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生》

(弗朗西斯·培根 英國 約公元1600--公元1626年)

《論人生》之《論愛情》

愛情在舞臺上，要比在人生中更有欣賞價值。因為在舞臺上愛情既是喜劇也是悲劇的素材，而在人生中，愛情常常招致不幸。它有時像那位誘惑人的魔女，有時又像那位復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偉大的人物（無論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銘于人類記憶中的），沒有一個因愛情而發(fā)狂的人。這說明偉大的精神和偉大的事業(yè)可以摒除過度的激情。然而羅馬的安東尼和克勞底亞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后者卻是一個嚴肅明哲的人。這說明愛情不僅會占領沒有城府的胸懷，有時也能闖入壁壘森嚴的心靈——假如守御不嚴的話。

埃辟克拉斯曾說過一句笨話：“人生不過是一座大舞臺?！彼坪跻粋€本該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標的人，卻應一事不做而只拜在一個小小的偶像面前，成為自己感官的奴隸——雖然還不是口腹之欲的奴隸（那簡直與禽獸無異了），即娛目色相的奴隸。而上帝賜人以眼睛本來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過度的愛情，必然會夸張對象的性質和價值。例如，只有在愛情中，才總是需要那種浮夸謅媚的詞令。而在其他場合，同樣的詞令只能招人恥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總是留給自己。”——只有對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為甚至最驕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輕自賤。所以古人說得好：“人在愛情中不會聰明?！鼻槿说倪@種弱點不僅在外人眼中是明顯的，就是在被愛者的眼中也會很明顯——除非她（他）也在愛他（她）。所以，愛情的代價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愛，就會得到一種深藏于心的輕蔑，這是一條永真的定律。由此中可見，人們應當十分警惕這感情。因它它不但會使人喪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喪失自已本身。

至于其他方面的損失，古詩人荷馬早告訴我們，那追求海倫的巴立斯王子竟拒絕了天后朱諾（財富女神）和密納發(fā)（智慧女神）的禮物。這就是說，溺身于情的人，是甘愿放棄財富和智慧的。

當人心最軟弱的時候，愛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當人春風得意、忘乎所以和處境窘困孤獨凄零的時候，雖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愛情。人在這樣的時候最急于跳入愛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見，“愛情”實在是“愚蠢”的兒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愛，仍能約束它，使它不妨礙重大的事業(yè)。因為愛情一旦干擾事業(yè)，就會阻礙人堅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標。

我不懂是什么緣故，使許多軍人更容易墮入情網(wǎng)，也許這正像他們嗜愛飲酒一樣，是因為危險的生活需要歡樂的補償。

人心中可能潛伏有一種博愛傾向，若不集中于某個專一的對象，就必然施之于更廣泛的公眾，使他成為仁善的人，像有的僧侶那樣。

夫妻的愛，使人類繁衍。朋友的愛，致人以完善。但那荒淫縱欲的愛，卻只會使人墮落毀滅！

《論人生》之《論婚姻》

成了家的人，可以說對于命運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為家庭難免拖累于事業(yè)，使人的許多抱負難以實現(xiàn)。

所以最能為公從獻身的人，往往是那種不被家室所累的人。因為只有這種人，才能夠把他的全部愛情與財產(chǎn)，都奉獻給唯一的情人——公眾。而那種有家室的人，恐怕只愿把美好的祝愿保留給自己的后代。

有的人在結婚后仍然愿意繼續(xù)過獨身生活。因為他們不喜歡家庭，把妻子兒女看作經(jīng)濟上的累贅。還有一些富人甚至以無子嗣為自豪。也許他們是擔心，一旦有了子女就會瓜分現(xiàn)有的財產(chǎn)吧。

有一種人過獨身生活是為了保持自由，以避免受約束于家庭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但這種人，可能會認為腰帶和鞋帶，也難免是一種束縛束吧！

