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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狐鬼抒“孤憤”——《聊齋》的思想內涵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并以某種方式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著時代。蒲松齡的《聊齋》也不例外。 蒲松齡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末清初的大變動時代，而與以前多數歷史階段的大變動不同的是，清代是一個以少數民族統(tǒng)治漢族的特殊時代，這在向來只習慣于接受本民族的統(tǒng)治的漢族知識分子來說，又會生出許多特別的感情來。他晚年自題畫像謂“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百世后所怪笑也”，可見他對清朝統(tǒng)治者是不滿的。 蒲松齡誕生的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十分嚴重，北面日益強大的滿族統(tǒng)治者正睥睨中原，沿海的“海賊”、“倭寇”也頻繁騷擾，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此伏彼起，越燒越旺。李自成、張獻忠義軍聲勢浩大，作者的家鄉(xiāng)也先后發(fā)生了白蓮教、謝遷、于七等小規(guī)模起義。熹宗時（1621—1627）有童謠云：“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睒O形象地描繪出了明末統(tǒng)治者坐在“火山口”之上的岌岌可危的處境。蒲松齡誕生這年，正值山東大旱，受災的百姓被饑餓所迫，到了吃死人肉充饑的地步。這種種嚴重的天災人禍，對蒲松齡不能不發(fā)生深刻的影響并且在后來的《聊齋》創(chuàng)作中也有所反映。 清王朝建立以后，同歷代統(tǒng)治階級一樣，也是軟硬兼施、恩威并用，以圖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當它逐個收拾完殘余的農民武裝和反叛的地方勢力后，也不忘籠絡人心。開科舉選錄人才，就是它的“文治”手段之一。但與此同時，它并沒有忘記思想的鉗制，大興“文字獄”就是它留給歷史的獨特記錄。在蒲松齡的一生中，著名的文字獄案就有七起：順治九年（1652）程可則的試策案，康熙元年（1662）金人瑞的哭廟案，康熙二年莊廷瓏的《明史》案，康熙六年沈天南詩集案，康熙七年即墨黃培案，康熙二十六年朱方旦密書案，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清王朝對文字獄的處分是殘酷無情的，哪怕是大名人，也照樣格殺勿論，而且肆意株連。像《明史》案，“主犯”莊廷瓏死后被“戮尸”，還株連殺死70多人，充軍者更不計其數。這種血腥的高壓政策，終于取得了效果：“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魯迅《再談保留》），“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魯迅《無聲的中國》）。處在這樣一種特殊背景下的蒲松齡，既感到文字獄陰影的威脅，又并未被嚇倒，加之他畢竟是處在“天高皇帝遠”的窮鄉(xiāng)僻壤，總算還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寄寓孤憤的《聊齋》。 明末清初也是宋明理學思想禁錮逐漸崩潰的時期。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陳腐思想，在明代就已受到猛烈的沖擊。代表資本主義萌芽的市民階層和一些手工業(yè)者，不顧明王朝的禁令，在愛情婚姻問題上表現了極其大膽的追求，甚至有矯枉過正走向色情的極端表現。諸如《金瓶梅》、“三言二拍”乃至《山歌》、《掛枝兒》等小說和民歌，都不免有一些被認為是露骨的性描寫的內容，以至于今天仍成為它們流傳之累。其中重要的原因乃是“物極必反”使然。蒲松齡生活的那個時代，《金瓶梅》之類的書大概已相當流行，有充分證據證明他不但讀過此書，而且還頗受書中思想的影響。他35歲時寫的俚曲《琴瑟樂》，不但多處原封不動地抄錄《金瓶梅》的內容，而且整首俚曲的基調就是歌頌青年男女新婚時性生活的快樂，明顯地受到《金瓶梅》的影響。在閱讀和分析《聊齋》的愛情題材小說時，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另外，明末清初也是文言短篇小說相對繁榮的時期。我國的文言短篇小說，濫觴于《山海經》，魏晉時略具規(guī)模，形成了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志怪小說和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兩大流派。