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因一個無心之舉再次被世界發(fā)現(xiàn)。中古時期一千多年的壁畫、彩塑，重新改寫了中國繪畫史。敦煌之美，引發(fā)了張大千、常書鴻、董希文、常沙娜、何鄂等幾代藝術家前仆后繼、魂牽夢繞。

那么敦煌到底美在何處？

又與其他石窟壁畫有何不同？

為什么讓這么多的藝術家、學者、愛好者紛紛奔赴這個戈壁灘上的小城？

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愿意為敦煌付出青春乃至一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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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畫派》

秦川 / 安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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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畫派》宣傳片

《敦煌畫派》，國內首部從美術學角度來解讀敦煌壁畫的歷史淵源與傳承的大型電視紀錄片。自2016年登上中央電視臺《探索·發(fā)現(xiàn)》欄目，就在豆瓣上獲得8.2分、騰訊視頻8.6分的高分評價。

這樣一部好看又耐看的大型電視紀錄片，曾經(jīng)多次遭遇不順，甚至經(jīng)歷“難產(chǎn)”。

在問到秦川和安秋兩位導演選擇這樣一個題材的初衷時，秦導和安導瞬間打開了回憶的大門。而這些回憶，并不是外人眼中的成就喜悅，更多的是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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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導演在洞窟里拍攝

秦導：其實并不是我么選擇了《敦煌畫派》，而是《敦煌畫派》選擇了我們。在拍攝《敦煌畫派》之前，我們已經(jīng)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大河西流》《敦煌書法》《敦煌伎樂天》等多部敦煌歷史文化題材紀錄片，分別從敦煌歷史、地理、書法、音樂舞蹈等多個角度表現(xiàn)敦煌文化，唯獨沒有從美術學角度去解讀，主要是我們一直覺得自己的美術學養(yǎng)不足以支撐這么宏大的主題。因為敦煌石窟藝術是敦煌文化的核心，沒有豐富的中外美術史的修養(yǎng)，沒有對歷代美術家及作品的鑒賞能力，沒有對敦煌藝術與當代美術創(chuàng)作關系的深入研究，我們不敢碰這么高端的選題。

但是，2013年5月，甘肅省委宣傳部領導給我們下達了紀錄片《敦煌畫派》的創(chuàng)作任務，我們只能硬著頭皮迎難而上。可能當時省委宣傳部的領導認為只有我們團隊可以勝任這項任務，我們別無選擇。

秦導、安導和攝制組團隊

安導：眾所周知，馮驥才先生1997年時曾寫過一個非常好的紀錄片拍攝腳本《人類的敦煌》，但20年來一直沒有付諸拍攝。細究發(fā)現(xiàn)，全篇三分之二的內容都在講敦煌美術。集畫家、作家、文化學者于一身的馮大師對敦煌美術的領悟極深，也深知這才是莫高窟藝術的核心，他不可能棄之或輕之。但這樣純學術的題材對導演的影像呈現(xiàn)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難度，所以迄今為止，中外沒有一個導演以敦煌美術為主題做過紀錄片。可我們這個偏遠之隅的只有5人的攝制團隊，在同類紀錄片投資一集已達150萬的局勢下，我們揣著一集10萬的預算就去吃那只螃蟹了！

從最初在浩如煙海的學術資料里'撒網(wǎng)捕魚'，到四處采訪尋找好看的故事線索，再到洋洋灑灑五六萬字的拍攝腳本，好像一切都沒有什么問題，可越往后做越發(fā)現(xiàn)，太難了，就像一幅巨畫，人物和風景，色彩和線條，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沒有什么問題，可放在一起并不一定好看一樣。連最篤定的總導演秦川，到最后都有點急了。最崩潰的時候，我們都后悔地要命，怎么承接了這么難搞的一個項目。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當時我反復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需要慢下來?？赡芪覀円呀?jīng)習慣了一年推出一部片子，一看無法實現(xiàn)時，心就亂了，心一亂腳步就亂了。

慢下來，真還是靈丹妙藥。我們挖掘到更多情節(jié)豐富的故事線索，采訪到更深更高的解讀理念，讓片子更厚實，更有情趣了，而不是純粹的一個敦煌美術展示片。這一經(jīng)歷，對我改變很大。過去，我一個月可以寫4集腳本，現(xiàn)在一個月也寫不了一集。不是拖延，而是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讓我有了真正的敬畏感。一知半解，浮光掠影，人云亦云，也可以去解讀敦煌。但是要想解讀好，就必須真正沉潛下來，要走深，走心，要思考多于表達。

