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個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為背景的電影，45歲的導演陸慶屹將鏡頭對準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因為故事從2013年春天延續(xù)到2016年春天，所以有了現(xiàn)在這個片名。電影之外，這家人又有著怎樣的生活？請聽陸慶屹近日在“一席”演講上講述自己的故事。 ■演講 陸慶屹 ■整理 記者 徐蓓 我爸我媽 我拍了一部電影，叫《四個春天》，是獻給老爸老媽的禮物。 我出生在貴州南部獨山縣的一個小鎮(zhèn)，叫麻尾。這個小鎮(zhèn)只有一條街道，它與一條特別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狹長的山谷里，因此我童年的記憶大多與青山綠水交織在一起。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較多，那些民族都喜歡唱山歌，時常在曠野里能聽到很遠處的歌聲。青年男女會在兩個小山丘上對歌，選擇伴侶。 我媽媽從小酷愛山歌，并且想方設法學唱山歌，幾十年下來，她在當地很有名氣，紅白喜事都有人找她去助陣。所以在我的記憶里，她總是非常繁忙。 我記得小時候過春節(jié)，麻尾舉行全民狂歡活動。重頭戲是舞龍舞獅，還有騎擺馬。就是選出七八個小孩扮演戲曲里的古人，騎上馬，到村村寨寨去游街，馬走起路來屁股甩來甩去，所以叫騎擺馬。我3歲多的時候，我媽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對著小人書琢磨著給我做了一套“擺馬英雄”的造型。 我爸爸是個物理老師，性格非常溫和，我印象里他從來沒有發(fā)過火。他也酷愛音樂，音樂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幾乎每一種他能碰到的樂器，他都會去自學，他一共會20多種樂器。 他還會做一些簡單的樂器，笛子、二胡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顧家庭，我爸爸其他時間都浸泡在音樂里。他曾經說：有你們3個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還有那么多樂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學的山腳下，可以說開門見山。我三四歲的時候，因為生活太困難了，爸媽工作之余，到鎮(zhèn)上借來大鐵錘，用半年多時間開山，生生辟出了幾塊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地方，一趟一趟地挑來土，壅出兩塊菜地，種了各種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 但即使在那段時間里，我們家也總是有歌聲相伴。除了沒有肉吃，我的童年記憶都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樣貌。 1998年，我爸媽借錢蓋了一個房子，花了半年多時間。但沒想到一年后，火災莫名其妙地發(fā)生了。父母辛勞一輩子攢下的一個家，就這樣被燒了。 那天我媽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對著焦黑的房間，手足無措，有點欲哭無淚的感覺。我們在一堆炭黑色的東西里翻了翻，剛買的新電話融化成一團，我姐買的小DV也燒壞了。 我爸從廢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經快燒成炭了，他吹了吹灰，嘆了口氣，下樓去了。我繼續(xù)在房間里東翻西翻。過了一會兒，我突然聽到沙沙的琴聲，跑出去一看，我爸在天井的井臺上拉小提琴。琴聲在空曠中回旋，他的動作很輕柔，似乎看不出發(fā)生了什么事。聽著殘破的琴聲，我想，那個時候可能只有音樂可以安撫他。我就站在那里看著他，看了很久，也覺得心情平復了很多。夜里我們倆點著蠟燭，用柴火煮了點東西吃。 第二天，我媽回家來，看著一片狼藉，渾身發(fā)抖。她愣了10秒鐘，也沒問什么，定了定神就跑到樓上去找照片。我們家的那些老照片，被燒得只剩下大概1/5。 照片對我們家來說非常重要，我爸媽說這是記憶的物證，他們非常留戀時光。 我爸媽年輕時談戀愛是很秘密的，幾乎沒有人知道。有一次，我媽無意間聽到別人嘲笑我爸窮得一雙鞋都沒有，她跑回家大哭一場，做了一雙千層底布鞋給我爸。那種鞋一般要做半個月，她3天就做完了。 他們剛結婚的時候，一口鍋都沒有，現(xiàn)在的人很難想象那種狀況。但即便是這樣，我爸媽每年都會攢一些錢，假期的時候，到縣城請照相館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我記得有張照片里是我爸給我媽戴花。前兩年，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又拍了一張同樣的照片，前后相差53年。還有父母在我們家房子前面的留影，這個房子承載了我很多美好的記憶。 這幾張老照片都沒有被燒掉，命運還算眷顧我們?，F(xiàn)在每年回家的時候，我們都會一起翻看老照片，說說笑笑。這些被喚醒的往事，印證了我們的記憶，填補了那些空缺的時光，似乎一個家的光陰更完整了。 