至唐傳奇，形成文言小說的第一個高峰。魯迅認為，到了唐代“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唐之傳奇文》上）。只是這些“唐代特絕之作”（同上），到了宋明，則每況愈下，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波瀾壯闊的長、短篇白話小說。但是，文言短篇小說由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掀起一個小小波瀾平息后，“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復出，書估往往刺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為叢集，真?zhèn)五e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毕袂宄鯊埑陛嫷摹队莩跣轮尽罚褪樟舜笞骷椅红?、周亮工、吳偉業(yè)、方苞、王士禛等人150篇作品，其中真人真事與神怪靈異、烈狐義犬錯雜并出，正可說是這種彌漫天下的風氣的代表。蒲松齡浸淫于這種“風氣”之中，很早就喜歡上了這種傳奇志怪的文言小說?！安欧歉蓪?，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正是他最好的自我寫照。易宗夔在《新世說》中說：“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span> 正是在這樣復雜多變的社會環(huán)境和厚實深遠的遺產基礎上，蒲松齡傾注了數十年的心血，才鑄就了他不朽的巨著《聊齋志異》，使之成為唐以后文言短篇小說又一個（也是最后一個）高峰。 至于蒲松齡究竟什么時候開始創(chuàng)作《聊齋》？現在還有些爭論，但一般認為，康熙十八年（1679）春他40歲時，此書已初具規(guī)模。因為，這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聊齋自志》，其中談到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動機、經過以及感慨等等?！凹笧轸?，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明確宣告，他的著作已經完成。他的兒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如《志異》八卷，漁搜聞見。抒寫襟懷，積數年而成。”這個“數年”，可以理解為他集中精力寫作加工和編纂成書的時間。實際上，由于本書的性質屬不相關的短篇集子，而在蒲松齡生前又沒能正式出版，因此，在此之前收集材料，在此之后修改加工乃至增加新的篇目都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事。 從《聊齋》中的記載看，最早的一篇是康熙七年的《地震》：“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睍r間記得如此精確，應是當時的記錄，而不大可能是事后的回憶。兩年后，他31歲時，應邀擔任寶應縣令孫蕙的幕僚，路上就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搖意欲仙”的詩句，而且因為在旅館里得到人家撰寫的《桑生傳》，后來采其崖略加工成《蓮香》。次年有《感憤》詩，自述“新聞總入狐鬼史，斗酒難消磊塊愁”（《感憤》）。說明他這時候正在積極收集素材和創(chuàng)作小說。康熙十八年，他在答王士禛題的《聊齋志異》七絕時寫道：“《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從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八年春，前后正好10年左右。 《自志》寫好之后，大概蒲松齡就在尋找機會爭取刊刻，所以同年“春日穀旦”，就有紫霞道人高珩的序言?？滴醵荒曛偾铮茐糍l的序中說，蒲松齡“于制藝舉業(yè)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并說“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聊齋志異序》）。說明當時《聊齋志異》雖未出書，但已廣泛流傳，以至于一卷中十分之三四的內容，唐夢賚竟然在看到書以前就“習知”了?？滴醵辏阉升g與王士禛在畢家見面，雖然地位懸殊，但居然“相逢快語徹清宵”。離別后，王又主動來信索要此書的原稿看，而蒲的稿本正好被別人借去，蒲回信表示“中元以后”將索回寄出。王后來看到《聊齋志異》，對有些作品還寫了點評語，并寫了一首讀后感似的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保ā读凝S志異題辭》）詩雖然頗有“神韻”，實則空泛，并未搔著癢處。大概就是這段交往，后來便演化出王士禛愿意以千金易《志異》稿，代為刊刻的故事，實為無稽。