實際上，獨身者也許可以成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很難成為最好的公民。因為他們隨時可以遷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竄犯都是無家者。

作為獻身宗教的僧侶，是有理由保持獨身的。否則他們的悲慈就將先布施于家人而不是供奉于上帝了。作為法官與律師，是否獨身關系并不大。因為只要他們身邊有一個壞的幕僚，其進讒言的能力就足以抵上五個妻子。作為軍人，有家室則是好事，家庭的榮譽可以激發(fā)他們的責任感和勇氣。這一點可以從土耳其的事例中得到反證——那里的風俗不重視婚姻和家庭，結果他們士兵的斗志很差。

對家庭的責任心不僅是對人類的一種約束，也是一種訓練。那種獨身的人，雖然在用起錢來很揮霍，但實際上往往是心腸很硬的，因為他們不懂得怎樣去愛他人。

一種好的風俗，能教化出情感堅貞嚴肅的男子漢，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樣，他曾抵制美麗女神的誘惑，而保持了對妻子的忠貞。

一個獨身的女人常常是驕橫的，因為她需要顯示，她的貞節(jié)似乎是自愿保持的。

如果一個女人為丈夫的聰明優(yōu)秀而自豪，那么這是使她忠貞不渝的最好保證。但如果一個女人發(fā)現(xiàn)她的丈夫是忌妒多疑的，那么她將絕不會認為他是聰明的。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時代的情人，中年時代的伴侶，暮年時代的守護。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適的對象選擇，任何時候結婚都是有理由的。

但也有一位古代哲人，對于人應當在何時結婚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年紀少時還不應當，年紀大時已不必要?！?/p>

美滿的婚姻是難得一遇的。?？梢姷皆S多不出色的丈夫卻有一位美麗的妻子。這莫非是因為這種丈夫由于具有不太多的優(yōu)點，反而使他的優(yōu)點更值得被珍視嗎？也許因為伴隨這種丈夫，可以考驗一個婦人的忍耐精神吧？如果這種婚姻出自一個女人的自愿選擇，甚至是不顧親友的勸告而選擇的，那么就讓她自己去品嘗這枚果。

《論人生》之《論青年與老年》

一個人假使不曾虛度生活，年歲不大也可以表現(xiàn)得成熟老練，只不過這種情況少有發(fā)生罷了。深思未必出自風霜，歲月同樣可見年輕，可一般的青年畢竟謀劃不過長輩，智慧也不及他們少年老成的同齡人。

但青年的創(chuàng)造性是更為豐富的，想象力也如涌泉一樣奔放靈活，這似乎更得益于神助。天性剛烈、心懷熱望、情緒敏感的人不歷經(jīng)中年，行事總是青澀，愷撒和塞維拉斯即為例證……

青年擅長創(chuàng)造卻缺乏判斷，擅長行動卻缺乏商討，擅長革新卻缺乏對經(jīng)驗的借鑒。日積月累的經(jīng)驗可以引導他們掌握舊事物，但也會遮蓋他們看見新事物的視線。

青年人犯錯往往毀壞大局，而老年人的錯則是邁步太小或行動太緩。無論謀事還是操行，青年都婺遠喜功，基調高，動幅大，好走極端；他們藐視前例，目空一切，革新的勇氣綽綽有余，而欠方式和分寸上的考慮，結果反而招致意外的麻煩。他們有如不羈的野馬，行事極端而不自知自救，一旦開蹄犯錯，就瀉至千里，不可復回。老年人呢，他們顧忌太多，議論過長，寧求安穩(wěn)，不愿冒險，總是滿足于平平成績而不向往極至的輝煌。毫無疑問，最好是將兩者特點結合。就現(xiàn)在來說，青年和老年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就發(fā)展來說，老年人是主事者，而青年可以學習取經(jīng)。最后就社會來說，老年人以權威之姿指引方向，青年人則能振奮民心、鼓舞士氣。但如果從政治上講，老人的閱歷是珍貴的，那么，青年人的純真則在人性中熠熠閃光。

