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三十五

自秦統(tǒng)一六國以來，中國便建立了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至明清時中國的專制皇權達到了頂峰，而在歷史過程中，某一朝代皇權對兵權的掌控程度基本上決定了該朝代皇權持續(xù)時間的長短，也就是說，當皇權與兵權相統(tǒng)一時，兵權支持皇權，皇權就能延續(xù)，而當皇權與兵權矛盾不可調(diào)和時，皇權就會失去其專制的統(tǒng)治權力。當然，皇權又不能取代兵權，不能變成與兵權是“同一”的，如果皇權與兵權合為一體，那么，就等于帝王把自己降為將軍，國家便是實行軍事專制，這便會弱化相權，壓制諫議權，中央政府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就會名存實亡，兵權專制將會窒息政治機制的活躍性，失去發(fā)展活力，使政權腐敗，最終導致實力下降，從而加速王朝的滅亡。所以，在皇權與兵權的矛盾中，帝王要盡量使皇權與兵權統(tǒng)一，一方面要避免矛盾激化，防止武將利用強勢的兵權奪權，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變成皇權并合兵權，變成軍事獨裁的統(tǒng)治。

歷史上，有很多兵權與皇權矛盾的實例，當皇權無法抑制兵權，兵權過分強大時，矛盾就會激化，最后演變成朝代更迭，比如，周世宗柴榮英年早逝之后，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繼位，朝廷的兵權掌握在歸德軍節(jié)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手里，周恭帝完全失去了對軍權的掌控，不久，傳聞契丹聯(lián)合北漢南下攻周，宰相范質等未辨真?zhèn)?，急派趙匡胤統(tǒng)率諸軍北上御敵，周軍行至陳橋驛站，趙光義、趙普等密謀造反，眾將以黃袍加于趙匡胤身上，擁其為帝，趙匡胤稱帝，之后，他率軍回開封，守城將領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趙匡胤入城，掌兵權的繼位將領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家取代了柴家，成了皇權新的掌控者，建立了宋朝。另一種狀況是，當兵權與皇權出現(xiàn)矛盾，而兵權對皇權有威脅時，皇權便盡力抑制兵權，以強化皇權專制，比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在趙普等的建議下，趙匡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先是掌握了禁軍，而后，請石守信、王審琦當出席酒宴，在酒宴上，勸眾將交出兵權，第二天，石守信等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兵權，這即是有名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擔憂別的將領也會對他來一個“陳橋兵變”，所以，他必須奪將領的兵權。再如，漢初，劉邦稱帝，封王封侯者一百多人，比如蕭何、張良、韓信、彭越、英布、曹參、陳平、灌嬰、周勃、樊噲等人皆被封賞，但在被封的功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異性王，打天下時劉邦靠這些兄弟們，但是，坐天下時就不一樣了，劉邦擔心異姓王中有人會有野心，會造成諸侯割據(jù)勢力的崛起，這很可能會威脅到劉家專制政權，于是，他開始對諸侯王中掌兵權的進行殺戮，掌重兵又善戰(zhàn)的異性王都先后被誅殺，如燕王臧荼、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都被殺了。

在古代社會，皇權是專制政權的集中表現(xiàn)，而兵權是專制政權的延伸，但兵權并不是一直受皇權制約的，兵權有其獨立性，“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保ā侗鴻唷罚┍鴻嗳绻莆赵诨实鄄荒芸刂频娜耸掷铮鴻啾悴皇芑蕶嗫刂疲闊┚痛罅?。范浚說：“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保ā段宕摗罚┻@是對唐末五代以來皇權與兵權關系的總結。以現(xiàn)代的名言來說，即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辈褡谟柺チ藢Ρ鴻嗟目刂疲谑牵辛粟w匡胤的“陳橋兵變”；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抑制兵權，強化皇權，鞏固專制，同樣，劉邦殺戮異性諸侯王中的掌兵權者，達到強化劉氏天下專制政權的目的?；蕶嗯c兵權的矛盾在歷史上可說是從來也沒有停止過。那么，在皇權與兵權矛盾持續(xù)不斷的歷史上，是否有帝王能與武將建立和諧關系的？