蒲松齡晚年（1701），還致書王士禛，“與同人共錄”《聊齋》，“輯為二冊”，希望王“進而教之”，并希望靠他的“游揚而傳”（《與阮亭王先生書》）?？梢?，蒲松齡盡管“生前名揚海內”，為《聊齋》的刊刻作了多方努力，但他生前終未能看到它的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悲哀。 書成后一直未能刊刻，對作者來說，可能是一個打擊，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作者可以不斷補充和反復修改他的作品?！读凝S》中有許多篇目明確寫出著成年月的遠在《自志》之后，最晚的一篇《夏雪》記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至少是這年七月以后的作品。這說明他在1701年抄寄王士禛兩冊的基礎上還有所增加?，F存的半部《聊齋志異》原稿，一般認為是最后定稿的清稿本，但大部分不是蒲松齡自己抄錄的，而是多由別人代為謄抄，再由他校對修改定稿的。而這種“清稿本”上，改動還甚多?？梢韵胍?，在“清稿本”之前，蒲松齡是不會少作改動的。蒲箬等的《祭父文》說蒲松齡“暮年著《聊齋志異》八卷，每卷各數萬言”，恐怕指的就是這個不斷修訂最后抄清的本子。它與蒲40歲時寫《自志》稱“書成”并不矛盾。 其實，愿出千金購《聊齋志異》的人是有的，不過不是王士禛，而是山東按察使喻成龍。他邀蒲松齡去濟南談“易稿”之事遭到蒲的拒絕后，便將原稿還給了蒲，刊刻之事自然無從談起。在蒲生前，基本上抄全《聊齋志異》的是比蒲小30歲的貴公子朱緗。據蒲立德的《書〈聊齋志異〉朱刻卷后》來看，朱是打算刊刻此書的，大概是因為他突然早逝，以至于未能實現。 現在能見到的除半部稿本8冊外，最早的抄本是康熙年間的抄本，存4全冊又兩殘冊，共收作品250篇。另外，有歷城張希杰乾隆十六年（1751）的“鑄雪齋抄本”，約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的24卷舊抄本，乾隆時黃炎熙的十二卷選抄本（現缺二、十二兩卷）。
《 如前所述，《聊齋》是作者用十年左右的時間編成而傾畢生心血修訂、潤飾、增補而成的。它之成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第二個高峰，是社會發(fā)展、文學演變、創(chuàng)作風氣和個人努力綜合融會的結果。它之所以能有那么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不同時代的讀者所喜愛和贊賞，首先就在于它所表現的站在時代高度、遠遠高于流俗的卓異思想。它的最早的作序者高珩就說過：“《志》而曰‘異’，明其不同于常也?！保ā读凝S志異序》）《聊齋志異》的“異”，就在于從思想上表達了異于常人、常事、常情、常理的獨特的、進步的思想，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fā)聵，促人深省。不過，封建社會的許多人所贊同的“異”，是圣人說的“君子以同而異”的“異”，他們眼中看到的《聊齋志異》，多是“異之為義”，“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同上）；“其論斷大義，皆本于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聊齋志異·唐序》）；“總以為學士大夫之針砭”（《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雖事涉荒幻，而斷制謹嚴，要歸于警發(fā)薄俗而扶樹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等等。但作者在《自志》中強調的是自己的“狂固難辭”，“癡且不諱”；強調的是“孤憤之書”，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尤其悲哀地認為世無知己，似乎早就預料此書不能為人所理解。所以在最后發(fā)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的沉重嘆息。 我以為，《聊齋志異》一書從思想的卓異方面看，最突出的就是：它“志”的是“異”，而抒發(fā)的是“孤憤”! 關于這一點，蒲松齡的孫子蒲立德在談到蒲松齡的忘年交朱緗對《聊齋》的評價時曾說：
公（指蒲松齡）之名在當時，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異》一書。夫《志》以“異”名，不知者謂是虞初、干寶之撰著也；否則黃州說鬼，拉雜而漫及之，以資談噱而已；不然，則謂不平之鳴也；即知者，亦謂假神怪以示勸懲焉。皆非知書者。而橡村先生（即朱緗）相賞之義則不然，謂夫屈平無所訴其忠，而托之《離騷》、《天問》；蒙莊無所話其道，而托之《逍遙游》；史遷無所抒其憤，而托之《貨殖》、《游俠》；昌黎無所攄其隱，而托之《毛穎》、《石鼎聯句》，是其為文皆涉于荒怪，僻而不典，或恢詭絕特而不經，甚切不免于流俗瑣細，嘲笑姍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則固別有在也。（《東谷文集·書〈聊齋志異〉朱刻卷后》）
