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01期　　作者：王充;

明確性與妥當性之間——論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

[關鍵詞]刑法解釋界限；擴張解釋；類推解釋；刑法問題；純粹刑法學問題[摘要]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界限介于被允許的擴張解釋和被禁止的類推解釋之間，換而言之，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分標準就是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從問題類型劃分的角度來說，這個設定標準屬于刑法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對此應該通過協調刑法的安定性與刑法處罰的必要性這兩個價值取向之間的關系來解決，換而言之，就是要在刑法解釋的明確性與妥當性之間實現均衡。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1-0085-06

近年來，在我國刑法學界圍繞刑法解釋問題逐漸形成了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的對立，這個對立不僅僅表現為形式的犯罪觀與實質的犯罪觀、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則與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對立，而且也表現為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與法益保護機能(社會秩序維持機能)之間的對立，可以說是涉及到刑法的方方面面，但歸根到底，這個對立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尋找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邊界”。誠如斯言，刑法是通過刑罰這種最嚴厲的手段來實現其社會功能的，如何限制國家刑罰權不被濫用不僅是刑法而且也是刑法學的終極課題，因此無論是采取何種解釋論立場都需要解決刑法解釋的界限問題，以此來劃定國家刑罰權的適用范圍，正因為這樣，刑法學一定要成為“最精確的法學”。那么，刑法解釋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呢?其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應該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還需要從刑法解釋本身出發(fā)。就刑法解釋而言，與其他部門法解釋的根本不同在于刑法解釋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眾所周知，由罪刑法定原則派生出了禁止(不利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類推的原則，也就是說，類推解釋是超越罪刑法定原則不被允許的解釋，可是，與類推解釋一樣對詞語含義進行擴大解釋的擴張解釋卻是被允許的。那么，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界限存在于被允許的擴張解釋和被禁止的類推解釋之間，換而言之，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這兩種解釋的區(qū)分標準就可以說是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

一、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分標準

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分標準問題在刑法學中是一個難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出發(fā)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按照一定的標準可以將目前有關兩者的區(qū)分標準分為三種類型：即形式的區(qū)分標準、實質的區(qū)分標準以及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綜合區(qū)分標準。

1　形式標準

形式的區(qū)分標準包括推理形式區(qū)別說、定型說、語言的可能含義說以及預測可能性說等四種。其中，推理形式區(qū)別說是從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推理形式上進行區(qū)別，而定型說、語言的可能含義說以及預測可能性說則是從刑法典用語可能含義的限度這個視角來區(qū)分擴張解釋和類推解釋。

(1)推理形式區(qū)別說

推理形式區(qū)別說認為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在推理形式上就存在區(qū)別，日本學者莊子邦雄認為，“目的論解釋被允許而類推解釋被排斥的理由是，擴張的最終根據是求之于'法律’還是完全求之于'推理’這一點。也就是說，完全根據'推理’而輕視立法的目的或宗旨進行與立法目的無關的解釋時，解釋的根據就超越了'法律’。由此，完全以推理為根據的類推解釋就違反了否定經由法官順手進行主觀解釋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法官在立法宗旨或者立法目的的范圍內對法條文規(guī)定所使用語言的通常含義進行目的論的解釋，其解釋結果即便是導致不利于被告人的結論也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與此相對，通過完全類推論斷這種解釋方法進行的類推解釋，由于大多都包含著創(chuàng)設刑法法規(guī)的危險，因此原則上這種類推解釋必須被禁止?！?/p>

(2)定型說

定型說認為刑法分則中有關各犯罪類型的規(guī)定是刑法解釋的界限，刑法解釋不允許超越法律的規(guī)定，若超越則為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如果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來看，即便是某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那也是屬于立法上的問題，而非刑法解釋的問題。如日本學者團藤重光認為，“就構成要件的規(guī)定而言，不允許超越各本條所預想的法的犯罪定型范圍的類推。即便對該行為的處罰從刑事政策上來看是如何的適當，但那也只不過是立法的問題?？墒?，如此說來，決不意味著對于構成要件的規(guī)定只能進行形式的文理解釋。毋寧說應該通過對各本條所預想的法的犯罪類型的合理解釋來闡明?！?/p>

