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唐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又一時期。

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組合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興盛的皇朝。它們的朝廷上有來自少數(shù)民族的臣僚，它們的后宮坐著出身少數(shù)民族的皇后。

五代時，在五個小朝廷中，就有三個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

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號稱統(tǒng)一，實際上并沒有統(tǒng)一起來。

在北宋時，契丹繼續(xù)強大起來，女真也強大起來，蒙古更強大起來。

在蒙古族占統(tǒng)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們，因軍事上、政治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斷有大大小小的組合。在蔥嶺以西的許多民族的成員，也有不少人進入中國，日子久了，變成中國人。

居住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稱為“契丹”，實際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漢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來的契丹人，還有別的少數(shù)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

長江以南的人是稱為“漢人”，實際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捌醯ぁ焙汀皾h人”的名稱，在當時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見若干不同民族間的區(qū)別已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趨向淡薄了。據(jù)記載，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時包含幾個不同的民族成份。

契丹族建立遼，女真族建立金，元脫脫等為撰《遼史》、《金史》。

黨項族，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脫脫等修《宋史》，有夏國傳上、下卷，主要記政治大事、夏宋關(guān)系，最后記夏之軍制。

《遼史》以西夏跟高麗合為一卷，稱《二國外紀》，主要記夏的風土習俗和遼夏關(guān)系?！督鹗贰酚嘘P(guān)西夏記述有一卷，主要記夏金關(guān)系。三書所記互有詳略，可能是在撰述時有所規(guī)劃。

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傳下來，但還沒有出現(xiàn)史書。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國，建立了四大汗國。明宋濂等修撰《元史》，這書在紀傳體史書中是一部頗為蕪雜的史書，但保留了相當數(shù)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寫的史書，如《蒙古秘史》，還有波斯人寫的蒙古歷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傳》等，都是有名的撰述。

蒙古人當時在政治上是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賣給回人、漢人為奴的。

但是民族可以互相轉(zhuǎn)換的，安西王阿難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難答信奉伊斯蘭教，這些人大量地成為穆斯林，后來可能都成為回族人了。

元代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大時代，其深度和廣度過隋唐。在一定范圍內(nèi)，元代的民族重新組合還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上穩(wěn)定下來了，其后雖有滿族的入關(guān)，變動并不太大。

在這一次民族重新組合中，漢族在經(jīng)濟上文化上的力量繼續(xù)占有優(yōu)勢，不斷地對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響。

唐人樊綽著《蠻書》，為關(guān)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舊史混稱為“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民族。

《宋史》有“蠻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廣西相毗連的苗、瑤、羌、壯、土家等民族地區(qū)。這是關(guān)于當時南方民族比較詳細的記載。

后來清人修《明史》，有湖廣、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土司，共十卷，對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內(nèi)，就有比較系統(tǒng)的記述了。

關(guān)于這個時期的民族史，資料是相當多的，但真正說得上是民族歷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統(tǒng)地記述民族重新組合的書簡直就沒有了。

至于記述民族重新組合中某一過程或某一過程的片斷記載是不少的。這個時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還是以按地區(qū)記述作為主要形式之一，或記一個地區(qū)的一些民族，或記述一個地區(qū)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這還是《史記》以來的傳統(tǒng)。

其次，是以記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為主，再及其他有關(guān)的史事，如《遼史》、《金史》等。

再次，是以時間為主的編年體，如《資治通鑒》記少數(shù)民族史事。這種體裁的好處是可以按著時間的展看出同一時期不同民族的情況；缺點是這種流水賬式的紀事方式，難于使人得到要領(lǐng)。

再其次，是以事為主的紀事本末體，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記民族史事。

這個時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豐富一些。這個歷史時期民族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對于一些人來說，也可以開闊其在民族問題上的視野。

唐太宗在民族問題上態(tài)度是開明的。他曾說：“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庇终f：“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依朕如父母?！?/p>

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和杜佑，在民族問題上都是很有見識的。

劉知幾在所著《史通·稱謂》中，在論到晉人對十六國的態(tài)度時說：“續(xù)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茍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边@是劉知幾從歷史家應有的忠于史實的立場來立論的，在當時這是進步的思想。

在劉知幾以前，唐初所修《隋書·經(jīng)籍志》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 失馭，九州君長據(jù)有中原者甚眾?；蛲品钫蚣倜`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jié)，經(jīng)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薄端鍟そ?jīng)籍志》雖有對十六國的某些國家“假名竊號”的批評，但承認他們有“君臣忠義之節(jié)”和“經(jīng)國字民之務”，這是以相當公平的態(tài)度待人，跟劉知幾對待戎羯的態(tài)度不盡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邊防總序》中認為，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間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風弊俗，漢人和少數(shù)民族原來都有。后來漢人把它們丟掉了，而少數(shù)民族卻沒有能加以變革，因而民族間的差距就出現(xiàn)了。把杜佑的這個觀點用現(xiàn)在的話提高了說，這種民族間的差距是由于所處社會展階段之不同。當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樸素的，而在當時卻很難得。

劉知幾的看法，是關(guān)于歷史家治史的態(tài)度問題。杜佑的看法，是直接關(guān)系到社會歷史的本身。

宋元之際，胡三省以畢生精力注《資治通鑒》，往往因解說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緒，《通鑒》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監(jiān)六年，韋叡救鍾離，大敗魏軍于邵陽洲?！焙∽ⅲ骸按舜_斗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zhàn)，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于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嗚呼痛哉！”胡三省的這些注，實質(zhì)上表述了他對當時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這種感情是正當?shù)模c一般的狹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在民族觀點方面，自明初以來數(shù)百年間，以民族歧視為特點的大民族主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漢族主義和少數(shù)民族的大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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