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山奎 

      在1925年出版的《訴訟》（DerProzeβ）的后記里，布羅德以卡夫卡遺囑執(zhí)行人的身份公布了被視作卡夫卡遺囑的兩個文件。而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將這兩個文件先行發(fā)表在了1924年7月17日的《世界舞臺》周刊（DieWeltbühne）。這是卡夫卡“遺囑”的首次面世。不夸張地說，布羅德對這兩個文件的理解已經(jīng)決定了卡夫卡身后作品的命運，而且后世讀者和學者的進一步理解還將持續(xù)影響對卡夫卡作品性質(zhì)以及卡夫卡寫作意圖的理解。某種意義上，對卡夫卡遺囑的不同反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也已經(jīng)預先決定了將在后世展開的卡夫卡學術的不同面相。關于這一話題，筆者已經(jīng)寫過一篇題為《學術史語境中的卡夫卡遺囑》的專文進行了探討，茲不贅述。而寫完此篇之后，筆者又從伯恩（JürgenBorn）所編《1924—1938年間卡夫卡批評與接受文獻匯編》（1983）中發(fā)現(xiàn)，其實早在1929年，卡夫卡遺囑就已經(jīng)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的發(fā)起者是當時的著名記者埃姆·威爾克（EhmWelk，1884—1966），其后，布羅德和卡夫卡最后的愛人朵拉進行了回應，最后本雅明也摻和了進來。無論就卷入其中人物的重要性還是所涉及話題的深度，這都可以說是卡夫卡學術史上頗值得注意的一個事件。

      1929年9月27日，埃姆·威爾克在柏林《福斯日報》（VossischenZeitung）上發(fā)表文章，從作家隱私權問題的討論引發(fā)開去，矛頭指向布羅德：“不尊重朋友的遺言（這一行為）在他那里被當作美德?！彼J為布羅德以藝術和文化的名義來廢除藝術家的最后遺囑的做法是不可原諒的。他懷疑布羅德的動機：“他甚至相信這是通向久盼的精神民主王國的道路，但其實不過是為他個人的生意找借口?！彼貏e反對公開卡夫卡的私人物件：“偉大人物只是經(jīng)由他們的作品屬于我們；我們所能擁有的他們，僅限于他所給予我們的。然而，他們向我們隱藏的那個私密的部分，無論如何并不屬于我們?！蔽覀儧]有聽錯，這的確很像是60多年后昆德拉的聲音。

      布羅德進行回應的書信和威爾克進一步的答復同時出現(xiàn)在1929年11月10日出版的《福斯日報》特設欄目“卡夫卡的遺產(chǎn)”中。布羅德強調(diào)，卡夫卡的三部長篇不是卡夫卡的私人物件，而是“他的作品”。布羅德還說，如果不是他公開卡夫卡的焚稿遺囑，沒有人知道此事。作為后世讀者的我們或許會感到疑惑：布羅德這樣說是在標榜自己“誠實”嗎？或者，他隱晦地對公開卡夫卡的遺囑感到“后悔”？布羅德反過來指責威爾克根本不懂卡夫卡，更談不上尊重卡夫卡：威爾克的批評只是表明了“一顆敏感的心靈對于一個復雜事件的全然錯誤的理解”；卡夫卡作品的價值無可否認，除了發(fā)表，別無他法可為讀者知曉。

      威爾克用一則他和朵拉的訪談來回擊布羅德，而這一訪談顯然是在他得知布羅德的回應意見之后精心設計的。可以看出，朵拉的表述總體來說對布羅德很不利——她說，在出版卡夫卡遺作這件事上，布羅德“只想突出自己”，雖然她也強調(diào)說布羅德動機“很純粹”，布羅德也非?！按_信自己在幫助自己已經(jīng)死去的朋友”。這后一點可以看作為布羅德進行的辯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辯護顯得有些矛盾：朵拉所謂布羅德“很純粹”的動機并不意味著她真的相信布羅德“在幫助自己的朋友”——朵拉是不是說，布羅德這樣做實際上倒是“害了”卡夫卡呢？對如何才算是“幫助卡夫卡”這個問題，朵拉顯然有不同的理解：她本人倒是當著卡夫卡的面燒了卡夫卡的不少手稿。

      隨后，顯然是在布羅德的督促下，朵拉在1929年11月17日出版的《福斯日報》上就她接受威爾克訪談一事發(fā)表公開信，試圖挽回整個對話對布羅德不利的印象。朵拉首先指出對話屬私人性質(zhì)，威爾克沒有征求她的同意就發(fā)表了——這點其實與卡夫卡的“遺囑問題”有些聯(lián)系：卡夫卡的手稿是“私人”的，還是“可被公開的”？對于卡夫卡問題的爭論往往會復制卡夫卡式的困局。其次她指出，威爾克只是復制和編輯了一些“非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而對于她支持布羅德的“實質(zhì)性看法”卻被忽略了。這倒是讓筆者想起布羅德對于安德斯的批評——朵拉其實并沒否認那些“非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真實性”，如同布羅德也承認安德斯的某些“不太重要的、對于認識卡夫卡真實的本質(zhì)只有次要意義的特征”得到了“正確的分析”一樣。朵拉說：在采訪過程中，此人曾“承認自己對布羅德的批評建立在錯誤之上”；他的提問具有誤導性，他其實早已注意到布羅德在后記中為自己進行的預先辯護，他知道自己的批評可能是不正當?shù)?；但如今她的話被斷章取義，成了他用來攻擊布羅德的武器。

      威爾克對這封公開信的回應就附在公開信的后面。從他多少有些顯得疲倦的回應中能夠看出，他不想就這個話題糾纏了。他只是不同意朵拉對談話性質(zhì)的判斷：由于談話是在一間“辦公室”進行的，因此具有公務性質(zhì)；談話的目的就是要談談布羅德的動機；他現(xiàn)在也愿意承認布羅德的動機是純粹的。

      這個爭論有個令人意外的高潮。在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周刊《文學世界》（Die LiterarischeWelt）上，本雅明發(fā)話了。他的文章題名為《騎士道德》（“Kavalier?smoral”）。本雅明雖然在此后所寫卡夫卡十年祭文以及與肖勒姆的通信中明確表示對布羅德沒有好感，但此時他覺得威爾克更無聊。本雅明談及布羅德已經(jīng)考慮過的“良知問題、內(nèi)心矛盾和道德律條”，進而把卡夫卡作品的問世比作一個“非法出生的孩子”——似乎這個孩子像卡夫卡一樣，在猶豫著是不是要出生/被出版。本雅明的結論很有殺傷力：威爾克對布羅德的攻擊表明，他對于卡夫卡所反對的東西“一無所知”；他的騎士道德與卡夫卡、布羅德這兩個打著啞謎的人沒有絲毫關系?？梢哉f，這個觀點把威爾克排除在了談論這一問題的資格門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