北漂生涯 雖然在這種家庭氛圍下長大，但我其實從小很孤獨，因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學了。其他孩子都有兄弟姐妹，而我總是落單的，被排擠也很正常。 我很早就習慣了自娛自樂。上初中的時候，我一般都是三四點鐘起床，往城郊的飛機場那邊瞎逛，回來后煮一碗面，吃完背著書包去學校。我會坐在教室的窗臺上，看天光漸漸亮起，同學們陸陸續(xù)續(xù)進了校門，在操場上走過。 好像我這一生的角色，總是和人群隔著一點距離，我只是一個觀察者。我很少與人交流，沒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喜歡寫日記，每天都寫。當天的天氣，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會記錄下來。 后來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歡加班，喜歡坐夜班車。那時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誰也看不清誰。公交車是不開燈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下。我就把手伸到書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鉛筆頭在書包里寫日記，盲寫。寫哪個站上來了多少人，燈光是怎么劃過的，街上有些什么變化，諸如此類。 1999年，我離開北京，去了貴州羅甸縣的一個礦山，因為我覺得做什么都是一輩子，無所謂了。但是在礦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經忽略的東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臨，開始只能看見幾顆亮的，眼睛適應黑暗后，星星越現(xiàn)越多，最后布滿了整個天空。天空底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蒼茫茫地望不到邊。 我經常坐在山頭看著世間萬物，感受到人的渺小，也時常為自己的無足輕重而嘆息。這些東西對我沒有具體的影響，但它打破了我的日常經驗，促使我觀察身外的東西，注意天地的樣貌、時間的來去、生命的源泉與盡頭。 就這樣，5個月過去了。2000年過年后的一天，剛剛炸了一個礦洞，大家在洞口等著灰落下去。我不知怎么，也不等其他人，點著蠟燭就一個人鉆了進去。里面黑洞洞的，只聽到自己踩著碎石和呼吸的聲音。 在寂靜里，我發(fā)現(xiàn)石壁上炸開了一個十幾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窩晶瑩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圓心。亮晶晶的光透過水晶折射過來，從各個方向鉆進了我的眼睛。突然間我被感動了，心想：它們埋藏在山體里，沒有人知曉，仍然朝著最純凈的方向生長，為什么我不可以？為什么我要在這里蹉跎？ 過了一個月，我離開了礦山。 回到北京，我做過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2008年我買了一部相機，拍得很瘋狂，每天卡都是滿的。 因為拍照，我學會了用不同的視角和眼光去看這個世界?；ɑú莶?、日落月升、街上行人、鋪在地面上的光，每一種現(xiàn)象我都很有興趣。因為拍照需要等待和觀察，慢慢地，我不再急躁，越來越安靜。 2009年，我注冊了豆瓣，沒想到這是人生的另外一個轉折。我在豆瓣上開了一個相冊《回家》，就是回老家時，記錄父母的生活、田間地野的日常、街坊的往來。沒想到這些普通的照片下面，有很多評論，讓我特別感動。 這種感動促使我去重新審視自己，去觀察那些逐漸消逝的小城生活。離開家20年，我所有的審美、思維、習慣都被重構了，變成了家鄉(xiāng)的旁觀者。我回去的時候不需要跟生活較勁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義就在這一片瑣碎中浮現(xiàn)出來。這些意義可能是詩意的、現(xiàn)實的，也有一些帶著浪漫色彩。 《四個春天》 最開始，因為對家庭氣氛的迷戀，讓我產生了一種想記錄下來的想法，于是我買了一臺可以拍視頻的相機。 兩年多之后，我無意間看到一篇侯孝賢的訪談。電影學院的學生問他：怎么開始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侯導說：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開始？ 這句話很打動我。既然已經有了那么多的素材，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呢？ 我開始帶著學習的意識去了解電影是什么。從豆瓣影評里開始搜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點點建立起我的電影概念。之前我的觀影量可能還不到100部，那一年我一共看了800多部電影，有的電影看了十幾遍，電影思維慢慢有了模糊的輪廓。 這期間，我也曾懷疑過自己。有時我會想，自己在這個世界里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從過往的人生閱歷里，并不能找到確切的答案，但有一點我確信：每個人都是不可復制的，每個人都有與世界相處的獨特體驗，也都可以把這些體驗表達出來。