在蒲立德看來，曾被他祖父引為“知己”而有“青眼忽逢涕欲來”之感的王士禛也并非知己，而朱緗才是真正的知音，其表現就是對《聊齋》一書的評價，強調了“孤憤”與“寄托”，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深處是如屈原等輩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應該說，這種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聊齋》所寄托的“孤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憤”社會之不公，科舉制度埋沒和糟蹋人才。蒲松齡從小受的儒家教育，最大的愿望便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一生刻苦學習，希望為國家建功立業(yè)。32歲時，盡管他在科舉道路上已屢遭困頓，但當孫蕙問他仿效古代何人時，他仍然毫不猶豫地以“郭子儀”作答，不忘“他日勛名上麟閣”。不過，殘酷的現實一次次給予他沉重的打擊，使他從“人生功名須及熱”（《奉贈沈惠庵》）走到“驥老伏櫪壯心死”（《自嘲》）的地步。到1712年，終于發(fā)出“世事年來方閱盡”（《春日》）的覺悟之聲。他從大量的事實中認識到科舉取士的害人的一面以及科舉過程中的種種弊端，從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主持考政的人就像葉公一樣，并不愛真龍，世界上其實沒人懂得愛惜人才蒲松齡有詩句云“葉公元不愛真龍”（《寄孫樹百》其三）、“世上何人解憐才”（《中秋微雨，宿希梅齋》其二）。，因而出現了種種可笑可悲、可恨可惡的情況。 《王子安》、《葉生》借狐、鬼之異，充分揭露了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嚴重摧殘。前者寫東昌名士王子安被科舉弄得神魂顛倒，精神恍惚，以至醉中望報心切，“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落第秀才的復雜心理。篇末的“異史氏曰”寫“秀才入闈”的“七似”，神形畢肖，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尤為膾炙人口：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志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發(fā)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頭人醒，寧不啞然失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但明倫評“七似”的描寫為“形容盡致，先生皆閱歷備嘗之言”。正因為作者是親身經歷，感同身受，所以表面的平靜之下蘊藏了深刻的憤懣。若與作者康熙四十七年（1708）寫的長詩《歷下吟》聯系起來讀，知道所謂的秀才入闈，是在黑鞭的驅趕下，像羔羊一樣，任人嘲罵，簡直連“俳倡”都不如，對那種“視士如草芥，而不齒人行”的制度，誰能不為之憤怒? 但是，更令人憤怒的是那種無形的摧殘。《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場”，最后悒郁致死尚不自知，乃魂從知己，不僅教授丁公子得中“亞魁”，自己也居然“竟領鄉(xiāng)薦”。等到他“榮”歸故里時，才發(fā)現依然“家貧子幼”，自己的“靈柩儼然”，不得不“撲地而滅”！真是“茫茫萬古，此恨綿綿”。這個悲慘的故事除了讓人為葉生一掬同情之淚外，更多的是激起對摧殘人才的考試制度的痛恨。作品中寫丁公子中舉后，葉生之魂說“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zhàn)之罪也”，正是作者憤懣之極的心聲，表示了他一方面認命，一方面又竭力與命運抗爭的矛盾心理。 遭逢不偶的士子既然是“非戰(zhàn)之罪”，那么是誰之罪呢?蒲松齡認為是試官之罪。他曾在許多詩里指責試官是黑白不分的聾子、瞎子，如“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試后示篪、笏、筠》），“顛倒青白眼，事奇真殊尤?！搽S喜怒，吸呼為棄收”（《歷下吟》）。這種思想化為藝術形象注進了《司文郎》、《賈奉雉》、《于去惡》等篇中，為中國文學形象長廊留下了獨特的成績。如《司文郎》寫一個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紙灰辨別文章的高下，但他的判斷在考場上卻完全失?。核J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孫山，而他聞之作嘔的文章的作者余杭生卻得以高中。