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的名稱始于唐代，但是唐代之前的朝代就已出現(xiàn)了一些古代學?；蚺c之相關的事物。譬如，夏代有國家性質的'序'和地方性質的'校'；商代不但王都有教育機構——'大學小學'，地方也有學校；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釋道構成后來書院的主流文化內涵；秦代郡縣普遍設有地方官學——'學室'；漢代的鴻都門學成為后來?？平逃脑搭^，辭賦取士是隋唐科舉制度詩歌選拔的前奏；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教育上'繼漢開唐'的新時期，如施行'九品中正制'；隋朝創(chuàng)立了科舉制，隋煬帝下詔要求各地推舉具有十個方面才能的人到中央，其中的'文才秀美'科就是后來的進士科。

可以說，唐代之前的朝代是書院的萌芽期。那么，從唐代開始，各朝各代都有哪些著名的書院呢？

一、唐代的書院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有了前代辦學的基礎、雕版印刷術的熟練利用、經(jīng)濟的繁榮、國家的長久穩(wěn)定，科舉制也就得到發(fā)展并完善，書院也隨之正式出現(xiàn)。

開元五年，唐玄宗任命馬懷素專門負責國家圖書，并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纂國家藏書，設乾元院。隨后，乾元院遷至太子正宮麗正殿，名稱改為'麗正書院'。隨后東宮、京師、東都三所麗正書院也改名為'集賢書院'。后來又創(chuàng)立了華清宮、興慶宮集賢書院。然而，清代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如是說：'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于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yè)之所也。'可見當時的書院并非講學的場所，而主要負責圖書工作，且具有國家'智囊團'的功能。

由于政府對書院的提倡，民間書院也日漸發(fā)展起來，逐漸由聚書活動轉向講學，負起向社會傳播文化知識的責任，擁有藏書、講學雙重功能，最為典型的是龍溪松洲書院，創(chuàng)辦于唐中宗景龍二年，是開漳圣王陳元光之子陳珦的講學場所，教授儒家經(jīng)典與禮儀。

二、北宋的書院

宋代是古代書院發(fā)展的重要時期。當時官學長期處于低迷不振的狀態(tài)，書院的產(chǎn)生是必然。彼時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于是，北宋有了著名的四大書院。

四大書院的說法最早出現(xiàn)在南宋時期，相傳某日范成大游歷到了衡山，參觀了石鼓書院，為其寫了一篇《衡山記》，首次把山東徂徠書院、江蘇金山書院、湖南岳麓書院和石鼓書院稱為'宋初四大書院'。稍后，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把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睢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稱為'天下四大書院'。此后，有關四大書院的說法一直沒有定論。民國時期，戚朗西撰寫了《中國書院制度》，把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睢陽書院、茅山書院稱為'北宋六大書院'；陳登原則在六大書院的基礎上加上龍門書院和徂徠書院，合稱為'八大書院'。1998年4月29日，中國郵政發(fā)行中國古代書院郵票1套4枚，所選的書院為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和睢陽書院，這是宋代四大書院在中國最廣泛的一次宣傳。

除了著名的四大書院外，北宋還有著名的東坡書院。東坡書院有兩所。第一所東坡書院是后人為紀念蘇軾，在他講學之處建造的，創(chuàng)建于北宋時期。北宋元豐七年九月，蘇軾至宜興，對當?shù)氐纳剿畱延芯鞈僦椋Ｓ翁爝h堂，曾有'買一園，種橘300棵，以度晚年'之愿。后人為了紀念他，在蘇軾講學處建造東坡書院。東坡書院所處環(huán)境十分雅致，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雖歷經(jīng)千年的風雨滄桑，但被代代鄉(xiāng)黨募資悉心修葺，至今仍保存完好。

第二所東坡書院位于海南儋州中和鎮(zhèn)。宋哲宗紹圣四年，蘇軾被貶為'瓊州別駕'，與當?shù)厝私Y下深厚感情。儋州州守張中和黎子云兄弟共同集資，在黎子云住宅邊建一座房屋，既可做蘇軾及其少子蘇過的棲身之處，也可作為以文會友的地方，蘇軾根據(jù)揚雄'載酒問字'的典故為房屋取名'載酒堂'。從此，蘇軾便在載酒堂里會見親朋好友，并給各族學子講學授業(yè)。清代，載酒堂改稱'東坡書院'。書院舊址雖已經(jīng)歷了900年的風雨侵蝕，但由于當?shù)厝嗣癯鲇趯μK軾的懷念仰慕之情，幾番修建、擴建，現(xiàn)已完全恢復了當年風貌，成為頗具規(guī)模的旅游點，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南宋的書院

南宋書院的發(fā)達與興盛是公認的，其標志有兩個：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完全確立。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因為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的主持，號為'南宋四大書院'，成為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學術中心。

其中，創(chuàng)建于北宋時期的岳麓書院在南宋得到更深遠的發(fā)展。孝宗乾道元年，張栻主管岳麓書院，苦心經(jīng)營三年，使書院遠近聞名，從學者達數(shù)千人。象山書院則是南宋最具特色的書院之一。宋淳熙十四年，陸九淵因政事被貶歸鄉(xiāng)里，產(chǎn)生了辦學念頭。陸九淵自號'象山翁'，講學的地方被稱為'象山精舍'。陸九淵在象山精舍講學賦予了象山書院的繁盛。象山書院沒有固定的齋舍，不提供飲食，也沒有制定學規(guī)，全然憑借精神感化。

