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入關(guān)時投靠清朝諸臣，若在明朝已有職位，則屬于“貳臣”；若僅有科名，并未得官，則不計在內(nèi)。故而李永芳（在明朝為游擊）、洪承疇都因此而成為“貳臣”；而范文程在明末僅為諸生，便不屬“貳臣”。

不過即使沒有這個判據(jù)，范文程也肯定不會算成“貳臣”，他早已被清朝統(tǒng)治者接納為開國史敘事的一部分了。事實上，在上述判據(jù)正式提出十多年以前，乾隆四十一年《貳臣傳》剛剛開館時，乾隆帝就在上諭中點名范文程、李光地二人，認定此二人均系“純一無疵者”，并聲明《貳臣傳》編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讓明清鼎革過程中的洪承疇、祖大壽、馮銓等人，與“純一無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別”。換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據(jù)以前，范文程就已經(jīng)被確定為并非“貳臣”了。

這個判據(jù)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腦門。清前期關(guān)照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對忠誠觀念界定的問題——在明清鼎革之際，人們面臨許多選擇，后人應(yīng)該怎樣評述這種選擇，怎樣的選擇才是“忠”？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贊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為一個重要指標。只不過國史館對這一指標執(zhí)行得非常機械——畢竟是皇帝親自批示的標準，臣下只能遵循其事——只要有傳記的歷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貳臣”，進而導(dǎo)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顯或事跡不多、主要事跡都在降清后，又或許是對清朝開國頗有立功之人，也被劃入了“貳臣”行列，如鮑承先（明末為參將，降清后屢有戰(zhàn)功，官至秘書院大學(xué)士）、張勇（平定“三藩之亂”中立有大功，《鹿鼎記》大家都看過）、衛(wèi)周胤（明季為監(jiān)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這些人列名史傳，原本是清朝對他們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標準，國史館機械執(zhí)行，讓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傳記列入“貳臣”，反而成了貶斥。在這種情況下，《貳臣傳》的編纂變?yōu)橐环N無意志的機械工作，入選與否已經(jīng)和忠誠觀念不盡相同，失去確立忠誠觀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