和尚只好哀嘆：“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簾中人并鼻盲矣?！薄氨敲ぁ敝f，實是作者一大發(fā)明。 如果說《司文郎》中的憤怒表現得近乎謾罵、稍嫌直露的話，《賈奉雉》則換了一個角度對瞎眼試官極盡嘲笑之能事。它寫“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的賈奉雉，遇到仙人郎生，郎生要他把平時“鄙棄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為“范文”，去準備考試。開始他不肯干，但在又不中之后，勉強為之，可還是“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郎生又出了7個題目讓他做，開始，他認真去做，均被否定；后來，他“戲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原本不過想開個玩笑，不料竟被郎生肯定說“得之矣”，果然以此得中“經魁”。對日夜盼望功名的賈奉雉來說，這本是件“好事”，誰知他“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己感到無臉見人，終于棄家出走。這里，以未出場的昏聵試官與正直的知識分子作了對比，更突出了作者的特立異行。 針對簾官的昏聵，作者在《于去惡》中，借一個燒紙灰吞以代讀的鬼于去惡之口，提出了“考簾官”的理想：
陶問：“考簾官為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鳥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幸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font>
作者的設想甚異，也甚好，不過，倘若考考官的考官也是一路貨色，又將奈何？當此設想行不通時，他又想出請張飛來主持公道，嚴厲懲罰那些不主持“公道”的“樂正師曠、司庫和嶠”，當然也只是幻想。 表現科舉這一主題的還有《顏氏》、《三仙》、《僧術》、《郭安》、《素秋》、《何仙》、《考弊司》、《書癡》等，它們或者揭露科舉制度對讀書人身心的殘害，或者嘲諷科舉入仕者的酸腐與無能，總不外乎表現科舉制度在實際上“黜佳士而進凡庸”的本質。因此，他恨它、罵它，但他決不想拋棄它、打倒它，相反，他還一廂情愿地讓他的許多主人公最后都一個個地讀書做官，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二是“憤”官場黑暗，吏治腐敗給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蒲松齡終生居于社會的底層，又在縣衙門做過一段時間的幕僚，對官府有較深刻的感性認識。他的可貴之處是能夠始終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一邊來看問題，想事情，并把它們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社會黑暗、官貪吏虐，是一個歷史的主題，但像《聊齋志異》這樣揭露得如此深刻、如此廣泛、如此尖銳又如此巧妙的，卻不多見。正如郭沫若題詞所說：它的確是“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在蒲松齡的筆下，也寫了少量的好官、清官，如《胭脂》中的施愚山、《折獄》中的費祎祉等等，但大量出現的可說是一幅群丑圖，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公差役吏，加上土豪劣紳，織成一張?zhí)炝_地網，使正直無辜的百姓簡直走投無路，透不過氣來。像《席方平》、《夢狼》、《促織》、《張鴻漸》、《梅女》、《紅玉》、《續(xù)黃粱》、《向杲》等等，都是假借鬼狐或夢幻來曲折地影射現實，揭露社會黑暗的?！秹衾恰穼懓孜虊糁衼淼剿麅鹤影准椎难檬?，那兒竟是這樣一幅圖景：
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zhàn)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廚”……
在充分展示了官府衙門吃人的虎狼本性之后，作者在“異史氏曰”中更進一步點題：“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于虎者也。”從而進一步說明，像白甲這樣魚肉百姓的官吏并非個別，而是“比比”皆是。不僅如此，還有危害更烈的“猛于虎”的“苛政”呢!雖然它不過是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的體現，但對這一思想作如此大膽和深刻的揭示，則是以前的作品所未達到的高度。 《席方平》則通過席方平因為父親慘遭冤死而下地獄告狀所受到的種種折磨，揭示了封建時代法律保護富豪、殘害無辜的本質。