套用蘇格拉底“未經(jīng)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我想說一句自己的感悟：未經(jīng)省察的表達沒有價值。真正思考過的表達是有根的，它穩(wěn)妥，素樸，真誠。

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連續(xù)一千多年的壁畫、彩塑被重新發(fā)現(xiàn)，掩埋在流沙里的半部《中國美術史》，引發(fā)了當代中國畫家長達70年的“本土西行”。

張大千、常書鴻、段文杰、董希文等一大批藝術家在莫高窟追慕晉唐，重返傳統(tǒng)，從敦煌汲取中國繪畫變革的力量。許多藝術家終其一生面壁臨摹，雖九死其猶未悔。這部紀錄片可以說是為幾代藝術家的敦煌朝圣之路做了一個很好的梳理。正是這些藝術家的故事，為靜止的敦煌壁畫和彩塑注入了血肉和活力，讓常年沉睡于冰冷洞窟里上千年的古代藝術“復活”了。

也正是這些藝術家用更溫暖、更真實地方式，拉近了普通民眾對敦煌的認知。那么多的藝術家，在秦川和安秋兩位主創(chuàng)眼中，誰的故事更打動他們自己呢？

張大千先生與弟子在莫高路臨摹壁畫

1941年，張大千先生在榆林窟

秦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張大千先生。張大千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頂尖畫家，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但到了敦煌卻被古代敦煌畫工的藝術徹底征服，并心甘情愿地在荒涼寂寞的沙漠深處面壁三年，抱著一份虔誠的心臨摹壁畫，追溯漢唐藝術傳統(tǒng)。他最后離開敦煌也是受到地方官吏的排擠打擊，迫不得已才走的。

說明他對敦煌藝術的熾愛到了何等地步！也說明敦煌藝術是中國最好的藝術。只有真正的大師才能體會到敦煌對中國美術意味著什么。既然中國第一流的畫家都這樣膜拜敦煌，敦煌的意義和價值不就不言自明了。

萬庚育先生晚年依舊在臨摹敦煌壁畫

安導：做紀錄片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采訪，他們的真知灼見，他們的人生故事，他們對藝術的思考都會在無形中，帶著我向上走，向生命的內里走。采訪過程中，我曾問藝術家萬庚育先生'您后悔嗎？'

腦梗后發(fā)音困難的她，一字一句地說：“不！后！悔！”

“為什么？”

“藝術，藝術！”

如果你知道她的背景和經(jīng)歷，就會覺得這幾個簡單的字，字字扎心。

萬庚育是張大千的關門弟子，也是徐悲鴻的高徒，她出生在湖北黃陂縣豪門望族，從小酷愛畫畫。后來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在徐悲鴻門下學習油畫。1954年，她和愛人李貞伯義無反顧來到敦煌。卻在文革特殊歲月里，受到難以想象的折磨和傷害。這幾個簡單的字從這樣的人口中說出，是不簡單的！更讓我感動的是她的平靜，那種事了拂衣去的大靜，是真正在藝術中修煉后的禪定。

季羨林先生曾經(jīng)對敦煌有過這樣的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美國漢學家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在她的作品《絲綢之路新史》中也說到：“如果只能參觀一個絲路遺址，去敦煌?！?/span>

為什么是敦煌？

敦煌的魅力為什么如此之大?

影響如此深遠？

敦煌連接的不僅僅是古代與現(xiàn)代幾千年的時間更迭，還有中國文明與西域以及西方世界多個文明的交流與傳承。敦煌早已經(jīng)不是中國的敦煌，而是世界的敦煌。《敦煌畫派》的制作，也讓兩位老師對于敦煌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敦煌莫高窟掠影

秦導：為什么敦煌藝術在近幾十年里深刻影響了中國美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美術大師？這也是我們在片子里要回答的問題。敦煌莫高窟是人類文化遺產(chǎn)中獨一無二的美術奇跡，一部深藏在大漠中的中國美術《詩經(jīng)》。

敦煌壁畫呈現(xiàn)了中國繪畫技法與風格的千年流變，反映了絲綢之路上四大文明的交流融合，展示了中國美術史上最燦爛輝煌的篇章，對中國美術發(fā)展的歷史貢獻十分巨大，對世界美術的影響十分深遠，其歷史地位與藝術價值無與倫比。