《論人生》之《論讀書》

讀書可以陶冶情操，修養(yǎng)身心，可以敷彩，可以長智。讀書的主要用途，就怡情而言，體現(xiàn)在獨處幽居的時候；就敷彩而言，體現(xiàn)在交談的時候；就長智而言，體現(xiàn)在判斷處理事物的時候。專家學者能有條不紊地處理事情，辨析事物的微妙之處；而深思好學者能統(tǒng)籌策劃，全盤考慮大小事務的計劃安排。

讀書耗時過多是懶散；文采太過浮躁華麗是矯情；完全循規(guī)蹈矩則是學究怪僻。讀書可以使人的性格趨于完美，而親自體驗則能補充完善書本知識：因為自身的資質猶如自然生長的植物，需要借助書本知識得以修整；要想把這種修整做得盡善盡美，就必須把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

手藝人鄙視讀書，無知的人羨慕讀書，明智的人學以致用；因為書本不會教人如何運用；學以致用的智慧不在書中，而在其外，全憑經(jīng)歷體驗才能獲得。

不要為了吹毛求疵而去讀書；不要盡信書中所言；不要只是從書中摘文引句，而應該思量斟酌。有些書淺嘗即可，有些書吞噬即可，只有少數(shù)的書需要細嚼慢咽地消化掉。也就是說，有些書只需摘選其部分內容來讀，有些書只需粗略瀏覽，只有少數(shù)的書必須仔細認真地閱讀。有些書可以請人代讀，并取其所做的摘要，但只有那些題材不太重要或價值不高的書籍才適合這樣做；否則從這類書中提煉的就像蒸餾水一樣，寡淡無味。

閱讀使人充實，交談使人敏捷，寫作使人嚴謹。因此，很少寫作的人必須有很好的記性，很少與人交談的人必須天生靈敏，讀書不多的人必須非常狡猾得看起來沒有知識也像有知識一樣。

歷史使人明智，詩歌使人聰穎，數(shù)學使人精細，自然科學使人深沉，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和修辭學教人雄辯。

讀書可以陶冶性情。正如運動可以治療生理疾病一樣，適宜的讀書可以治療心理上的弊病。打保齡球有益于睪腎，射箭有益于胸肺，慢走有益于腸胃，騎馬有益于大腦，如此等等。倘若精神不集中的人，就讓他學數(shù)學，因為在演算時稍一走神，就得重做；倘若不善辨別異同的人，就讓他學經(jīng)院哲學，因為那些哲學家都喜歡條分縷析；倘若不善洞察事物、不善于推理的人，就讓他研究律師的案卷。所以，智力上的種種瑕疵都有專門的處方來彌補。

《論人生》之《論自私者的聰明》

螞蟻本是聰明靈巧的小動物，卻也是果園菜圃里的害蟲。因而十分自戀的人確有可能會損害公眾。用理智將自愛與愛人區(qū)分開吧！忠實于己，不要欺騙別人；尤其不要欺君叛國。人類行為卑劣的中心，就是自我。正如地球，它只以自我為中心。而與日月五行親近的東西，也就有其他的中心，并從中得利。

凡事從自我出發(fā)，君主這樣做倒是可以容忍，因為君王是一己之主，且他們的禍福關系著公眾的福祉。但臣仆之于君主，人民之于國家也是這樣的話，就罪過之極了，因為任何事一經(jīng)此種人的手，他都要為一己之私服務，經(jīng)常背離君主、君國的目標行事。所以君王、國家從來都不會挑選有這種弊病的奴仆，除非他們認為所需要的服務無關緊要。更糟的是，當比例失調時，奴仆利益優(yōu)先于主人，已經(jīng)有失體統(tǒng)了；而如果奴仆的微薄私利牽制影響了主人的利益，就更是無法無天了。然而，卑劣的軍官、會計、使者和將軍等貪官污吏之事，使球偏離軌道，他們?yōu)榱俗约旱奈⒗?，出于妒忌，將主人的宏績偉業(yè)毀于一旦。多數(shù)情況下，這種人所獲的好處無濟于他們的幸運，可為了那微利所作出的出賣行為帶來的災害卻與主人的洪福差不多。