作品先寫“獄吏悉受賕囑”，而“日夜搒掠”無辜的席父，席方平先是告到城隍，但城隍被“內外賄通”之后，“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再告到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不過是挨一頓打，“仍批城隍覆案”。三告至冥王，但冥王也被買通，升堂時，“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見席不肯屈服，又讓他受火床、鋸解之苦。在這個過程中，席方平覺悟到，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沒錢的緣故，并且悟出了“陰曹之暗昧尤甚于陽間”的道理。最后，作者請出了灌口二郎神為席伸冤，讓讀者得到一種虛幻的滿足；實際上是極其沉痛地宣告：陰曹和陽間從下到上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黑暗世界，所謂法律的公正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深刻的認識也是前所少有的?，F實生活中的蒲松齡以生平不入“公門”為愿，恐怕正是認清了“公門”的本質的結果。 法律偏私，“公門”不公的情形，在《張鴻漸》、《商三官》、《梅女》等作品中也有著淋漓盡致的描繪。如《張鴻漸》寫“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一次又無辜打死一個秀才，張鴻漸只不過草了一張狀紙，便受到終生迫害，不得不到處流浪，東躲西藏?！渡倘佟穼懮谈副弧耙睾馈钡募胰舜蛩溃鄞胃婀賲s“訟不得直，負屈歸”，當三官的兩個哥哥再要往上告時，三官憤然說：“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終于走上了個人復仇的道路。張鴻漸的妻子說的“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正是作者對黑暗社會的高度理性概括。在《李伯言》的“異史氏曰”中，作者說：“陰司之刑，慘于陽世；責亦苛于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可見他對現實社會中“關說”公行，法律阿私的現象是多么痛恨！ 作者對于這一社會現象的思索在《冤獄》的“異史氏曰”中有著痛快淋漓的陳述。他指出“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因此，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無辜受牽連遭罪者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使得“帶一名于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于公門，竟屬切膚之痛”。最后，他還沉痛地寫道：“從政者曾不一念及于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這種議論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說，是不足取的，但對我們認識作者創(chuàng)作這類作品時的指導思想，卻是很重要的。 除了這些比較專門從整體上揭露的篇章外，作為個例來描寫官吏的貪酷昏暴的，或在愛情故事中穿插這類描寫的，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前者如《潞令》中的縣官，《錢卜巫》中的邑宰，以及《庫官》、《王者》、《夏雪》、《公孫夏》等等；后者如《書癡》、《晚霞》、《小翠》、《珊瑚》、《紅玉》、《嬌娜》等，均穿插有官貪吏虐的神化之筆。 對這種黑暗的社會現象，蒲松齡開出了一些救治的藥方：一種是如《胭脂》、《冤獄》中表示的，希望官吏們謹慎“聽訟”，要“審思研察”，不能只知“棋局消日，綢被放衙”，對“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惟知“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二是幻想借助神仙的力量來救治，如《席方平》請出二郎神，《冤獄》請出周倉等。三是鼓吹個人復仇，如《商三官》化裝殺仇人，《向杲》化虎吃仇人等等。四是寫被迫害的人民起來造反，殺死貪官污吏。如《夢黃粱》寫曾孝廉夢中作奸相被流放途中，被“被害冤民”以巨斧砍下腦袋?！秹衾恰分械陌准准捌渥ρ酪彩潜弧盀橐灰刂裥乖崱钡睦习傩账鶜⑺馈Ｓ幸馑嫉氖?，白甲生時，一味討好上司，欺壓百姓。針對他的行徑，作者便給他安排了死于老百姓之手的結局。但明倫風趣地評道：“生死之權，在百姓不在上臺：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臺，何術能解百姓怨也?！闭媸且会樢娧?。在當時，作者能夠寫到這種程度，的確難能可貴。 三是“憤”世道人心之澆薄，人與人之間道德倫理關系的淪喪。