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出版于1971年的郭沫若著作《李白與杜甫》，在當時掀起了巨大爭議，原因是郭沫若在極其倉促和特殊的環(huán)境下完成的一篇并不算大部頭的作品，并拋出了前無古人的驚人觀點，首次將李白定義為“外國人”。并按照他的說法“李白的性格和詩歌是比較更富于平民性的。”為此郭沫若要將“外國人”李白變成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平民詩人“好鄰居”，似乎要給李白來一枚“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貢獻“的勛章。

拋棄李白自述和李白身邊朋友及后是學者大量論證，以驚世駭俗之觀點，大搞對李白的歷史虛無主義，將中國傳統文化孕育而來的李白，非要變成“外國人”，讓后人為此大跌眼鏡，甚至嚴重傷害了李白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和感情。郭沫若說李白是“外國人”？看李白自己怎么說。李白自己說是隴西成紀人，就是甘肅天水一帶。他自稱是西涼時期涼武昭王的第九世孫。

在其《贈張相鎬二首》其二中說：“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云上?！睗h代的飛將軍李廣有一支后裔定居隴西成紀，李暠是李廣的第十六世孫，他在敦煌、酒泉一帶擁軍自立，號為涼公，死后謚號武昭王。按照國人傳統想法，誰出生在哪里，誰最有發(fā)言權，然而后世大量不負責任的所謂考證。

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全家福

甚至有的學者為了迎合郭沫若觀點，將李白身世進一步搞“迂回研究”，即首先承認他是隴西人，然后又說可能李白這支的祖上流落到外國，最后又搬家來到四川，這種兜圈子的所謂學術研究，并不能對李白的文化價值有多大意義。

此外，郭沫若以大量夸張甚至并不切合實際的語言對李白進行“肉麻”式鼓吹，有時也不知道又是作什么障眼法，在極端諂媚的語調中又對李白進行某種質疑，甚至懷疑李白做人個格調和基本素質，認為李白說他是高門之后，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門第”《郭沫若（關于李白）》，這未免有度人之腹的嫌疑。很難理解，郭沫若曾以“抬李貶杜”的筆法寫了大量贊頌李白的文字，卻多處可見他對于李白的不屑，真是殊不可解。

被譽為“浪漫主義偉大作品”的天狗

此外，郭沫若對李白在安史之亂的處境想當然的進行“胡說”：“由種種跡象來看，李白在寫了《秋浦寄內》之后不久，在天寶十四年的冬季曾經回過梁園，適逢其會，遇到安祿山的叛變，洛陽陷沒，潼關阻塞，因而匆匆地改變糊狀，和宗室南竄。”先不說郭沫若分析的對不對，其對李白行蹤的措辭來看便頗可讓人不舒服，“竄”字乃狼狽相，甚至做了不能見人的壞事往往以此名冠之，何況郭沫若要對他執(zhí)意捧紅一個“外國詩人”來說，這種用詞也真是醉了。想必他這條“天狗”發(fā)了狂，這下不僅吃了月亮，連太白星也給吞了。當時潼關未失手，二是李白并非“南竄”，而是西奔，所以后來才有“東奔向吳國”的詩句。

郭沫若的“李白”是他自己想當然的“李白”，他對于這位“外國詩人”的所謂的狂熱贊揚，并不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而真正的李白比郭沫若陛下的李白更出彩，是照耀中華詩壇最耀眼的大詩人。

李白是偉大的浪漫主義的中國文人，是中華文脈的重要傳承者和創(chuàng)造者，無論郭沫若筆下的李白如何如何，都不能損日月之明，包括他對杜甫的所謂的“貶低”，也都脫離基本歷史客觀現實。作為大唐兩位雙子星座的巔峰代表人物，李白和杜甫都說明了文化的張力和多元性，體現了大唐盛世的包容性和開創(chuàng)性，歸根結底是中華文化的一天根系的兩個優(yōu)秀延伸。學界對郭沫若"揚李抑杜"的評價傾向批評甚多,但所持的依據主要是書中批評杜甫的失當之處,很少對其批評李白的內容進行全面的審視。實際上,《李白與杜甫》雖然表現了"揚李抑杜"的不恰當傾向,但郭沫若對李白同樣有著許多深刻而嚴厲的批評;，蘊含著某種高級黑的成分。

郭沫若不小心曾在其書《我的幼年》中說出了實話，李白在他眼里最多也只能排第三，此刻他忘了曾經如何表達狂熱地喜歡李白：“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边@里最冤枉的是韓愈，其在古文運動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其學術水平和道德文章均經得起歷史檢驗，卻不知因何得罪了郭沫若竟要其“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