自戀者會為了烤熟雞蛋而放火燒屋，這當然是他們的本性使然。然而，這些家伙往往能取信于主人，因為他們所擅長的就是溜須拍馬、謀求私利，不論是為了討好主人，還是為了謀取私利，他們都會把正義之事的利益拋棄。

自私者的聰明，在許多方面都犯下罪惡。房屋轟塌前一定要逃生，那是老鼠的機智；把小動物從它們挖好了的棲身之處驅逐出來，鳩占鵲巢，那是狐貍的狡猾；邊吞食邊落淚，那是鱷魚的陰險。尤其要指出的是，“有己為人”(西塞羅告訴龐培語)，往往倒霉。即使耗盡畢生的精力為自己牟利，最終還是要被無常的命運收拾掉；而他們還自忖，以自私者的明智，足以能束縛住生命的翅膀呢。

《論人生》之《論膽量》

這里講一個中學課本中常見的課文，但很值得一個聰明人思索。曾有人拿這樣一個問題問迪莫斯森斯：“要想成為一名演說家，主要應具備的條件是什么？”“多說。”他回答到?！叭缓竽?”“多說?！薄斑€有呢?”“仍然是多說?！?/p>

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為他深刻地體會過。他深知自己在演講方面沒有什么天賦。作為演說要求的一部分，“多說”不過是表面化的條件，然而演說家卻將它置于創(chuàng)新、雄辯等其他條件之上，不但如此，還把它看作不二法門，似乎有了它就具備了一切；雖然不可思議，但其中的道理卻顯而以見。

與此頗為相似的一件事是做事的膽量?！白鍪碌氖滓獥l件是什么?”“膽量?！薄捌浯危俅文?”“照舊是膽量。”然而膽大妄為則是鄙陋無知的產(chǎn)物——遠低劣于其他方面。盡管如此，膽量可以激發(fā)鼓動那些見識短淺、缺乏勇氣之人，而這種人是非常多的，膽量甚至能讓聰明人脆弱時變得堅強。正如有江湖郎中醫(yī)治生理疾病一樣，治療政治疾病也有江湖醫(yī)生，他們保證能醫(yī)治大病，也許誤打誤撞治愈兩三例，但沒有科學做依據(jù)，就不能長久。你可以看到這種狂人多次創(chuàng)造穆罕默德“奇跡”。穆罕默德為了讓人們相信他有本事把山呼喚來，在山頂上為尊奉他教律的人禱告。他一遍一遍地呼山前來，觀眾都聚集前來了，但山紋絲不動，可他絲毫不覺羞愧，反而說“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這邊來，穆罕默德就必須到山那邊去?！边@些政治上的行騙者，一旦他們狂妄預言的事無恥地失敗了，如果他們依然有這種“完美”的膽量，他們也會敷衍過去，扭轉話題，不再那樣說了。

在遠見卓識的人眼中，膽大妄為是荒唐的，甚至在一般人看來也未免有些可笑。既然荒唐惹人發(fā)笑，那么膽大包天就免不了會干出荒唐可笑的事。最可笑的是，當膽大妄為的家伙丟臉時，這時他們所處的境地肯定最尷尬、最難堪，這種情況對膽小之人來說，尚且有回旋的余地，但膽大妄為的人碰到這種情況，就會不知所措；就好像下棋陷入了僵局，難分勝負，無法進行下去。因此可以說，膽大妄為常常是盲目的，因為它既看不到危險也看不到困難。所以膽大弊于思考，利于實干，因而有勇無謀的人絕不能擔負主要責任，只能在別人的指導下工作。因為在運籌上要洞察危險，而在行動上要藐視危險——除非這危險非常大。

