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說可以說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在我國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力。新國成立這幾十年來，很難有新的文學小說能夠達到魯迅小說高度和影響力，那么魯迅的小說作品為何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魯迅文化觀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其間的一以貫之之處，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著眼于二者的調(diào)適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其旨歸是讓中國人站起來并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

　　以現(xiàn)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銳，以文學家的激情，來系統(tǒng)、縝密、持續(xù)地“研究”中國人，并產(chǎn)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首推有著“民族魂”之譽的魯迅

　　魯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一面，在文學與文化新舊并置的時代背景中凸顯出了獨特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光彩， 然而他在譯介和批評方面苦心孤詣的付出，遠未得到足夠廣泛的認同和關注

魯迅為何常讀常新

　　閱讀魯迅文本，我們便進入湍急的精神激流，被一遍遍洗刷著。他引領著我們造訪遠古的遺存，也攀援著精神的圣地。他的文風透著熱氣，也散出古老文明的氣息。他有一種顛覆性的智慧，卻又在暖意中流淌著人間愛意。在其留下的翻譯文字、創(chuàng)作文字和整理國故的文字里，指示著未來文化的方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弗失固有之血脈”，一直啟示著一代又一代人。

　　我們的前輩學者早就指出，魯迅的價值在于對中國文化的一次重要的改寫，把“立人”和國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設聯(lián)系起來。他清楚地看出中國文化里的問題，又能以現(xiàn)代的眼光重新調(diào)整自己的思路。那些豐富的文本不是線性因果的排列，在肯定里的否定和空無里的實有，讓人想起愛因斯坦式的智慧。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重復，其創(chuàng)新筆法顯出現(xiàn)代中國人罕有的高度。魯迅早期受到進化論思想影響，后來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的譯介，形成了自己特別的文化理念和審美精神。他在多維的時空里構建了自己的詩學世界，而這世界不屬于士大夫式的附庸風雅，也非紳士階級的自戀，他的一切，都和大眾息息相關。

　　魯迅逝世80年了，紀念他的時候，我總想起他晚年幾篇動人的文章。他說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自己有關。那時候，魯迅已經(jīng)臥床不起，但內(nèi)心不忘的是苦難中的百姓。他詛咒黑暗里的遺存，且不斷尋找新的精神之源。與保守主義戰(zhàn)，與各種政客戰(zhàn)，與自己內(nèi)心舊的精神遺傳戰(zhàn)。他在戰(zhàn)斗中，又有無量的愛意輻射于世間，我們由此看出他內(nèi)心最為動人的一隅。

　　魯迅為什么常讀常新？因為其遺產(chǎn)糾葛著歷史的敏感之點，人性的敏感之點，存在的敏感之點。他警惕歷史的輪回，希望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拒絕文學中的瞞與騙，強調(diào)赤誠之心；反對主奴意識的侵蝕，禮贊人間的正義。在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他敞開著胸懷，又能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在精神的突圍里一次次呈現(xiàn)著創(chuàng)造性的實績。當我們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時候，魯迅文字間流動的智慧與勇氣，會成為我們行走的參照，那些鮮活的思想召喚著我們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無論是在戰(zhàn)爭時期還是在和平年代，其文字一直像燃燒的燈火，照耀著不斷摸索新路的人們。這是自孔夫子以來罕有的偉人，他的精神的現(xiàn)實性和超越性，乃新文化原點性的存在。重要的還在于，魯迅的經(jīng)驗對于現(xiàn)代性的明暗、曲直，以及存在的缺陷，都有啟悟的價值，這一點在今天越來越清楚地顯現(xiàn)出來。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魯迅，一直清醒于自己寫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這種有限性的跋涉里，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無限的可能性。這與康德、卡夫卡對人的主體的內(nèi)覺的凝視顯示了驚人的一致性，且有了東方式的邏輯。我們古老的文明，因了魯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擁有了現(xiàn)代性的閃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魯迅的著述是百科全書的遺產(chǎn)，寫著我們民族的過去與現(xiàn)在，中華文化的根脈在這里得以延伸。

文化自覺的先驅(qū)

　　魯迅文化觀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間亦有一以貫之之處，這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魯迅著眼于二者的調(diào)適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魯迅早先倡導“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后來高舉“拿來主義”，并且向往一種“自由驅(qū)使，絕不介懷”的漢唐氣魄，這些無一處是引導人們?nèi)ジ盍阎袊幕模炊谴偈谷税l(fā)揮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體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顧，相生相合，進而去創(chuàng)造一種屬于新時代和新世紀的中國文化。魯迅在文學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根基處始終著眼于對始源性東西的探尋，他早年所謂的“復古”不僅僅具有歷史性內(nèi)涵，更具有形上的方法論意味，其間是寄寓了一種文化生命的民族向度和人文情懷的。魯迅的文化觀始終具有一種生命的熱度和民族情懷，與其說他是從文化民主主義走向世界主義，毋寧說是用新的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重構內(nèi)心深處的文化民族主義，其旨歸是讓中國人站起來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讓一盤散沙似的中國發(fā)展成一個真正的“人國”，而不至于從“世界人”中被擠出。因此，作為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先驅(qū)，魯迅的文學和文化之路是中國文化自我拯救和復興之路延續(xù)與發(fā)展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和阻斷。

