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上午，最長“疑罪從掛”案在發(fā)回重審22年后終于在河南省夏邑縣人民法院開庭。法院經過審理當庭宣判，法院宣告當事人張玉璽無罪，聽到判決結果，河南農民張玉璽當庭痛哭。

此時距離案發(fā)已經過去了27年。

沒有誰能預料，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竟然20余年未決，當事人經歷了“過山車”似的審判后，終于恢復清白之身。

因27年前與村民張公社家的一場毆斗，張玉璽被認定為打死張公社父親張超明的犯罪嫌疑人。

1997年張玉璽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河南省夏邑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其上訴后該案被發(fā)回重審。

2001年，張超明死亡案的真兇張勝利被判決后，張玉璽被取保候審。

18年來，被釋放的張玉璽一直以“嫌疑人”身份生活。平心而論，1月29日這場姍姍來遲的庭審，對于張玉璽來說，的確非常重要。

眾所周知，在農村生活，長期戴著一頂“嫌疑人”的帽子，是無論如何也抬不起頭來的。通過國家司法審判，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給出一個公正權威的答案，而不再是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這對張玉璽在村里過正常人的生活有很重要的意義。

不僅如此，牽涉這起械斗傷害案件，將近10年的羈押，張玉璽雖未定罪，卻早早失去了寶貴的人身自由。

根據《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jiān)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如果侵犯人身權，受害人有取得賠償?shù)臋嗬?，但是，如果還沒有“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來終止追究刑事責任，即便是先前被采取逮捕措施、限制人身自由，也不能啟動國家賠償程序，再溫暖的國家救濟光芒，也打不到張玉璽的身上。

（1月26日，張玉璽拿到了夏邑法院開庭通知）

回看這起案件，從訴訟程序上看，長達18年的“取保候審”，的確不無違法之嫌。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fā)生社會危險性”、“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責令提出保證人或交納保證金，擔保不逃避偵查和審判，隨傳隨到。

從這起案件看，之所以“取保候審”，既有“不致發(fā)生社會危險性”的考量，更是因為“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

相比起逮捕這種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取保候審顯然更“輕”一些，但并不意味著，這種強制措施就可以“無限續(xù)杯”。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被取保候審的對象，“未經執(zhí)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住址、工作單位和聯(lián)系方式發(fā)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zhí)行機關報告”“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等，這些帶有限制性的規(guī)定，意味著被取保候審的對象，時刻都處于國家追究的“陰影”之下。如果任其無限延續(xù)，無疑是對當事人權益的剝奪和侵犯。

依據《刑事訴訟法》，“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公安機關在取保候審期間不得中斷對案件的偵查，對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根據案情變化，應當及時變更強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候審”，“縣級以上執(zhí)行機關應當制作《退還保證金決定書》，通知銀行如數(shù)退還保證金，并書面通知決定機關”。

為什么張玉璽的“取保候審”，能夠無視法律剛性規(guī)定，竟然長達18年之久？

或許，在有關辦案機關或者辦案人員看來，張玉璽在這起案件中有很大的嫌疑，對他的取保候審“懸而未決”，也是為了不放縱任何一個真正的“黑手”。

問題是，張玉璽在案件中的“犯罪角色”，還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據張勝利稱，“張玉璽朝張超明頭上砸了一鐵叉”，“張超明倒地后，他和張葉、張玉璽又繼續(xù)打張超明”，但是在張葉及其他現(xiàn)場證人“均未提到張玉璽和張葉參與毆打了張超明”。究竟是張勝利所言屬實，還是其他證人的證言為真，如果沒有定論，就有將無辜公民錯誤追究的可能。

堅持“疑罪從無”，是現(xiàn)代法治的重要特征。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如是說，“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

就算張玉璽是這起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只要法庭判決尚未作出和生效，他就是擁有清白之身的公民，也應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不能用法律材料去打造一張違法的“籠子”。之所以堅持“疑罪從無”的法治精神，也是為了保護更多的無辜公民不受利維坦的追究與侵害。

回到張玉璽案，“疑罪從掛”18年之久，不僅損害了一個公民的正當權益，更戕害了國家司法，以及法治權威。對張玉璽案作出契合正義的判決還不夠，該給予國家救濟的，應依法作出賠償。不僅如此，對辦案過程中采取不當強制措施的責任人員，也應依法追責問責，為該案畫上一個圓滿的正義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