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雙月刊），是中國文藝界專門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刊物?！妒澜缥膶W》內容豐富、文圖并茂，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廣大讀者喜愛，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讓“權力機構和權力關系”進入了譯學研究的視野。翻譯不再被認為是簡單的語碼轉換，而是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化不開的密切關系。翻譯活動被“或大或小的權力操縱”，同時“又建構著特定文化的權力結構”。

正是在這個研究理念之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崔峰博士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世界文學>為例(1953-1966)》（以下簡稱《翻譯、文學與政治》）對1949年以來一份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文學期刊《世界文學》的外國文學譯介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翻譯文學史的個案研究。

作為1950-1960年代中國大陸唯一公開發(fā)行、專門刊登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的刊物，《世界文學》（1959年以前刊名為《譯文》）可謂極具“時代氣息”，為讀者“進入、觸摸那個時代翻譯文學所生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出處打開了一扇窗戶。

這樣一份有特殊地位的期刊，它選擇譯介哪些國家、哪些作者的作品？這些作品在譯出語文化語境中的身份、地位是怎樣的？哪些作品在當時的譯入語文化語境受到重視、哪些作品又被刻意“忽略”或“遺忘”？作品由誰來翻譯？在翻譯后是否有被扭曲、增缺等問題？對當時中國的文化語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譯作閱讀和評論的對象是哪些群體？他們對譯作的接受和反應如何？對《世界文學》的辦刊進程有何影響？此外，譯入語文化系統(tǒng)內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如何影響了期刊的翻譯活動？譯入語文學系統(tǒng)內的批評家、評論家、教師、譯者等專業(yè)人士與主流觀念、譯入語文化系統(tǒng)外文學翻譯的贊助人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這一連串問題讓《世界文學》擇取的國家、作者、作品、翻譯規(guī)范和策略、譯作的接受和反應，以及翻譯與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諸要素浮出水面，也讓翻譯與文學和政治之間的角力和博弈登上了《世界文學》這一舞臺。毫無疑問，是翻譯賦予了這份期刊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定價：142元

新中國建立后，隨著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tǒng)等多種因素以各種方式參與新文學體制的建構，全新的文學格局開始形成，直接影響新翻譯政策的制定、翻譯活動以及譯介擇取標準?！妒澜缥膶W》成為“新的文學體制形成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這樣一份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期刊，在具體的編譯實踐中以譯作擇取標準的調整為主要手段，直接參與但又同時抵抗著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話語的建構?？梢哉f，無論是迎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還是追求詩學和審美價值，翻譯都是作品譯介的“利器”。

意識形態(tài)對這份“體制內”期刊外國文學譯介的操控貫穿了整個“十七年”。表現(xiàn)之一，茅盾所作“發(fā)刊詞”開篇追溯30年代與魯迅一起創(chuàng)辦《譯文》的時代背景和辦刊目的，顯然是希望另這本雜志貼近魯迅當年辦《譯文》的“精神”，從而為“一邊倒”翻譯蘇聯(lián)文學這一文藝政策樹立權威性、贏得話語權。

其二，在“政治第一、文藝第二”的文藝方針下，《世界文學》在中蘇“蜜月期”的首要任務是對蘇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大力譯介，而對于歐美等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學作品，則刻意擇取暴露資本主制度的丑惡與腐朽、體現(xiàn)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進步性”的作品。

然而，《世界文學》并未放棄詩學、審美上的追求。在翻譯文學話語始終受制于國家政治話語的語境下，它以獨特而隱秘的方式來抵抗意識形態(tài)對翻譯文學的構建，這從對蘇聯(lián)“解凍文學”以及歐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的譯介可見一斑。對于這些與當時主流并不契合的翻譯作品，期刊謹慎地采取“選擇性介紹”和“目的性擇取”的擇譯標準，同時巧妙地借助序言、后記、評論和“稿約”等副文本信息讓作品的譯介得以合法化。

有別于以事件、作家、作品為主題的翻譯文學史，《翻譯、文學與政治》選擇以期刊的外國文學譯介為研究對象，這必然要對譯者和原作者、譯作、讀者和譯入語文化多元系統(tǒng)內外錯綜復雜的網絡關系進行清晰梳理。

令人欣喜的是，崔峰博士不僅嫻熟運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傳播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還使出“撒手锏”——1953-1966年14年間134期刊物的第一手資料、雜志社內部的相關原始資料和數(shù)據，以及豐富的西方學術資源，包括近年來解密的英美檔案和西方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從觀念、結論、研究方面對傳統(tǒng)文學翻譯的研究進行了突破。中國翻譯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世界文學》雜志在這段翻譯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得以清晰呈現(xiàn)，與《世界文學》相關的“翻譯現(xiàn)象”也得到中肯的解釋。

《翻譯、文學與政治》填補了中國大陸1950-1960年代文學多系統(tǒng)中翻譯文學研究的缺失。它透過《世界文學》特殊的創(chuàng)刊背景、辦刊方針、價值取向、對譯作的擇取和評論、譯介特點等折射出當時的社會變遷和思想潮流和，不僅呈現(xiàn)了“一部中國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史”，也折射出“一部中國社會的變遷史”。著名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翻譯系主任、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在本書序中，稱崔峰博士在這項“有很大的難度”的課題上“盡了很大努力”，“解答了不少關鍵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