《論人生》發(fā)布人介紹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公元1561年（明朝嘉靖四十年），卒于公元1626年（明朝天啟六年），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散文作家、哲學家、思想家和科學家，是近現(xiàn)代唯物主義哲學、實驗科學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近代邏輯學歸納法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對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

培根出生于倫敦一個新貴族家庭，幼時接受語言、圣經(jīng)和神學教育，公元1573年，年僅12歲的培根被送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深造，大學中的學習使他對傳統(tǒng)觀念和信仰產(chǎn)生了懷疑，開始獨自思考社會和人生的真諦。三年后，培根作為英國駐法大使的隨員旅居法國巴黎。短短兩年半的時間里，他幾乎走遍了整個法國，這使他接觸到不少新的事物，汲取了許多新的思想，并且對其世界觀的轉變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公元1579年，父親突然病逝，培根不得不回到倫敦。由于生活開始陷入貧困，在回國奔喪之后，培根進入了葛雷法學院，一面攻讀法律，一面四處謀職。

公元1582年，21歲的培根取得了律師資格，此時，培根思想上更為成熟了，他決心把脫離實際、脫離自然的一切知識加以改革，并且把經(jīng)驗和實踐引入認識論。

這是培根“復興科學”的偉大抱負，也是他為之奮斗一生的志向。

公元1584年，23歲的培根當選為國會議員。

公元1589年，培根成為法院出缺后的書記，然而這一職位竟長達20年之久沒有出現(xiàn)空缺，培根四處奔波，卻始終沒有得到任何職位。

公元1602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去世，詹姆士一世繼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贊賞。

公元1602年，培根受封為爵士，公元1604年被任命為詹姆士的顧問，公元1607年被任命為副檢察長，公元1613年被委任為首席檢察官。

公元1616年，培根被任命為樞密院顧問，次年提升為掌璽大臣，第三年晉升為英格蘭的大陸官，授封為維魯蘭男爵，公元1621年又授封為奧爾本斯子爵。

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國務活動上，而存在于對科學真理的探求上，這一時期，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公元1621年，培根被國會指控貪污受賄，被高級法庭判處罰金四萬英鎊，監(jiān)禁于倫敦塔內，終生逐出宮廷，不得任議員和官職，雖然后來罰金和監(jiān)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卻因此而身敗名裂，從此培根不再理政事，開始專心從事理論著述。

公元1626年3月底，培根坐車經(jīng)守倫敦北郊。當時他正在潛心研究冷熱理論及其實際應用問題。當路過一片雪地時，他突然想作一次實驗，他宰了一只雞，把雪填進雞肚，以便觀察冷凍在防腐上的作用，由于他身體孱弱，經(jīng)受不住風寒的侵襲，支氣管炎復發(fā)，病情惡化，于公元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提出了到達各種現(xiàn)象的一般原因的真實方法—科學歸納法，在《新工具》中，培根把實驗和歸納看作相輔相成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工具，提出了了實驗對于揭示自然奧秘的效用。

培根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使用以觀察和實驗為基礎的歸納法。培根的歸納法對于科學發(fā)展，尤其是邏輯學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培根不僅強調了歸納邏輯要研究思維純形式的方面，更為主要的，他強調了要研究思維反映客觀事物、把握事物本質和規(guī)律的方法問題。培根的科學歸納法正是以個別的事實陳述為據(jù)，通過探詢和判明客觀事物的因果性必然聯(lián)系，作出關于事物現(xiàn)象運動變化的一般結論，從而提供關于事物形式（即規(guī)律）的認識。

