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論語》，不過是一本語錄，除雜亂無章之外，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沒有推理。這類主觀論斷一遇到邏輯推理，就會顯出其荒謬。下邊僅舉孔子回答學生子路和子貢的提問，就可見一斑。
一天子路問老師：“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以殉，但管仲卻沒有自殺。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原文為：“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子說：“桓公多次召集各諸侯國的盟會，不是用武力，而是管仲的輔佐啊。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保ㄔ臑椋鹤釉唬骸盎腹藕现T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之所以提出這個疑問，是因為孔子一直強調(diào)“事君以忠”，即令到了人們認為諂媚的地步也不在乎（事君以忠，人謂之諂）。但是春秋時候管仲并不忠于舊君公子糾，相反，公子糾在齊桓公的壓力下被魯國殺了，召忽自殺以殉其主，管仲不僅沒有殺身以從，還歸服了公子糾政敵齊桓公，擔任了宰相，這當然是不忠不仁。
子路是少有敢于質(zhì)疑孔子的學生，以此問孔子，頗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孔子已陷于二律背反：要忠君就應(yīng)該殺身成仁，那么，管仲就沒有之后的輝煌，也沒有孔子贊揚肯定的基礎(chǔ)。要肯定贊揚管仲之后的輝煌，就必須拋棄忠君的陳詞濫調(diào)。
在子路的追問下，孔子已無法自圓其說，只好繞開“事君以忠”另立仁德標準：指出有管仲幫助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的功績。
孔子并沒有回答自己理論的前茅后盾，而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子貢對此很不滿意，依然拿子路提過的疑問問孔子：“管仲算不上仁人志士吧？齊桓公殺了他的主子公子糾，他不能殺身一從，還擔任宰相輔佐齊桓公?！保ㄔ臑椋鹤迂曉唬骸肮苤俜侨收吲c？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保?/font>
孔子回答說：“管仲做齊桓公宰相，稱霸諸侯，匡正天下服從天子，人民現(xiàn)在還都享受到他的恩惠。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還要受狄人侵擾，被同化為野蠻人。豈能拘泥于普通男女那類小節(jié)小信？跳進小水溝自己淹死，又沒有人知道?！保ㄔ臑椋鹤釉唬骸肮苤傧嗷腹?，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保?/font>
孔子大概有點生氣，又提出三條標準為自己辯護：其一是，管仲幫助齊桓公匡正天下，民眾受益；其二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成為野蠻人；其三是，忠君是匹夫匹婦的行為準則，是小信小節(jié)，死了也沒有人能知道。
這是似是而非的詭辯。
首先，民眾受益即愛民，愛民同忠君經(jīng)常相對立，只有在極其少有時候才出現(xiàn)暫時的統(tǒng)一。孔子的這條標準，事實上已經(jīng)背離了“事君以忠”的道德標準。
其次，沒有管仲，中原民眾都會被異族同化為野蠻人是危言聳聽，這同孟子所說：“天不生仲尼，漫漫長如夜”一樣，都是唯心史觀的產(chǎn)物。歷史總是按照發(fā)展的需要，不斷呼喚著各色各樣的英雄偉人，當歷史需要這樣人物出現(xiàn)時，必然會涌現(xiàn)出來，從沒有人物斷層，從沒有整個社會群龍無首的荒蠻時期。
再次，孔子說忠君是“匹夫匹婦”“小信小節(jié)”的論斷，已“同事君以忠”大相徑庭。如果是小信小節(jié)，就沒有上升到仁德標準的層次，不能成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領(lǐng)性行為準則，亦即后來儒家門徒歸納的三綱。更重要的是，匹夫匹婦的圈定十分荒謬。歷來王侯將相沒有種子，人類繁衍過程中，不遵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遺傳規(guī)律，每個人在蓋棺之前，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如果眼下的不忠或叛變叛離是為了將來的建立功業(yè)揚名立萬，那么所有不忠和叛變叛離都不應(yīng)受到指責，忠君的道德標準就不能成立。至于之后能不能建功立業(yè)揚名立萬，那是將來的事情，要受各類條件的制握，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很顯然，孔子被兩個學生擠兌在墻角，就地轉(zhuǎn)身中，他不能認識到忠君標準的荒謬，只能慌不擇言地亂說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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