確實也有，其典例的例子便是李世民與李靖的關系，在唐處的“貞觀之治”時，盛世之中，帝王與武將關系相處得異常和諧。

唐太宗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他心胸寬廣，對身邊的文臣武將非常信任，連原本是敵對陣營的魏征（原為李建成的謀士）也能成為他最信任的諫臣，后官升至宰相。在李世民面前，文臣謀士敢大膽出謀劃策，敢犯言直諫，極力輔佐君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武將能赤膽忠心，肝膽相照，奮力征戰(zhàn)，視死如歸。在唐初的文臣中，李世民與長孫無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齡等的關系非常密切，對他們言聽計從，而這些著名大臣們與李世民也是同心同德，忠心不二。在武將中，李世民對程咬金、尉遲恭、秦叔寶等常信任非，而如果要說關系相處得最好的，但屬與衛(wèi)國公李靖的關系。

李靖（571年－649年），字藥師，雍州三原（今陜西三原縣東北）人。早期在隋朝為官，李淵晉陽起兵后，李靖便跟著李淵父子，效力唐朝，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到戰(zhàn)蕭銑、輔公祏，再到滅東突厥，破吐谷渾，為唐王朝立下赫赫戰(zhàn)功，成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第八，緊跟在功勛卓著的慰遲敬德之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肅宗把李靖列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廟，與韓信、白起、孫武、吳起等名將列在一起。李靖是唐朝少有的出將入相文武大才，為唐朝的統(tǒng)一與鞏固立下巨大功勛。唐太宗曾給予李靖高度的評價：“尚書仆射代國公靖，器識恢宏，風度沖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運始，效績邊隅，南定荊揚，北清沙塞，皇威遠暢，功業(yè)有成?！崩罹敢簧鷺s寵，善始善終，他的一生，是真正地實現(xiàn)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名人典范。

李靖早年就表現(xiàn)出軍事天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是隋朝名將韓擒虎的外甥，他祖父李崇義曾任殷州刺史，他父親李詮官至趙郡太守，李靖年輕時便常與舅父論孫、吳兵法，隋吏部尚書牛弘在李靖年少時就贊他有“王佐之才”。

李淵太原起兵，攻占了長安，李靖被俘，臨刑前，李靖對李淵大聲疾呼：“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李淵欣賞他的氣魄，李世民愛慕他的才識和膽略，將他釋放，他被召入李世民幕府，充做三衛(wèi)。李靖跟隨李世民東進，平定在洛陽稱帝的王世充，以軍功授任開府。后來，協(xié)助李孝恭攻陷江陵，逼降蕭銑，又領兵越南嶺，達桂州，連下九十六州。李靖還協(xié)助李孝恭，屢獻妙策，一起平定了輔公祏的反叛。之后，李靖被調(diào)往北方，先為靈州道行軍總管，以抗擊東突厥，后升任兵部尚書，兼任定襄道行軍總管，多次親自帶領輕騎，突進敵方腹地，最后滅了東突厥。唐太宗時，李靖由兵部尚書晉升為右仆射，成為宰輔。

李靖功成名就之后，很懂得知足而退，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十月，李靖擔任宰相職務剛滿四年，便以足疾誠懇請求辭任，唐太宗特賜一條靈壽杖，以幫助其療養(yǎng)足疾，并特告如足疾稍好，每二三日可到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兩個月后，吐谷渾進犯涼州，需有人領兵御敵，唐太宗認為身經(jīng)百戰(zhàn)、足智多謀的李靖是最為合適人選，可惜李靖足疾未愈，李世民舍不得讓他上戰(zhàn)場，此時，李靖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將軍，但他得知朝廷要選將遠征吐谷渾之后，頓時精神振奮，顧不上足疾與年事已高，主動請求掛帥，領兵遠征。這可謂是君臣默契，心有相知，唐太宗立即任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tǒng)領大軍，與吐谷渾進行大規(guī)模激戰(zhàn)，最終平定了吐谷渾。