更為重要的是，敦煌石窟藝術所反映出來的敦煌文化精神，也是絲綢之路精神的完美體現(xiàn)。敦煌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走向歐洲、走向世界的一次文化的輸出和拿來，它保留了一段將近千年的、不斷地主動向外探索的民族記憶。

敦煌最可貴的就是從不仰人鼻息，既尊重西方的東西，也尊重本民族的東西。這是一種有容乃大、博大精深、五湖四海的精神，這應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源。

 雪中的莫高窟

安導：我這些年在采訪中也不斷請教各位專家學者，為什么是敦煌？得到的答案中最多的是這幾個詞：開放、包容、博大、信仰、自由等。我覺得還應該有一點，那就是工匠精神。

最初重視到這一點，是采訪雕塑家杜永衛(wèi)復制莫高窟45窟最迷人的那尊脅侍菩薩時受到的啟發(fā)。很多藝術家說敦煌的東西都是古代工匠們的作品，但他卻希望自己能做這樣一個對藝術如此虔誠的工匠。

杜老師說，只有親自去復制這尊菩薩，從一個裙褶，一個紋樣，甚至唐代塑工留下的一抹泥印去體會他們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表達時，才會深切地體悟到，這些敦煌工匠有多了不起。雕塑大師何鄂說她曾數(shù)月待在194窟，觀察和復原那些天王和菩薩。她后來發(fā)現(xiàn)，哪怕嘗試著做一點點改動都不行，都會破壞那種完美。只有這時，你才會發(fā)現(xiàn)這個工匠是把自己的生命融進去了，否則無法解釋這樣的美。

如果說，當時我只是從技藝的修煉和創(chuàng)作的虔誠去理解工匠精神時，那么后來遇到的一件事，讓我的認識更深了一步。其實是采訪中偶然聽到的一句話，畫家馬剛說他記得有一年的春節(jié)，他去到敦煌莫高窟看他弟弟馬強。大年初一早上，出門看見史葦湘先生夾著厚厚的兩個大本子，到敦煌研究室里去做研究。對他來說，好像就沒有過年的概念，任何時候都在搶時間來工作。

當時是很不經(jīng)意地說起這么一件事，但對我如何理解時間的意義卻帶來極大的震撼。我覺得史葦湘先生一定是一個時間旅行中的大修行者。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但忙的心境不一樣。如果總是覺得趕緊把手頭這件事忙完是一種擺脫，那就會很累，很焦慮。可是，接下來呢？是不是還在時間里？就像詩人拉金在詩歌里對時間的詮釋：日子是我們活著的地方/它們到臨，它們一次又一次地，喚醒我們/它們是要快樂度過的/除了日子我們還能活在那里？

我說的這一點貌似有點離題，但事實上，這些為敦煌付出的藝術家們，以及古代無數(shù)的無名畫工們，他們之所以能留下這樣的藝術財富，是因為他們真正能沉潛到時間里，是時間的大修行者，而不是浮在時間外的流浪者。只有這樣，藝術生命才沉著，有力，持久，樸素。當下的藝術家呢，真的是太著急了！畫家一幅畫完趕著畫另一幅；詩人一首寫完趕著寫另一首；作家出了一本趕著出另一本。都在追著時間外面的那個自己，而不是真正面的時間里的這個自己。我們這個時代，太需要工匠精神了，不論是哪個行業(yè)。

在《敦煌畫派》這部紀錄片拍攝的兩年多里，秦川與安秋以及整個攝制組，幾乎是將敦煌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過無數(shù)次了，也與無數(shù)為“敦煌人”交流溝通，從物理層面到心理層面，全方位地感受敦煌的意義與價值，與敦煌的化學反應不斷升華?，F(xiàn)在“敦煌”二字已經(jīng)深深印在兩位導演的骨血之中，他們內心對于敦煌的熱愛數(shù)不清、道不盡。

莫高窟的日出

秦川導演在莫高窟進行拍攝

秦導：我是敦煌人，在大佛腳下長大，和敦煌文化有天然的血緣關系，對敦煌的熾愛滲透在骨子里，融化在血液中，完全可以避免水土不服，接不上地氣。這是我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紀錄片屬于電視業(yè)界的陽春白雪，拍攝難度遠高于新聞和娛樂節(jié)目，而且在當下中國又不可能獲得顯著經(jīng)濟效益，是個費力、費時、費錢、費人的苦差事，許多省級臺都迫不得已撤了紀錄片欄目，省級以下的市縣級臺連吃飯都成問題，更無力支撐紀錄片創(chuàng)作。