(3)語言的可能含義說

語言的可能含義說認為刑法典用語的可能含義就是區(qū)分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標準，如日本學者木村龜二認為，“類推解釋與擴張解釋的區(qū)別就在于擴張解釋是以刑法條文用詞的可能含義為界限，與此相對，類推解釋是超越了這個可能含義的界限，從而認可刑法規(guī)范適用于沒有明文規(guī)定事實的妥當性這一點。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在目的論的方法上是共通的。在這個意義上，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邊界可以說是變動的。可是，就局限于成文法用語的可能含義之內而言，如果超越了這個可能含義的界限就不是量的區(qū)別而是質的區(qū)別了，雖然擴張解釋是法的解釋，但是類推解釋如果是法官進行的就是法官造法，不能忽視這已經是立法了?！绷硗?，如日本學者岡野光雄也認為，“無論是擴張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該說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區(qū)別。如果說要明確兩者的區(qū)別的話，重要的是對于文言的文理含義的解釋到底被允許到何種程度。應該參考立法宗旨、保護法益、行為的主體、行為的樣態(tài)等進行合目的的解釋?！?/p>

(4)預測可能性說

預測可能性說是站在行為人的角度，以行為人的預測可能性作為區(qū)分擴張解釋和類推解釋的標準，可以說該標準與語言的可能含義說是互為表里的關系。如日本學者西原春夫認為，“(罪刑法定主義)現在仍然是作為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釋學的指導原理而永葆青春，這是因為它得到了比三權分立思想、心理強制說等更高層次的普遍原理的支持。所謂普遍原理就是人的自由、基本的人權思想。也就是說，國家如果將違反一般國民預測的行為作為犯罪，科處違反預測種類或者程度的刑罰都被認為是損害了國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币虼?，違反一般國民預測可能性的解釋就是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的刑法解釋。另外，同樣是堅持預測可能性說的日本學者大谷實則認為，“從刑法嚴格解釋的宗旨出發(fā)的話，即便是認定了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還是在法條文用語的可能的范圍內，但是如果其內容對于一般國民來說是脫離了預測可能范圍的時候。就不應該允許進行擴張解釋。也就是說，以一般人的預測可能性為基準的擴張解釋是應該被允許的。因此，如果脫離了一般人的預測可能性的時候，這個擴張解釋就違反了憲法的第31條?！?/p>

2　實質標準

實質的區(qū)分標準認為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別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而是實質上是否符合刑法的目的，因此兩者的區(qū)別需要從實質上來進行判斷。如日本學者平野龍一就認為，“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張解釋這并不是一個邏輯形式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在實質上是否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問題，“即便是擴張解釋，如果違反了作為罪刑

法定主義的基礎原理，也是不被允許的。即便是采取了類推解釋的形式，也可能存在實質上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情況?！被诖?，對于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別，從形式上來進行區(qū)別是不可能的，無論是通過“推理形式”、“犯罪定型”、“語言的可能含義”還是“預測可能性”來設定兩者的界限都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從實質的標準出發(fā)來進行判斷。