李靖素來知人善任，識人極準，他對侯君集看得很清楚，侯君集是一員虎將，唐太宗讓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李靖領旨后，卻只教他一些普通常識的，并未教以兵法的精微之處，侯君集很不滿意，上奏太宗，言李靖不授兵法精要，稱李靖藏著兵法要領，將來必反，唐太宗聽后責備李靖，李靖回復說：“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至貞觀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與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情敗露后被處斬，事實證明李靖的預見是準確無誤的。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靖病情惡化，唐太宗親臨病榻慰問，他見李靖病危，涕淚俱下，十分難過地對李靖說：“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碑斈晁脑露?，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歲。唐太宗冊贈司徒、并州都督，隆重安葬，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墳墓設建如突厥內(nèi)燕然山、吐谷渾內(nèi)積石二山形狀，“以旌殊績”，猶如漢朝漢武帝表彰衛(wèi)青、霍去病一般。帝王與武將的關系如此親密，如此坦誠，如此惺惺相惜，確是十分難得，史上并不多見。

李世民膽略過人、能征善戰(zhàn)，他不像其他帝王一樣，當現(xiàn)成皇帝，唐王朝有一半以上的江山，是他親自領兵征戰(zhàn)而打下來的。李世民是唐軍杰出的軍事統(tǒng)帥，唐朝建立前，他圍攻洛陽，逼降王世充；戰(zhàn)虎牢關，俘虜竇建德，戰(zhàn)功卓著。李世民是創(chuàng)造很多戰(zhàn)場奇跡的常勝將軍。同樣經(jīng)歷許多戰(zhàn)爭，同樣有豐富的戰(zhàn)場經(jīng)驗，作為帝王的李世民，與作為李世民最得力軍事統(tǒng)帥的李靖，自然是很有共同語言的，他們對于戰(zhàn)事的認知，對于軍事韜略思考，在很多方面是相知相慕的，他們有溝通不完的話題。

李世民與李靖這兩位君臣經(jīng)常在一起討論軍事問題，經(jīng)常交流對軍事韜略的看法，而他們關于軍事、兵法問題的討論和問答，就形成了著名的兵書《唐太宗李衛(wèi)公問對》。李靖是唐初的著名將領，而李世民在唐立國前，是唐軍杰出的軍事統(tǒng)帥，他們不僅經(jīng)歷幾十場戰(zhàn)斗，屬于實戰(zhàn)型領兵將軍，而且，他們還是熟知兵法的軍事謀略家。據(jù)說，李靖曾收集過很多兵學著作，可惜，到了宋代，兵書多數(shù)都遺失了。幸運的是，唐宋之際，有懂兵學的人，輯錄了唐貞觀時期李世民和李靖的事跡，編成了《李衛(wèi)公問對》，宋神宗元豐三年（1018年）《李衛(wèi)公問對》被欽定經(jīng)典兵書，收入《五經(jīng)七書》。

在《李衛(wèi)公問對》的上卷，記述了唐太宗與李靖坦誠而深入地討論兵法中的奇正問題，李靖詳細分析奇正關系，認為“奇正相變，循環(huán)無窮”，歸其一點便是“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李靖說，雖然用兵在于出其不意，常講出奇制勝，但在預備階段卻應該“教正不教奇”，“正”是根本。顯然，在李世民面前，李靖能熟練地講解奇正之道，并有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一方面表明他對兵法諳熟于胸，并能結合實戰(zhàn)而總結成理論，是有韜略的軍事統(tǒng)帥，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與李世民的關系非常和諧，一個武將能與帝王語重心長地討論兵學，足見其關系非同尋常。

