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Daido Moriyama）近日被授予哈蘇基金會（Hasselblad Foundation）2019年國際攝影獎，頒獎儀式將于今年10月13日在瑞典哥德堡舉行。

在日本，森山大道無疑一位教父級別的攝影師。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個人攝影集出道起。通過持續(xù)以嚴格的眼光審視城市日常，他成為挑釁運動中成為最杰出的藝術家之一；20世紀70年代森山風格廣受年輕人追捧，掀起模仿的狂潮，甚至被引用在廣告設計上。

哈蘇基金會評價森山的作品“包含了一種高度主觀但真實的拍攝手法，在虛擬與現(xiàn)實之中占據(jù)著獨特空間。”

基金會策展人 Sara Walker和LouiseWolthers在官方文件中表示，'森山大道對生活的描述是未經(jīng)審查的，他既不害怕丑陋也不害怕美麗。我們希望在即將到來的展覽和出版中傳達他對世界持續(xù)的、執(zhí)著的審視。”

以下是森山大道的攝影作品以及他從自身出發(fā)，展開所謂對攝影可能性的思考。

從一腳踏入攝影這個意料之外的世界，迄今已有四十個年頭了。最初，攝影對我而言只是偶然的契機下順路拐進一條岔道才上手的事，而今相機卻已成為我手中放不下的重要物件。然后，并不是什么非得要深究的問題，在這數(shù)十年間，我一直在不停地質疑和反思：“照片到底是什么？”

我對這個問題時而豁然開朗，時而陷入茫然無解的絕望境地，如此循環(huán)往復無可自拔?，F(xiàn)在，那種說幼稚也確實挺幼稚的問答并未完全終止，而我多少覺得如釋重負了一些。也就是說，攝影對我而言本非人生的追求，為何我會對其執(zhí)著如斯呢？長時間如鯁在喉的某種郁結化解了，我并沒有改變了態(tài)度，也不堅持“我只能做到如此”云云，而是更順其自然，回到最初的原點：我想一開始我是將照片視為“拍了才有的存在”的。

慢慢地我逐漸不再將自己看作意外接觸的半路出家者，而是坦然地相信自己生來就是適合手持相機的攝影人。但這樣一來，我就只能像這些年來一直做的那樣手持相機一路前行了—反正郁結已經(jīng)化解，我唯有繼續(xù)咀嚼這條岔路上的街邊草，不撞南墻不回頭。

將眼前壓倒性地發(fā)生、流動的、映射于外界與時間之中的東西通過拍照凝固的行為，雖然偶爾會產(chǎn)生一瞬的快感，但多數(shù)是捕捉虛空一樣的體驗。所以我們不得不常常將自己的觀念、自我意識，與名為現(xiàn)實的活物互相照應，從中進行變更和調整。

也許這就是行走、拍攝于路上的攝影師的某種宿命。所以我總是無止境地上路、采食著街邊草。從某種意義來說，一切照片實則都是采食街邊草的產(chǎn)物。

從小我就徹底地討厭學習，討厭學校，直到高中被強制退學為止，我印象中似乎只有逃學、逃課的記憶。那么不上學的我都在干什么呢？答案是或者鉆入市里的圖書館、舊書店，隨手拿起一本書就自己亂讀，或者在素描本及畫板上用畫筆亂涂一氣，除此之外便是獨自一人，不厭其煩地在街上閑逛、游走。

如果說那個世代的我還算學了點什么的話，那么那些東西都是我以自學的方式，通過各色書刊認識未知的世界，每日閑逛游走的各處街道對我而言就是學校。所以對我這種人來說，可以說除了小徑分岔的路以外不存在其他的路徑，或者小徑分岔的岔路本身對我而言才是正途。

在我身上，這個采食街邊草的說法并不是人生譬喻什么的，而是實際上的攝影方法便是如此。出于那些偶然時刻的心情或是思緒，在極其恣意的沖動下一張一張地拍攝、串聯(lián)起來的我的照片，其現(xiàn)場大多數(shù)情況下無非是日本各個城鎮(zhèn)隨處可見的街道。

作為一名攝影師，我并非每時每刻都有著明確的主題意識和使命感，無論身處怎樣的場所，只要自己當時在場、手中有相機，那樣的事實才是我唯一的攝影契機。換言之，我是循著自己的嗅覺和體感，以和昆蟲及小動物們的生存狀態(tài)相似的方法進行攝影的。

與我類似的自由攝影師，尤其是以街頭抓拍為主的攝影家們，也多采用大同小異的生存（攝影）方法，大家都有采食著哪條道路上的街邊草的經(jīng)歷。我寫到的深瀨昌久和中平卓馬，或者荒木經(jīng)惟和東松照明，上述各人的性格行為有鮮明之差異，然則皆是明知故犯的街邊草攝影家。縱然他們曾經(jīng)有過明確的目標物，在實踐之旅中，他們各自畫出的偏離軌跡的振幅也絕對不小。例如，無論喪失記憶前后，中平卓馬始終賭在“自我意識的解體與再生”上，一如既往地在路邊彷徨；而遭遇事故之前的深瀨昌久唯一的拍攝理由則是“閑極無聊”。

至于曾經(jīng)宣稱告別攝影的我，結果還是因為“沒有找到去處”而放不下相機。說得情緒化一點，我們幾個依稀都是行色匆匆奔波于紅塵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