(1)合目的說

合目的說認為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別主要在于該解釋是否符合刑法整體的目的，如果符合刑法的目的則為擴張解釋，反之則為類推解釋。如日本學者阿部純二認為，“目的論的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在推理形式上并無本質差別”，“對于解釋者而言，那只不過是將自己希望的結論置于可能的范圍之內，而將不希望的結論置于可能的范圍之外罷了?！薄盎陬愅平忉尅⒎磳忉屩徊贿^是解釋方法而已，因此不用說重要的是通過解釋獲取結論的正確(妥當性)?！敝皇牵c其他法領域，尤其是私法領域不同，“在刑法中，由于有罪刑法定主義，為了處罰就必須有法律上的根據。這就意味著刑罰法規(guī)當然地對法官具有約束力。”可是，如果像我們那樣認為“類推只不過是一種解釋的方法”的話，“只要該結論具有特定的法規(guī)依據，有充分的理由從該法規(guī)能夠推導出這樣的結論，那么無論是用類推解釋的方法還是用反對解釋的方法，它們都是解釋。”那么，“在類推中最重要的觀點是發(fā)現兩個事項之間的類似性。這個觀點是在對結論進行實質的、價值考慮的基礎上得出的。在這里，當然要考慮個別法規(guī)的目的、法律整體的目的。只要是具有這樣的目的的限制，通過類推所進行的語義的擴張也不可能是無限的。如果即便是進行了目的性的考慮仍然不能發(fā)現類似性的場合當然就是作為法律漏洞而被遺留下來。按照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這種法律漏洞當然不能通過習慣法或者原理等基于'自由的法的發(fā)現’來補充。”

(2)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說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說認為無論是擴張解釋還是類推解釋，只要當解釋的結論存在一定程度的疑問時就應該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結論，因為這個解釋結論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人權保障這個要求的。如日本學者長岡龍一認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法理與罪刑法定原則具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因此可以將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作為區(qū)分類推解釋與擴張解釋的標準。在應用這個標準的場合，首先要確定存在何種“疑問”，

“疑問”可以分為“是否存在疑問”和“存在何種程度的疑問”兩個問題。就前者“是否存在疑問”而言，如果不存在疑問則不會產生解釋上的疑問，因為不存在疑問則可以通過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與作為小前提的事實之間的契合來判明犯罪是否成立。就后者“存在何種程度的疑問”而言，疑問的程度可以分為：第一，存在重大疑問的場合；第二，存在輕微疑問的場合；第三，介于上述第一和第二種情況之間的中間地帶。對于第二種存在輕微疑問的場合是允許進行擴張解釋的，但是對于第一和第三種的場合，關系到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法理，基于被告人的利益考慮不允許進行類推解釋。

3　綜合標準

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綜合區(qū)分標準認為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別僅僅通過形式標準或者某種實質標準難以實現，兩者的區(qū)別，需要在詞義的明確性與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綜合衡量才能確定，換而言之，就是要通過作為形式要素的“與詞語的本來含義的距離”與作為實質要素的“處罰的必要性”之間的比較和衡量來確定刑法解釋的界限。如日本學者前田雅英認為，“說到底，在解釋容許范圍的判斷中有必要衡量與語言本來的含義(核心部分)的距離以及處罰的必要性。于是，為了使實質正當性能夠客觀化就需要檢討以下內容：第一，犯罪論的體系化；第二，保護法益的分析；第三，社會的必要性等。進而，為了使這個判斷容易化，有必要區(qū)分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無論是誰都會從該概念預想到該內容(核心部分)；第二，將這樣的內容納入該概念中在一般人看來是屬于難以想象的邊緣部分；第三，處于第一和第二之間的中間部分。對于這三部分內容來說，屬于第二部分的內容是要否定其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屬于第一部分的內容，原則上是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的，但是需要考慮是否存在例外的應該限定處罰的情況(包括限定的合憲解釋等)；屬于第三部分的內容需要從正面討論保護法益來判斷其處罰的必要性。與罪刑法定主義關系尤為重要的是處于第一與第三之間的中間部分的判斷。”

二、問題類型的確定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上述的三類有關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分標準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們在有關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上也確實存在著差異，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差異?進而應該如何選擇設定的標準，從而確定刑法解釋的界限?對于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從刑法解釋這個問題的前提上進行反思。我們認為對于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問題來說，它的前提就是要首先明確刑法解釋界限問題的問題類型，進而從問題類型出發(fā)來選擇相應的判斷標準。

所謂問題類型的劃分方法就是將作為研究對象的問題進行具體的類型劃分，針對不同的問題類型確定不同的討論方法和證明標準，避免因問題類型的混淆而導致以此問題的討論方法來討論彼問題、以此問題的說明理由來證成彼問題的錯誤。