培根是新貴族的思想代表，反對君權神授和君權無限，主張限制王權；擁護清教主張改革，但反對革命。

培根對中世紀的經(jīng)院哲學，提出必須清除它給人們造成的錯誤認識和偏見，他稱之為假相，以便給認識和科學掃清道路。

培根繼承了古代唯物主義傳統(tǒng)，承認自然界是物質的，認為構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單位是真正的分子，即事物的簡單性質，它是有限的不變的，千差萬別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組合構成的。運動是物質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運動是有規(guī)律的，其形式是多樣的。

培根稱事物運動的規(guī)律和規(guī)定性為形式，科學的任務就是發(fā)現(xiàn)形式，從而獲得行動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

培根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光照千秋的口號，從此人類將要告別蒙昧，步入科學的殿堂。

培根提出唯物主義經(jīng)驗論的基本原則，認為感覺是認識的開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

培根重視科學實驗在認識中的作用，認為必須借助于實驗，才能彌補感官的不足，深入揭露自然的奧秘。

培根重視歸納法，強調它的作用和意義，認為它是唯一正確的方法，但它否定了演繹法的作用是片面的。

培根的哲學具有神學的不徹底性，他主張雙重真理，承認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死等宗教教條。

培根代表作《新工具》，在近代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廣泛的影響，哲學家由此把它看成是從古代唯物論向近代唯物論轉變的先驅。

培根從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臘以來的學術傳統(tǒng)，批判古希臘哲學家以及由此而發(fā)端的輕自然哲學，重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神學的學術傳統(tǒng)，他認為正是這種傳統(tǒng)妨礙了自然哲學的發(fā)展，使自然哲學處于幼稚狀態(tài)。

培根認為，古希臘哲人僅有的一點自然哲學研究，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研究也是不得門徑的。培根批判亞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學，認為亞里士多德把對自然的認識從屬于無用的思辨、邏輯和辯證法，以潛能和現(xiàn)實等邏輯范疇構筑世界，這就使他的自然哲學富于思辨而無實際用途。

在培根看來，古希臘有一些哲學家如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阿那克薩哥拉以及恩培多柯勒等，尚有一些自然哲學家的味道，因為他們的學說涉及到經(jīng)驗和事物的性質本身。

培根特別從方法上批判了古希臘理性支配下的自然哲學研究。

培根認為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認真地借助于一種試驗程序從感官出發(fā)，開辟一條人類理解之路。人們在研究事物時往往訴諸于前人的說法和意見，然后便開始沉思默想，這種方法為意見所左右，是完全沒有基礎的；人們也經(jīng)常求助于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來研究事物，但這種邏輯只是在一些既定的原則和原理下，發(fā)現(xiàn)與之符合的事物，它既不能發(fā)現(xiàn)原理，也不能窮究原理，只能把它歸于信仰。即使古代經(jīng)驗主義者所謂的“經(jīng)驗”，也不過是“脫箍之帚”，是一種隨心偶遇、漫無定向的經(jīng)驗。

培根以其哲學理念為基礎，對于英國法有一個宏大的法典化、系統(tǒng)化的構想。

培根將英國法視為一個不定型之物，但可根據(jù)與自然法相一致的原則，以一部完整的法典的形式對其加以重塑，從而使其轉變?yōu)橐婚T徹底的科學。

作為英國司法界的領袖，培根認為自己必須擔負起這一使命，而將之前零散的命令系統(tǒng)化的《大法官法院法令集》的編撰恰是培根履行這一使命的重要成果。

培根一生為人類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和經(jīng)典著述，公元1605年發(fā)表《學術的進展》，公元1620年出版代表作《新工具》，公元1624年出版的《論說文集》，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蘭提斯島》，其余主要著作還有：《培根隨筆》《學術的進展》《新工具論》《論說文集》《亨利七世本紀》《論事物的本性》《迷宮的線索》《各家哲學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論人類的知識》《培根人生論》等。

后世的人們對這位近代歷史上偉大的先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稱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創(chuàng)始人”，是“整個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

德國杰出的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說：“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學直接的或感性的締造者”。

英國近現(xiàn)代著名哲學家羅素尊稱培根為“給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