對電影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意識到，它比我之前從事過的繪畫、攝影更適合表達我的感受。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電影來獻給父母。帶著這種想法，我更細致地去觀察父母，從而也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輝。在他們那個年代，有無數的家庭被淹沒了，特別遺憾，我希望能夠做些什么來獻給他們這一代人。 有了這種驅動力，我就特別有熱情，經常背著20多斤重的包和三腳架，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時候，為了拍到想要的內容，會跑得更辛苦。 2016年春節(jié)，我參加高中同學聚會。飯后去KTV，同學包了一個有舞池的多功能廳，幾十個中年人在彩色的閃燈下縱酒放歌。我出門坐在沙發(fā)上抽煙，兩個同學問我怎么悶悶不樂，我說我在想未來。他們撲哧就笑了：我們還能有什么未來?。课艺f：有！ 他倆對視一眼，問我想干什么，我說我要做中國最好的導演。其中一個同學腿一軟，扶著我的肩膀說：陸慶屹啊，你還是先做我們獨山縣最好的導演吧。我說：拭目以待。 那天散場后，我回到家里，開始想這件事情。因為那個時候我爸的身體逐漸衰弱，我怕來不及了。我當時不知道怎么剪輯，連剪輯軟件都不會用。但是我已經決定開始，帶著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個月。然后去找賣我電腦的小哥裝了剪輯軟件，我請他教我基本操作，他說只會裝不會用。但他建議我買書來學，我一下子茅塞頓開，直奔中關村買了兩本教程，回家邊學邊剪。 我把家里的網絡全部斷掉，謝絕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買菜，足不出戶，每天和清風明月相伴，與花草為伍。 我住的地方沒有空調和暖氣。夏天，我把冰袋泡在水里，用風扇把涼氣吹過來，但仍然是渾身大汗。冬天，我穿上兩件羽絨服，實在太冷就燒水來泡腳。 最后，花了20個月的時間，剪輯終于完成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倫斯藝術中心愿意安排一場放映，2017年12月30日，正是北京最冷的時候。 映前幾天，我回貴州去接我爸媽來看電影。我媽大吃一驚，眼睛都快掉下來了，問我：是在電影院看嗎？我說：對呀。她說：是那種大銀幕嗎？我說：對呀。此前她一直覺得我在胡鬧，換了很多很多工作，沒有安定下來。 記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著相機在一邊拍。她問：我吃飯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這么多干什么？我說在拍一個紀錄片。她問什么是紀錄片，我說就是電影的一種，她呵呵一笑，上樓晾菜去了，我繼續(xù)跟著拍。她回過頭來看我還在，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朝我笑。電影對小縣城里的人來說實在是太遙遠了，他們不敢想象。 那天尤倫斯的放映，我像是做了一場夢。映后交流的時候，有觀眾知道我爸媽也在現(xiàn)場，就鼓掌讓他們上臺。 我媽很激動，在大家的掌聲中走上了舞臺，她笑中有淚地對我說：早知道你真的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那個頭發(fā)亂成什么樣子了！觀眾大笑。她又說：祝你夢想成真。我一時不知道說什么，只是對著她笑。 那時我爸已經行動不便了，只能在觀眾席上站起身，摘下帽子對身后和身前的觀眾鞠躬致謝。他拿著話筒穩(wěn)定了一下情緒，顫聲說：今天我在大銀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的吧，感謝我的兒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流淚了。 后來，在西寧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個春天》獲得了最佳紀錄片。領完獎到后臺留影，要穿過一小段黑暗的空間，隔音門合上的瞬間，聲音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回蕩，顯得很遙遠。幾秒鐘里，我仿佛跨越了兩個世界。恍惚中走下臺階，坐在走廊的墻腳，看著手中的獎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快速閃過。 我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發(fā)現(xiàn)眼前的場景和那個KTV的門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這一刻，在這個夜晚，在某個領域里，我沒有食言，我做到了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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