑和角度發(fā)生了與生命相關的根本性變化。

時間，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疾病以及死亡的挑戰(zhàn)給一個人帶來了全新的取景器——“在恐懼中忘了恐懼”，事物以及自我都得以不同方位和角度的深層觀照和驗證，“要真正看清一件事物 / 你必須首先學會 / 變換不同的方位 / 但這也只是常識的 / 一小部分 // 其實  面對大多數(shù)事物 / 時間才是它最好的角度”（《時間才是最好的角度》）。這是時間的焦慮中深度的生命意識投照以及精神對位的過程，與此同時語言意識也經(jīng)過了更新和激活。詞與物、詩和人、生及死，夢幻和泡影，它們彼此之間構成了“肝膽相照”“榮譽與共”的生命關系，它們之間以往的慣性關系得以撥正和重新發(fā)現(xiàn)。詩歌也就成了潘洗塵的生死相托之物，“所有的遺囑 / 都早已寫在詩歌里”（《死應該是一生中準備最充分的事》）。

潘洗塵這兩年來寫下的關于父母的詩作數(shù)量驚人，這是命運和生死殘酷剝奪的結果——生命教育，而他只能在詩歌中完成對傷痛的緩慢的修補。寫給疾病的詩、寫給死亡的詩以及寫給女兒和親人的詩在潘洗塵這里是可以等量齊觀的。也許，“有多少深情就有多少孤獨”這句話最適合送給潘洗塵了。疾病不只是精神層面的隱喻，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體感知（“而我身患膏肓之疾 / 朝不慮夕”），詩歌和身體都變成了難兄難弟，“昨天  在南京 / 一大桌朋友吃飯 / 想不起話題是從哪兒開始的 / 浩波突然說 / 洗塵是個最大的騙子 / 你們看他這氣色  這精神頭兒 / 肯定是多年來 / 一直在裝病”（《朋友》）。當年的蘇珊·桑塔格也是在數(shù)次疾病的死亡危機中通過語言認知和哲學狀態(tài)才最終完成了既屬于自己又最終超越了個人的“疾病的隱喻”。在猝然降臨的死神陰影中，蘇珊·桑塔格被迫成了一個挑戰(zhàn)死亡極限的強力意志者，在與死神的較量中完成了“生命詩學”，盡管這一過程是相當沉重而難以抵擋的。同樣，疾病和死神的到訪也使得潘洗塵詩歌中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本能空前增強，過去時、此刻以及未來時間在回溯、直面和預敘中同時抵達，這三個空間以及相應的時間得以彼此滲透和交互往返。由此，詩歌的精神空間和時間結構得以最大化地拓展。當一個人不斷挖掘內(nèi)心，他必然要在外物那里獲得一次次精神對位的過程，“想到此  我好像真的就聽到誰 / 手指樹梢說了一句  你們看 / 洗塵就在那兒呢”（《花園里那棵高大茂密的櫻桃樹》）。“向死而生”“因詩而生”，不再只是空泛的哲學命題，而是生命體本身，在詩歌中一次次抒寫和面對死亡實則是獲得了一次次精神的重生——“詩歌可以續(xù)命”。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塵的這些疾病之詩甚至死亡之詩并不只是單純指向了個人，還同時指向了更為繁雜的這個時代的顯豁或潛在的命題。

體驗和超驗在詩歌中不可或缺，在潘洗塵這里它們是通過身體狀態(tài)、生命經(jīng)驗來得以彼此映照的，即使是“時間”“上帝”“地獄”“死亡”等這些“大詞”也都成了精神實體而不再只是想象化的產(chǎn)物，比如《上帝的模樣》這樣的詩也只有潘洗塵能寫出來，因為他的體驗和想象都是在生死臨界點上完成的。經(jīng)受過死亡考驗的人既是脆弱的又是強大的，世界和時間的樣貌和內(nèi)核也由此發(fā)生了扭轉，時間的本質(zhì)被袒露出來，“你見過上帝嗎 / 我見過 // 他住在上海 / 手里有一把會說話的刀子 // 他也是我一生中 / 唯一以命相托的人 / 他和他的那把會說話的刀子 / 曾在長達四個小時的時間里 / 主導我死去  繼而重生 // 從此  他便成了我真正肝膽相照的 / 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 / 一句頂一萬句的 / 上帝”。

一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變得如此強大而又謙卑，這是生與死的淬煉，這也是生存奧義在苦熬中的結晶。人總會來到分水嶺，來到生別離的關口，這時候任何語言（包括文學語言）都會顯得虛弱無力，“我剛剛經(jīng)歷過的這一年，卻是命運將我劈頭蓋臉地卷入地獄的一年”（《我的每一首詩都是從我的生命里長出來的》）。至暗的時刻卻拓寬了精神視野并加重了思想載力。當一個詩人在詞語和現(xiàn)實中一次次面對著死亡和正義，這就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勇氣所能夠完成對應化寫作了。

值得注意的是潘洗塵詩歌中平靜的陳述語氣變得越來越頻繁，以往的抒情和“指向”被描述和場景、意象所替代，詩歌的質(zhì)感以及肌質(zhì)空前增強，再加之精神氣息和思想勢能的強化，這些詩歌具有了經(jīng)由持續(xù)性的輕輕敲打而最終凝聚成的重擊的膂力。潘洗塵這些詩歌中的細節(jié)和場面把握得極其精準，但并不是照搬了生活的現(xiàn)場，而是經(jīng)過了化若無痕的過濾、提升和再造。這種寫作方式在當下無疑具有詩學和精神學的雙重啟示意義。譬如：“父親從身下抽出一塊硬紙板 / 說：你也坐會兒吧”（《坐在垃圾桶上的父子》）。這塊薄薄的毫不起眼的硬紙板卻顯得非常重要，兩個人正在遭遇失去最重要親人的嚴峻時刻，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安慰了。這一缺失的“安慰”在那塊傳遞過來的“硬紙板”中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正如黑夜中遞過來的搖曳的燭火，懸崖上方垂下來的繩索，溺水時面前遽然閃現(xiàn)的一根細枝。具體而微而又微言大義，這是詩人的本分。

當讀到《詩人的職業(yè)》《詩歌是什么》《有沒有這樣一種詩歌》《一首淺薄或刻薄的詩》《詞語的魅力》《詩歌人生》等這些文本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潘洗塵詩歌中的“元詩”成分也在逐步增強，這些詩關乎一個人的詞語和修辭態(tài)度以及精神能力，這是關于“詩歌的詩”。這既是寫作經(jīng)驗的認知與累積甚至調(diào)校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與時間相互磨礪和叩訪的結果，語言形態(tài)和詩歌形態(tài)都同時得到了改變。這印證了“生活的邊界很可能正是語言的邊界”。

在潘洗塵這里，時間、軀體（生命）、死亡、靈魂和詩歌是五位一體的。靈魂和詩歌，真實不虛地成為一個人的命運伙伴。這個詩人應該是幸運的，但是其前提卻往往是不幸的。

這是多么吊詭而難以索解的詩人命運——“有沒有這樣的一種詩歌 / 寫作的成本 // 可以不這么高”（《有沒有這樣一種詩歌》）。

詩作《飲九月初九的酒》《六月我們看海去》等入選普通高中語文課本和大學語文教材。作品曾被譯為英、法、俄等多種文字。先后出版詩集12 部。曾獲《綠風》奔馬獎、柔剛詩歌獎、《上海文學》獎、 李白詩歌獎成就獎、《詩潮》最受讀者喜愛的詩歌年度金獎、 《新世紀詩典》 2016 年度中國十佳詩人等多種詩歌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