只有很少的一小撮'殘匪'在勉力維持。我就是其中一股'殘匪'的“匪首”。十多年來，我們死守著敦煌這一塊文化厚土，一次次從敦煌出發(fā)進入博大的歷史，在古老的河床里撿拾文明的碎片。

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土匪'最大的優(yōu)勢是熟悉地形，神出鬼沒，靈活機動。我們熟悉敦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知道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老百姓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而且我們作為當?shù)氐拿襟w，有一個外地人無法相比的地利優(yōu)勢。我們可以用最小的代價，來換得最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片子都傾注了濃濃的感情、鄉(xiāng)情，它們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褪色，相反，歲月會賦予它更強大的生命。

安秋導演與麥積山石窟的佛像

安導：從2002年那個夏天，我在酷熱的辦公室搜集整理《大河西流》的學術資料算起，與敦煌歷史文化紀錄片已經(jīng)有16年的糾纏了。我用了'糾纏'這個詞，因為這個過程是被動和主動、走近和疏離，堅定和迷茫一直在交織的過程。

敦煌給予我的，要遠遠大于'在央視播出9部近50集紀錄片'這一量化的數(shù)字。因為更多看不見、也不曾言說過的生命體驗，已經(jīng)積融入到骨子里積淀到思想里了。它改變著我對生活對藝術的情感和思考。

16年來，面對日復一日的重復，面對浩如煙海的敦煌文史資料，面對為了調和艱深學術與觀眾喜歡的影像表達這一矛盾而改了一遍又一遍的稿子，還有項目資金爭取和拍攝協(xié)調溝通的各種難題，我們的耐心和激情都會遭遇考驗。所以，我用了糾纏這個詞，因為這是一種一次次走近，又一次次想逃離，結果又緊緊擁抱了敦煌的情感歷程。正是這樣的情感體驗，讓我更加敬重常書鴻等一代代用生命去愛敦煌的人，他們所遇到苦和難是我們的千倍萬倍！

我曾在采訪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老師時問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我走了那么多石窟，唯有在敦煌，總有一種深深的心靈朝圣感？趙聲良老師說，因為這里不僅僅有古代的文化藝術，更有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一代代人對敦煌深沉的愛與付出。

前不久，在宕泉河對岸拍攝時，我采了一把荒漠上干枯的蘆花，一個人又一次來到常書鴻的墓前，以前也來過，但從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懷著深刻的情感和生命的感動。因為這16年敦煌給予我最大的財富，就是讀懂了愛與信仰。

所以，你今天問我這個問題，還真是讓我認真地想了想我與敦煌。敦煌在我心里就是一尊大神，他似乎什么都說了，又什么都沒有說，但他一定值得追尋。

我曾在《我在敦煌等你》這首詩里寫下這樣的話：你來的方式，我一無所知/是哀傷的肉身，還是一句偈言/或許，是你們,一張張被面具錯亂的面孔/至于敦煌，那只是一個詞，被神愛著的詞/我要找到你，在萬物中找到你/默默挽起你的手臂，像我的哥哥，我的父。

麥積山133窟小沙彌

敦煌是一塊寶地，也是一塊精神的沃土，這里能生長出智慧的花朵，也能挖掘出藝術的寶藏。這里自古以來就是東西交匯的重要關隘，也是各種文明碰撞、薈萃、沉淀、傳承的集大成者。

一部《敦煌畫派》獲得成功后，秦川和安秋兩位導演又一次踏上征程，開啟全新的作品創(chuàng)作。2018年，秦川、安秋團隊開始創(chuàng)作拍攝由甘肅省委宣傳部策劃并全額出資的四集紀錄片《中國石窟走廊》和甘肅省人民政府、敦煌研究院共同出品的兩集紀錄片《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兩部紀錄片都將于今年與廣大觀眾見面。在本次訪談的最后，我們也來了解一下這兩部新片的精彩亮點。

