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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堅 司馬光花15年時間主持編撰的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壓軸的那段文字是“臣光曰”。數(shù)不清此書有多少個“臣光曰”，但這段最后的“臣光曰”與別的“臣光曰”不同，并非對于某個歷史人物或某個歷史人物做的某一件事說的某一番話的點(diǎn)評，而是關(guān)于他主持編撰《資治通鑒》的自述。 由此最后的“臣光曰”可知，司馬光之編撰此書，原是“奉敕”而行的，“奉”的是“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xì)v覽古事”的英宗皇帝之“敕”。宋英宗還“命自選辟官屬，于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在人員、場所、物質(zhì)條件諸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以至使司馬光感到“眷遇之榮，近臣莫及”?！顿Y治通鑒》之為《資治通鑒》，宋神宗不但“賜之嘉名”，而且“寵以冠序”，甚至“每開經(jīng)筵，常令進(jìn)讀”。 由此最后的“臣光曰”可知《資治通鑒》的整體框架與編撰宗旨。此書“上起戰(zhàn)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各種史書中，“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其目的就是使執(zhí)政者“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所以，他在最后的“臣光曰”中明確表達(dá)，希望“陛下”即宋神宗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 司馬光在“奉敕”之前，就已開始這項工程，并編成《通志》（《周紀(jì)》5卷、《秦紀(jì)》3卷）進(jìn)呈英宗。他懂得以史為鑒能知興衰的道理，沒有“借古諷今”之忌諱。言古之善，不慮厚古薄今之嫌，不怕人說難道我們還不如千年之前的古人；言古之惡，不慮含沙射影之嫌，不怕人說是影射、說是比附、說是指著和尚罵賊禿。尤其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司馬光編撰此書，明擺著首先是供“陛下”閱讀的，他要“陛下”以史為鑒。“臣光曰”三字就對《資治通鑒》的讀者對象作了精準(zhǔn)定位。前后兩位“陛下”也明白以史為鑒可以資政，未曾在這一點(diǎn)上有任何疑慮，而予以積極的支持、鼓勵和褒獎。 《資治通鑒》要對“上起戰(zhàn)國，下終五代”的漫長歷史進(jìn)行梳理，專取“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之事以成編年史書，其工程浩大，不言而喻。司馬光“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不敢有任何懈怠。對此，最后的“臣光曰”中說得明白：起先是兼職的，不管工作如何變動，均“聽以書局自隨”。以后干脆就退居洛陽，擺脫政事，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所謂“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如此這般，一干就是15年。書成之日，已是“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的66歲老翁了。 司馬光主持編撰《資治通鑒》，有個機(jī)構(gòu)即崇文院下置的“書局”，有一套欽命“由司馬光自擇”的人馬作為他的助手。但從最后的“臣光曰”可見，他并不像呂不韋編《呂氏春秋》那么灑脫，也不像如今某些鴻篇巨制的主編，只是調(diào)兵遣將、發(fā)號施令，只負(fù)責(zé)最后署名掛名，什么都由別人去做。 最后的“臣光曰”中還有一句說，“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這話說得很客觀實在。治平是英宗年號，從治平三年“奉敕”算起，到元豐七年書成之時，其實不止十五年。時間長了，篇幅大了，前后有自相矛盾之處，或是評說與事實不符，或是評說的尺度不能“一以貫之”，這都在所難免。司馬光不敢像呂不韋那樣“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許諾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他沒有那么牛氣，恰恰相反，倒是向“陛下”坦陳“不敢自?！薄＝又厦孢@句話，說的便是“罪負(fù)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并不因為在所難免而心安理得。 《資治通鑒》最后的“臣光曰”中，還真的很有些今人可師可范的東西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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