在該書的中卷，李靖展開討論了很多兵法問題，包括虛實、主客、陣法等等。他認為，虛實、主客歸根到底是奇正問題，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問題，在戰(zhàn)場上，占居主動是非常關鍵的，只有搶先才有優(yōu)勢。在討論陣法時，李靖分析了軍制，他結合諸葛亮的八陣法進行分析，并對八陣法進行改進，新創(chuàng)了“六花陣”。在他看來，陣法的本質在于以正御奇，以有備應無備。他把孫子的“兵，詭道也”的思想應用于分析“五行陣”，強調(diào)“兵形象水，因地制流”。

在該書的下卷，李靖將所討論問題進一步展開，既談論兵法理論，又討論政治、人事等方面的問題。李靖在評論古人得失時表現(xiàn)出自己的獨特看法，如，他對于漢高祖善將將之說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為，劉邦跟項羽一樣都不善于將將，而劉邦之所以能獲勝，在于有張良和蕭何的得力輔助，張良是高瞻遠矚的謀略家，他勸劉邦不要立六國之后為諸侯，此計策十分重要，劉邦依計而行，避免了分權分裂和戰(zhàn)亂重起；而蕭何是十分稱職的后勤部長，他能持續(xù)不斷提供錢糧軍需，使劉邦屢次扭轉局勢。此外，對于唐朝的開國元勛，李靖也坦誠進行評價，他大膽直接地對李勣、李道宗、薛萬徹、長孫無忌等的得失作出客觀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為唐太宗提出了一條別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建議，他建議太宗廢免大將李勣，然后讓太子再起用他，使李勣對太子能感恩載德，以知恩圖報。如果不是非常親密的君臣關系，李靖是斷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的。本來，李靖與李勣的關系非常好，李靖曾把兵法傳授給李勣，兩人算是有師徒之誼，而李靖對唐太宗有這樣建議，不僅表明李靖對李世民的盡責盡忠，而且，也反映出李靖不是一般的武將，而是在政治上富有遠見卓識的謀略家。

雖然說《李衛(wèi)公問對》是后人編寫的，書中對唐太宗和李靖對話的記述是否完全真實還有待于考證，但是，書中所記載的君臣如此的對話能流傳下來，并被廣泛接受，這至少表明，李世民與李靖的君臣關系是比較親密的，其真實性是被認可的。歷史上，由于皇權與兵權經(jīng)常處于矛盾之中，帝王和武將的關系基本上是撲朔迷離的，暗藏著玄機，而在貞觀盛世，大唐皇帝李世民與軍事統(tǒng)帥李靖能有如此親密、協(xié)調(diào)、坦誠的關系，這在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他們的關系，堪稱帝王與武將關系的典范。

上述曾說過，在唐之前，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默許呂后殺掉開國第一大將韓信，后來，劉邦還殺了其他武將如彭越、英布等，成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典型事例。

唐之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所誅殺的開國功臣就更多了，徐達被欽命吃蒸鵝害死，朱文正被囚禁死于獄中，傅友德被賜死，廖永忠被殘殺，馮勝被列入藍玉案賜死等等，明初，帝王與武將的關系水火不相容，演繹了明王朝初期的慘劇。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相對來說，處置武將的方式稍好一些，他沒有殺功臣，但對將軍們手握兵權十分忌諱，生怕手握重兵的將領也學著他重演“陳橋兵變”，所以，他以“杯酒釋兵權”的策略，迅速接除了大將的兵權，讓那些開國大將如石守信、王審琦等，提前養(yǎng)老，這一奪兵權的手段相對高明一些，但依然是“過河拆橋”的陰招，他疏遠了支持他“黃袍加身”的將領們。

與劉邦、朱元璋，甚至趙匡胤等相比，唐太宗李世民與文臣武將的關系要好得多，特別是與李靖的關系，能處理得如此之好，實在是非常可貴的，李世民稱得上是少有的明君，他胸懷開闊，誠以待將，與武將能肝膽相照，非常難得。李靖與起韓信、彭越、徐達、馮勝等相比，遇到了李世民，是十分幸運的，他長期兵掌兵權，屢受重用；他身為大將，能成帝王知己，相與論兵法，為其出謀劃策，他功成名就，善始善終，榮耀謝幕，成了非常完美的大唐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