首先，我們認為與刑法研究相關的任何問題都可以稱為刑法學問題，其中，大多數問題的討論是與刑法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有關，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問題的討論只是為了刑法學知識的整理、總結、講授與傳播，它們與刑法規(guī)則的設計和適用并不直接相關。由此，我們可以以該問題的討論是否最終落腳到刑法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上為標準對刑法學問題進行分類，將那些最終要落腳在刑法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上的問題稱為刑法問題，與此相對，將那些與刑法規(guī)則設計或適用無關的問題稱為純粹刑法學問題。

其次，在成文法的法律傳統之下，最終要落腳到規(guī)則設計或適用上的刑法問題按照規(guī)范展開的順序大致可以區(qū)分為事實判斷問題、價值判斷問題、解釋選擇問題、立法技術問題和司法技術問題等。所謂事實判斷問題就是揭示生活世界中存在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以往對于這些利益關系進行協調的手段是什么、其績效如何，對其討論主要是為價值判斷的作出提供事實依據，在刑法中事實判斷問題如有關某時段、某地區(qū)、某種刑事政策的執(zhí)行、落實情況或者某行為的法律規(guī)定以及與之相應的制裁效果的討論等；所謂價值判斷問題，則是以討論事實判斷問題得出的結論為前提，依據特定的價值取向，決定生活世界的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適合采用刑法手段進行協調，并依據特定的價值取向對相應的利益關系做出妥當的安排，在刑法中價值判斷問題主要表現為有關某行為罪、刑應該如何規(guī)定的討論，因為刑法中的利益安排主要是通過對某行為的罪、刑規(guī)定來實現的，如有關某行為犯罪化或除罪化、重罪化或輕罪化的討論等；所謂解釋選擇問題，意在用刑法語言將價值判斷的結論及其附屬因素表述出來，完成從“生活世界”向“刑法世界”的轉換，為刑法的成文化開

辟道路，在刑法中解釋選擇問題主要表現為以價值判斷結論為前提對某行為進行規(guī)范的表述，不同的表述反映了立法者不同的解釋前見，但是該解釋前見并不影響有關該行為的罪、刑規(guī)定，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刑法典中是表述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還是反革命罪反映了不同的解釋前見，但是這個解釋前見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本身的罪、刑規(guī)定并無影響；所謂立法技術問題則是討論在刑法成文化過程中，如何在一部法典或一部專門法律中，經由適當的規(guī)則設計和編排技術妥善容納價值判斷的結論，在刑法中立法技術問題是以價值判斷結論為前提所采用的落實價值判斷的技巧，不同的技巧反映了立法者不同的偏好，但它們并不影響價值判斷的結論，如有關刑法是采用“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還是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的討論；再比如刑法典中分則的體系安排是按照侵犯個人利益犯罪、侵犯社會利益犯罪、侵犯國家利益犯罪的順序排列還是按照侵犯國家利益犯罪、侵犯社會利益犯罪、侵犯個人利益犯罪的順序排列的討論；所謂司法技術問題主要討論裁判者在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過程中，如何妥當地認定案件事實以及如何妥當理解、轉述立法者體現在法律規(guī)定中的價值判斷及在必要時填充法律漏洞，并進一步評價行為的問題，在刑法中司法技術問題包含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兩方面的內容，因為正如德國學者恩吉施所言需要法律者的“目光在大前提與生活事實之間顧盼”，它是處理事實與規(guī)范關系的技巧，這個技巧同樣是以價值判斷結論為前提，如針對刑法中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超法規(guī)的排除犯罪性事由應該如何適用刑法的討論。①由此可見，刑法問題的討論因為與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有關，因此大都和價值判斷相聯，可以說價值判斷問題是刑法問題的核心。

