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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年），48歲的趙明誠被任命為湖州知府，只身前往建康覲見宋高宗。  在池州臨行之時，面對經營多年的金石書畫，趙明誠不僅沒有顯露出一絲的擔憂，卻“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反倒顯得格外的興奮；面對20多年的發(fā)妻，不僅沒有顯露一絲未能同往的遺憾，卻“葛衣岸巾”，反倒顯得格外的瀟灑快意。最后，李清照因擔心發(fā)生不測而提出疑問，趙明誠竟然“戟手遙應”，極不耐煩地用手指著怒罵，然后策馬而去。多年以后，每每想到當時的情景，李清照仍“余意甚惡”，無法釋懷。 彼情彼景，絕非“吵架”二字可以形容，于風雨飄搖之世兵馬慌亂之時，一切不測都可能發(fā)生。于此可以看出，李清照和趙明誠夫婦二人的感情，早已今非昔比，他們不再那么卿卿我我，不再那么志同道合。 志不同道相異，夫婦二人的感情自然會發(fā)生變化。于是，在趙明誠再次出仕之后，李清照因為種種原因而長期獨守空閨，甚至長達五年之久，即便是丈夫為太夫人奔喪，李清照也未能同往。夫妻二人的情感隔閡關系破裂，已甚于池州之別。  當然，夫妻情感的危機，緣自主客觀諸多因素：有夫妻志向情趣變化的誘因、有李清照對丈夫鄙俗懦弱、熱衷名利，身為建康知府，因部屬變亂竟只身棄城而逃的不屑、有丈夫對李清照婚后未育的幽怨不滿，但對李清照而言，有一點，是對二人婚姻致命性的打擊。 宣和二年（1120年），已過不惑之年的趙明誠出任萊州知府。次年，夫妻異地多年的李清照風塵仆仆地前去與丈夫團聚。然而，“淚濕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蕭微雨聞孤館”。這首作于途中的《蝶戀花》不僅毫無喜悅之情，反而愁云慘淡悲苦重重，讓人匪夷所思。在《金石錄后序》中，李清照記錄了丈夫臨終之前“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其中“分香賣履”，雖然表明趙明誠無意于身后之事，卻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他可以有這個安排，即蓄養(yǎng)了侍妾—李清照遭遇了“小三”。此外，在類似《多麗·詠白菊》之中，更是不乏“婕妤之嘆”。  在屏居青州期間，趙明誠對李清照尚且能相敬如初，二人情深意篤朝夕相對，他們節(jié)衣縮食購買金石書畫，從實際情況而言，趙明誠不至于心有旁騖。在趙明誠第二次出仕之后，趙明誠只身長期宦游在外，前后近五年之久。個中原委，后人不得而知。古人重孝，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面對自己的無嗣，趙明誠豈能不蠢蠢欲動。上層社會蓄養(yǎng)小妾，在古代社會是司空見慣的事，在北宋更是蔚然成風，大學士蘇軾苦口婆心地勸別人不要納妾，自己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在這種情況下，趙明誠蓄養(yǎng)小妾，雖然不能蓋棺定論，但也在情理之中。 面對自己的被冷落，李清照并沒像其他怨婦那樣逆來順受，在寂寞中打發(fā)無聊的時間，因為她是爭強好勝的才女，是多愁善感的詞人，于是，李清照將這些怨恨與不滿一發(fā)傾瀉在了她的閨怨詞中，成了婉約派的一代詞宗。  國家不幸詩家幸，對于李清照而言，何止是家國的不幸，她的后半生都與流離凄苦、孤獨哀愁相伴，然而，也正是這樣的家國之痛身世之悲，才讓她這位不世出的才女在歷史的天空中顯得更加耀眼，更加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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