 攝制組拍攝《中國石窟走廊》

秦導：這兩部作品都是去年啟動拍攝的，與以往相比，首先是題材范圍的擴大，《中國石窟走廊》把我們的拍攝范圍由敦煌石窟群擴大到了新疆克孜爾石窟、甘肅河西走廊、隴中、隴南、隴東石窟群以及山西大同云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也就是說，拍攝范圍由敦煌擴展到全省乃至全國。

《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則由敦煌延伸到柬埔寨吳哥窟，讓兩大世界遺產(chǎn)進行一次文明的對話。拍攝范圍由國內擴展到了國外。這是范圍的擴大。在表現(xiàn)手法上，我們堅持十多年來的成功經(jīng)驗，就是打通古今，連接中外，把甘肅石窟藝術置于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的宏大歷史背景上進行重新解讀，多向維度呈現(xiàn)石窟文化與當代中國的聯(lián)系，讓普通觀眾毫無障礙地進入石窟藝術世界。

堅持始終貼著地行走，以絕不摻假的真實記錄為核心，不惜血本做最詳實的調查和最真實的紀錄。用活動的人物故事串連波瀾壯闊的歷史風云。

我們這次嘗試引入學術主持人現(xiàn)場解讀和串接的方式，破解歷史文化紀錄片過于學術化、觀眾不容易看懂的難題。出色的現(xiàn)場講讀，實時牽引著觀眾的視線，讓嚴肅的歷史話題變得娓娓動聽，淺顯易懂。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博士為本片進行現(xiàn)場解讀

安導：這兩部紀錄片其實已經(jīng)完成了大部分的拍攝，腳本也已經(jīng)是五易其稿了。可是這些天我們又在重新搜集資料，又在改腳本。因為又發(fā)現(xiàn)了很多新的線索和故事要融入，只有這樣不斷的融入和修改，片子才會越來越厚實越耐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這幾天在修改《莫高窟和吳哥窟的對話》，想在兩大文化遺產(chǎn)鏈接的歷史圖景中再多找一點線索。很偶然發(fā)現(xiàn)，莫高窟323窟北壁的佛教史跡畫上竟繪有曾撰寫了《扶南異物志》的東吳人朱應。

朱應何人？公元3世紀中葉，東吳孫權曾派出大使康泰帶著朱應去巡游南海各國。朱應回國后寫下了《扶南異物志》，記述了他出使扶南（編者注：扶南是存在于古代中南半島上的一個古老王國，存在時間從公元1世紀一直持續(xù)到公元7世紀末葉，位于現(xiàn)在柬埔寨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的見聞。壁畫上，他正和僧人雇船載著石佛去天臺山通玄寺，江岸僧俗婦孺紛紛接迎跪拜。我接著繼續(xù)查資料，竟發(fā)現(xiàn)有專家推論，石佛有可能就是從扶南運來。因為，那時候的中國早已通過海路與世界對話了。你說，類似這樣有趣的細節(jié)值不值得一次次去尋找和發(fā)現(xiàn)。

攝制組在柬埔寨實地拍攝《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

上周總導演秦川興奮地說，他又整理了100多萬關于《中國石窟走廊》的資料，以前腳本中有些東西想推翻重來。我說推倒就推倒吧。我現(xiàn)在對推倒重來的心態(tài)和過去已經(jīng)不一樣了，以前一聽重來就懊惱和失落。但現(xiàn)在很平靜，而且學會看著推倒的‘廢墟’思考和總結。因為這些年不斷地推翻自己，讓我體悟到，每一次推倒后的重建都意味著一次提升。

你問有什么創(chuàng)新？我和總導演前些日子正好也商議過怎么面對這兩個片子。我們的定位是回歸、自信，我反復加的一句是‘靜下來’。歷史文化紀錄片雖然不像實驗探索電影那么小眾和邊緣，但說句實話，它確實不是吸睛的電視熱播劇。歷史文化的紀錄片和歷史文化本身一樣，是沉靜的，深厚的，不需要打扮成人見人愛的小姑娘。所以，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不應該把定位放在如何吸引和迎合觀眾上，而是和《敦煌畫派》一樣，用學術支撐解讀，用故事強化表達，用藝術引領審美。

對于敦煌的研究，無論是學術派著書立作，還是實踐派的保護探索，都是殊途同歸。所有熱愛敦煌文化與藝術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能量與方式，去理解、去詮釋、去傳承、去弘揚敦煌文化、敦煌精神，而這項工作已經(jīng)傳了一代又一代，并且還會繼續(xù)傳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