除了'南宋四大書院'外，南宋的鵝湖書院也很著名。經(jīng)由呂祖謙周旋安排的鵝湖之會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次頗為重要的朱熹、陸九淵兄弟論辯集會。朱熹認為陸九淵兄弟的教學方式太簡單，而陸九淵兄弟則認為朱熹的教學方式不成體系。鵝湖之會對于書院教學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鵝湖書院便是為紀念鵝湖之會而創(chuàng)建的聞名書院。

四、元代的書院

元代是金戈鐵馬的蒙古貴族的統(tǒng)治時期。元代統(tǒng)治者也積極組織書院，倡導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一起加入到書院建設者的行列，創(chuàng)造了'書院之設，莫盛于元'的歷史記錄。

元朝統(tǒng)治者于窩闊臺十一二年間，在燕京（今北京）創(chuàng)辦太極書院，建周敦頤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人配祀，選刻周氏遺書，禮聘江南大儒趙復在那里講學。而元代著名的書院就是紫金山書院。紫金山書院始建于元代，人才濟濟，以邢州五杰為代表，在全國極富盛名。其中以郭守敬成就最高。郭守敬在數(shù)學、天文、歷法、水利諸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詣。

五、明代的書院

明初，因為漢族恢復統(tǒng)治，提倡科舉，重視官學，士人也都熱衷于正統(tǒng)學業(yè)，書院受到冷落。明中葉后，因為科舉越發(fā)僵化，官學有名無實，一些理學家為救治時弊，多立書院，授徒講學，于是，書院興盛起來。當時書院講學最為著名的是理學大師湛若水和王陽明。他們的弟子后學繼續(xù)建立書院，聚徒講學，于是，書院講學之風盛行一時。

正德元年，王陽明在兵部主事任上因卷入宦官劉瑾與科道官戴銑等人的政治斗爭，而遭貶謫至貴州龍場任驛丞。這為他提供了一個潛心學術的大好機會，于是他埋頭研究《易》，創(chuàng)建龍崗書院。正德四年，王陽明應邀在文明書院講學，首倡'知行合一'之說，各方弟子紛紛前來求教。

除了龍崗書院、文明書院外，著名的還有東林書院。東林書院創(chuàng)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明朝萬歷三十二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新修復并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東林書院一時盛況空前，成為江南地區(qū)人文薈萃的地點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

書院的自由講學與統(tǒng)治者的文化專制制度不相容，雙方的矛盾越來越嚴重。所以，從嘉靖、萬歷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毀書院。但是，因書院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復。

六、清代的書院

清代是由女真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后的第二個由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中國的王朝，也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帝制國家，中國古代書院發(fā)展到清代也經(jīng)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書院在清代總體上是沒落的，但其中富有特色的還是不少。

在康熙七年，甬上證人書院由明清之際杰出的早期啟蒙思想家、著名教育家黃宗羲在寧波創(chuàng)辦。甬上證人書院沒有固定的地址和講學堂，非常像一個流動的講學團體。在康熙三十三年，顏元前往漳南書院任教，但是因為漳水地區(qū)經(jīng)常洪水泛濫，最終院舍被沖毀，顏元在漳南書院任教四個月之后就返歸故鄉(xiāng)。在嘉慶五年，阮元在杭州西湖以前編纂《經(jīng)籍纂詁》時的50間舊屋里創(chuàng)立新型書院，取名為'詁經(jīng)精舍'，并大膽進行書院改革。道光元年，阮元又在廣州城北粵秀山上開'學海堂'。

除了上述的書院外，與王夫之息息相關的船山書院可謂清末最著名的書院。王夫之是中國明末清初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是湖南衡陽人。王夫之晚年居衡陽的石船山，被稱為'船山先生'。明亡后，王夫之在衡陽舉兵抗清，戰(zhàn)敗退到肇慶。后來回到衡陽潛心治學，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撰寫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歷法、數(shù)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其精于經(jīng)學、史學、文學。光緒四年，張憲和在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創(chuàng)立船山書院雛形。四年后，湖南提學使朱逌然倡議建立'船山書院'，將王船山出生地衡陽城內王衙坪的'船山祠'創(chuàng)辦為'船山書院'。

七、古代書院的終結

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民族危機的加深，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刺激，封建教育的弊端重重，以及書院自身的頹廢，是書院必須改革的重要原因。

鄭觀應最早提出了將書院改為書堂的建議，鴉片戰(zhàn)爭后這種主張再次被提及，并受到朝廷重視，但并沒有付諸實施。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為再次提出把書院改制為兼習中西之學的學校的建議。光緒帝在百日維新運動中通令全國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之學的學堂。然而，由于維新運動的失敗，書院改為學堂不得不中止，但是至此書院改革已經(jīng)是大勢所趨。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lián)軍一度入侵京城，書院再次改制學堂。

1903年清王朝命令張百熙、榮祿和張之洞等人以日本學制為藍本，重新制定學堂章程。于是《奏定學堂章程》在1904年1月被公布，也被稱為'癸卯學制'，這是中國第一個以法令形式公布的教育體系。'癸卯學制'的實行標志著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書院舊的教育制度的終結，完成了中國學校教育從古代向近代的歷史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