　　文化的自覺是跟知識分子的人文意識聯(lián)系在一起的。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揭示了鮮血淋漓的某種屬于東方的沉淪，“救救孩子”的呼聲至今仍回蕩在歷史和現(xiàn)實之中；也塑造了愁苦可憐但又于無意識中具有某種超越性精神內(nèi)涵的阿Q，深刻揭示出某種國民性的病根；即使在《野草》一類充滿詩意和人生哲理的創(chuàng)作中，自稱所采擷的也不過是地獄邊緣的幾朵白色小花，令人無法產(chǎn)生更多美的遐想。如此等等，魯迅其實在對“鐵屋子”體驗的多維度展示中，也把自己的心燒在其間。魯迅未嘗不是狂人，未嘗不是阿Q，但其更心系來自無窮遠方的人們，樂于驅(qū)逐和審視人間的鬼魅，這又何嘗不是他筆下那個執(zhí)著前行的過客。所以，魯迅文學實踐中的批判和解構，并非是一種所謂文化的破壞，他不倦地往前走去，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構。這無疑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

　　當然，魯迅是人不是神。魯迅在文學和思想實踐中前行的路，也是一條在猶豫彷徨中掙扎前行的路。他的掙扎與批判，其實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境遇中的文化自覺，在這自覺中，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某些現(xiàn)代性缺陷才會得以顯現(xiàn)，也才會獲得拯治。在這個意義上，坦然而真切地面對魯迅及其他現(xiàn)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先驅(qū)，回到一個復雜而完整的魯迅那里去，在我看來，乃是對于魯迅精神的自覺承繼和光大。或許惟其如此，魯迅才會永遠生動地活著——是的，在人類文學和思想的天空，魯迅是永遠不會逝去的存在！

魯迅與民族魂

　　魯迅的人生追求，可以看作是有異于古代文人“舊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新三立”（現(xiàn)代文化價值觀重構中的立人、立家、立象）境界。許多人認為魯迅僅僅是“破壞型人物”，缺少“立得住的東西”，其實，魯迅在“立人”（倡導現(xiàn)代人的充分自覺）、“立家”（眷顧個人、集體、國家乃至人類之家）和“立象”（創(chuàng)造以文學、學術及書法等為代表的形象化、符號化世界）方面，貢獻了許多標志性的重要成果，留下了豐富的深深地烙有魯迅印記的文化遺產(chǎn)。

　　以現(xiàn)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銳，以文學家的激情，來系統(tǒng)地、縝密地、持續(xù)地“研究”中國人，進行空前的徹底的民族反省，終生為民族及其子民們的自我更新而奮斗，并獲得了卓越的成就，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影響的，在中國文化史上，迄今為止，仍應首推有著“民族魂”之譽的魯迅！這或許可以說是對魯迅研究領域“三家說”（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的積極繼承和闡釋。在“三家說”的整體評價中，包含了很多耐人尋味的意蘊。即使最容易引人質(zhì)疑的“革命家”之說，至今也會進一步激發(fā)人們對魯迅與革命、魯迅與時代、魯迅與啟蒙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尤其是結合魯迅的一生追求和深切認知，對“有度”的革命和“無度”的革命的區(qū)別理解與準確把握確實很有必要。其中尤其要把握住革命與啟蒙的兼容、互動關系，避免頑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導致的誤解和誤用，這方面的歷史教訓可謂沉重，我們理應從魯迅的豐富思想中獲得啟示。

魯迅與文學批評

　　今天我們從文學批評的視閾去回望魯迅的歷史形象，首先應看清楚相關的時代背景：在魯迅所處的時代和魯迅的思想意識里，文學和文化在整個社會空間是以新舊雙重并置的結構存在的，而且舊的一重已是現(xiàn)實的強勢存在，新的一重還只是觀念大于實踐、理想大于現(xiàn)狀的弱勢存在。當時的文學批評，在這個雙重并置的文學、文化空間里，不但沒有可以寄生其中或依附其上的強大豐厚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xiàn)成積累，相反，還要擔當起為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奮力闖開生路和通路的責任，從觀念和輿論上為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存在和發(fā)展確立合法性、正當性，從現(xiàn)實影響上對充塞、浸透了整個社會空間的舊文學和舊文化展開整理和批判。

　　魯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一面，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凸顯出了獨特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光彩。他從改造國民精神的思想起點上出發(fā)的文學道路，第一步就踏在了改造中國文學自身的方向上。而改造中國文學的策略和方法，魯迅棄醫(yī)從文之初的選擇，就是譯介域外文學和熔鑄在譯介實踐中的新文學批評的建構?！爱愑蛭男g新宗，自此始入華土”——1909年在為自己平生第一部譯著《域外小說集》寫的序言里，青年魯迅曾對自己這種“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選擇，表現(xiàn)得豪情滿懷。

　　此后，雖經(jīng)幾度曲折，憑著表現(xiàn)深切、格式特別的小說創(chuàng)作和深刻犀利的雜文，而躋身新文學驍將之列的魯迅，在創(chuàng)作之余，始終沒有中斷把對外國文藝的譯介和面向本國文學的批評兩相結合的艱辛探索。與他的創(chuàng)作所受到的廣泛矚目相比，他在譯介和批評方面苦心孤詣的種種付出，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都遠未得到足夠廣泛的認同和關注。但貫穿在“竊火煮肉”式的譯介與批評實踐中謀求中國文化復興的魯迅方法、魯迅策略和魯迅道路，越是在我們的民族需要大步前行、奮發(fā)自強的時候，就越是值得我們認真反顧、重新審視。

　　今天人們更需要去讀魯迅，了解魯迅小說帶來的思想和啟示，相比之下，那些雞湯散文、娛樂小說顯得如此的蒼白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