相對于刑法問題而言，純粹刑法學問題的討論都與刑法規(guī)則的設計和適用無直接關聯，而是主要服務于刑法學知識的整理、總結、講授和傳播，因此純粹刑法學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事實判斷問題和解釋選擇問題。其中，所謂事實判斷問題就是揭示理論上圍繞某刑法問題學者們都進行了哪些研究、提出了哪些觀點、進行了哪些論證等，如圍繞犯罪論體系問題有學者主張古典犯罪論體系、有學者主張新古典犯罪論體系、有學者主張目的的行為論犯罪體系以及目的理性犯罪論體系；再如這些犯罪論體系分別包含哪些主要內容以及分別具有哪些不同特點等；所謂解釋選擇問題就是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理論前見出發(fā)，針對具體問題，使用不同的概念系統構建起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和理論體系，表達自己對于這些問題的看法與意見。這些理論觀點和理論體系純粹是個人學術意見的自由表達，雖然它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學者的理論偏好，但是這些理論偏好與刑法規(guī)范的設計和適用并無任何直接關聯，主要是為了貫串整個理論體系、便于刑法學知識的講授和傳播，如有關中國刑法學理論體系是采用犯罪——刑罰體系還是采用犯罪——刑事責任——刑罰的體系，又或者比如有關犯罪中止的本質是法律說還是刑事政策說抑或法律與政策綜合說的討論等。需要注意的是，作為純粹刑法學問題的解釋選擇與作為刑法問題的解釋選擇雖然在名稱上相同，但卻存在根本差異，它們的區(qū)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作為刑法問題的解釋選擇問題是關涉刑法價值的問題，而作為純粹刑法學問題的解釋選擇則與刑法價值無關。其次，作為刑法問題的解釋選擇是以刑法價值為解釋前提，該解釋前提可以通過刑法學者之間有關刑法價值的最低共識來獲得的，要求具有較高程度的客觀性(間主體性)；而作為純粹刑法學問題的解釋選擇則與刑法價值無關，它主要是以理論體系的邏輯自恰性為最高目標，其解釋的前提是各個學者不同的學術前見，具有更為濃厚的主觀性(主體性)。

以問題類型劃分方法為考察的依據，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qū)別或者說刑法解釋的界限問題是一個刑法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也就是說，刑法解釋的界限設定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有關刑法中利益安排的問題，解釋界限的不同設定反映了刑法中不同的利益安排，這是事關刑事法律關系雙方即國家和犯罪人在權力(利)與義務上的不同配置。而某種解釋到底是被允許的擴張解釋還是被禁止的類推解釋，最終是以該解釋結論是否符合刑法中所期待的利益安排為根本判斷標準。正如我國法理學者蘇力認為的那樣，“司法中的所謂'解釋’，就其根本來看不是一個解釋的問題，而是一個判斷問題。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義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樣的決定是比較好的，是社會可以接受的?！蹦敲?，對于刑法解釋界限這個價值判斷問題來說，我們應該如何確定它的設定標準呢?

三、刑法解釋界限標準問題的討論方法

對于價值判斷問題，在價值取向單一的社會中，討論者們很容易就能達成共識。但是在價值取向多元的社會中，討論者由于秉持各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從而使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陷入“明希豪森困境”之中：要么是無窮的遞歸，以至于無法確立任何討論的根基；要么是在相互支持的論點之間進行循環(huán)論證；要么是在某個主觀選擇的點上斷然終止討論過程。例如通過宗教信條、政治意識形態(tài)或其他方式的“教義”來結束論證的鏈條。針對價值判斷的這些問題，德國法學家阿列克西認為可以通過程序性的技術來為正確性要求提供某種理性的基礎，即他認為只要討論者遵循特定的論證規(guī)則和論證形式就能夠得出符合正確性要求的結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法律論證理論存在著天然的缺陷，即忽略了討論者在進入討論時所具有的前見，由于這些前見的存在，即便是按照法律論證的程序要求進行論證仍然不一定能獲得確定的結論。基于此，德國法學家考夫曼認為對于討論前提的確定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即對于法律論證來說，首先要在討論者之間確立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這個基本價值共識的確立是進行法律論證的前提條件，也有學者將之稱為實體性的論證規(guī)則，從而與法律論證所倡導的程序性技術一起形成了有關價值判斷問題討論的程序與實體相結合的討論方法。

據此，對于刑法解釋界限的標準這個問題來說，就是尋求相關討論者之間的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也即是確立進行刑法解釋界限這個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如前所述，刑法解釋與其他部門法解釋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必須遵循罪刑法定原則，這是所有討論者都不會否認的一個前提，因此，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罪刑法定原則就是討論刑法解釋的界限這個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即所有的討論者都必須在這個前提下展開自己的論證。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刑法解釋之爭“實際上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解之爭。如何正確地解讀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在精神，才是對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作出正確判斷的關鍵之所在”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靈魂與核心，在我國刑法學中，以往對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解一般都是在形式性原則的意義上展開的。這種對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解是形式法治思想的主要體現，它所期望實現的主要是形式正義，其目的也主要是為了限制司法權。但是，眾所

周知，形式的法治僅僅是法治的一個側面，因為“法治應包括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诖耍趯ψ镄谭ǘㄔ瓌t的形式性理解的背后必然要有實質觀念的保障，這個實質的觀念保障就是實質的法治觀念，即法治不僅強調依法治理國家、管理社會，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而且還強調防止惡法亦法，主張以實在法之外的標準衡量和檢測法律，尋求法律的實質合理性。實質的罪刑法定原則主要是限制立法權。因此，對于罪刑法定原則必須要從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意義上來理解和把握，這也是我國刑法學日前有關該原則的基本共識，這個基本共識就成為討論刑法解釋界限標準設定問題的出發(fā)點。就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罪刑法定原則而言，其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刑罰法規(guī)的明確性原則；二是刑罰法規(guī)內容的適正原則。所謂明確性原則就是要求立法階段有關罪刑規(guī)定的明確性以及司法解釋與適用的明確性。而適正原則則是指刑法法規(guī)規(guī)定內容的適當性，包括立法階段有關罪、刑規(guī)定的適當性以及司法階段罪、刑適用的適當性。

結語

以我國目前刑法學界有關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共識作為考察刑法解釋界限設定標準問題的出發(fā)點，對于上述幾種設立標準進行分析后我們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

首先，對于形式設定標準來說，除第一種標準是從推理形式上設定刑法解釋的界限外，其余幾種諸如定型說、語言可能的含義說以及預測可能性說都是以刑法典用語的可能的含義作為確定刑法解釋邊界的標準，凡超出詞語可能含義的范圍或者超出一般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解釋都作為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的解釋予以禁止，換而言之，以刑法典用語的可能含義也就是將罪刑法定原則所要求的明確性作為設定刑法解釋邊界的標準。但是，形式的標準只是考慮了罪刑法定原則明確性的要求而沒有考慮適正性的要求，因此我們認為是不能將它們作為確定刑法解釋界限的標準。

其次，就實質的設定標準而言，合目的說是以刑法的目的作為設定刑法解釋邊界的標準，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說則將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質上要求的人權保障作為設定的標準。眾所周知，刑法的目的和機能表現為人權保障和社會秩序維持兩個方面，而合目的說與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說是在這兩個機能之間選擇其中的某一項機能作為設定的標準，換而言之，就是要么重視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要么重視罪刑法定原則的適正性要求，沒能充分體現對于罪刑法定原則的雙重理解。因此，也不能將單一的實質標準作為設定刑法解釋邊界的標準。

最后，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綜合設定標準是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兩個層面出發(fā)，既考慮到明確性的要求又考慮到處罰必要性的要求，并且認為刑法解釋的邊界存在于明確性與適正性的衡量之間，這個標準既考慮到了刑法的人權保障同時也考慮到刑罰處罰的必要性，反映了在刑法解釋中進行價值判斷時所進行的利益衡量，因此，我們認為從問題的前提上來說，將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綜合標準作為刑法解釋界限的設定標準是適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