蒲松齡曾應好友王八垓的要求，針對“世情之薄”，寫了《為人要則》，包括《正心》、《立身》、《勸善》、《徙義》、《急難》、《救過》、《重信》、《輕利》、《納益》、《遠損》、《釋怨》、《戒戲》等十二題，表達了他在倫理道德方面的看法。他在《聊齋志異》中也用大量的篇幅反映了當時社會這方面的問題。張元稱此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制謹嚴，要歸于警發(fā)薄俗，而扶樹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等認為“大抵皆憤抑無聊，借以抒勸善懲惡之心，非僅為談諧調笑已也”（蒲箬等《祭父文》）。 蒲松齡是從兩方面來表現這一主題的。一方面是直接揭露世風中的丑惡一面。如《念秧》、《局詐》寫詐騙集團處心積慮的詐騙手段，令一般人防不勝防，只有靠未卜先知的狐仙才能避免上當，穩(wěn)操勝券。難怪作者要發(fā)出“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沖衢，其害尤烈”的慨嘆了?！稄堈\》、《黎氏》寫后娘虐待前妻孩子的事，后者雖也說“繼母難作”，但還是把繼母黎氏寫成吃前妻孩子的“狼”，作者在“異史氏曰”中甚至聲稱“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顯然言之過分，但也說明他對繼母折磨前妻孩子這種現象的痛恨之深！《馬介甫》、《邵女》、《江城》、《呂無病》、《恒娘》等寫家庭關系中的所謂悍妻和妻妾爭寵的事，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部分婦女的變態(tài)心理。另外，像《青蛙神》寫到媳婦不應倚勢驕人，《胡四娘》寫嫌貧愛富的世態(tài)炎涼，《仇大娘》寫險惡的鄰居關系，《曾友于》寫大家庭中的內部紛爭，《勞山道士》諷刺好逸惡勞，《韋公子》、《嘉平公子》等揭露嫖妓的丑惡現象，都極為精彩。 尤為可貴的是，蒲松齡還重視塑造正面形象，給丑惡的社會現實樹立起理想的楷模。如《崔猛》表彰孝子的俠義行為，《田七郎》、《大力將軍》宣揚知恩圖報；《細柳》、《喬女》寫心靈美的婦女不顧世俗非議，挑起教子的重任，為世界留下了兩位難得的好后母的形象；《翩翩》寫浪子的改造自新，《姐妹易嫁》歌頌慧眼識人、不嫌貧愛富的姑娘；《王成》寫誠實的可貴，《陸判》、《王六郎》寫朋友之愛，知遇之恩，都十分細膩感人。其中《王六郎》更為出色，它寫的雖然是一個鬼，卻一點沒有恐怖的氣氛，而是充滿溫馨的人情味。王六郎是一個溺死鬼，因受漁翁許姓的酒祭，便主動幫他捕魚，并結成朋友。按照“鬼例”，溺死鬼要找一個替死鬼才可以超生轉世，而王六郎的替死鬼卻是一個生產不久的母親，王因為不忍心看母死兒啼，決心犧牲自己的投生機會，放了婦人。以此“仁人之心”，通于上帝，結果被委任為土地神。漁翁感于朋友之情，竟不遠數百里趕去與之相會。這段人鬼之間純潔高尚的友情，讀來真令人潸然淚下。從“異史氏曰”看，作者主要是借此表彰“置身青云，無忘貧賤”的真正友情，對于那些“一闊臉就變”的“車中貴介”作了無聲的鞭撻。 對社會上存在的小偷小摸和貪小便宜的行為，作者是不贊成的，但是他的針砭也是有分寸的。如《罵鴨》、《牛飛》等小品亦足以發(fā)人深思。《罵鴨》讓一個偷鄰居鴨子吃的人渾身“茸生鴨毛，觸之則痛”，這種怪病“無術可醫(yī)”，唯有“失者罵，毛乃可脫”。這種設想，真是奇異之至。怪不得外國人對此很感興趣，不少人將它翻譯過去。作者的“異史氏曰”說：“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作者這種巧妙的構想，既警偷，又警罵，真可謂一箭雙雕。 四是“憤”道學先生強加在青年男女身上種種束縛，熱情歌頌了基于愛情的自由婚姻。蒲松齡對婚姻抱的是嚴肅態(tài)度，他與劉氏結婚56年，盡管長期分居，但感情甚篤。他不滿于社會上道學先生對青年男女的種種清規(guī)戒律的束縛，鄙棄那種貪財貪勢的畸形婚姻而向往自由戀愛的美好婚姻。在《聊齋志異》中，這類主題的作品占有相當的數量，其中不少是十分成功的。他把人人之戀、人神之戀、人鬼之戀、人狐之戀、人妖（花妖之類）之戀等等編成一個個美麗動人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一幅前無古人的自由婚戀的幸福圖畫。像膾炙人口的《嬰寧》、《小翠》、《嬌娜》、《王桂庵》、《寄生》、《書癡》、《葛巾》、《聶小倩》、《翩翩》、《綠衣女》等等，無論是一見鐘情，還是歷經劫磨，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都是沒有世俗功利臭味的純潔的愛情。像《嬰寧》中天真無邪的嬰寧，公然把王子服在花園中與她的私語告訴母親說：“大哥欲我共寢?！蓖踝臃潞髮λf：“此背人語?！眿雽巺s說：“背他人，豈得背老母?！薄稌V》中的郎玉柱嘗到“夫婦之樂”之后，竟“逢人輒道”，當仙女責怪他時，他振振有詞地反駁道：“鉆穴偷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這種大膽的描寫正是對宋明理學所倡導的虛偽禮教的公然反抗。這類作品因為膾炙人口，故不贅述，下面著重介紹幾類比較特殊的例子。 一是一男二女的愛情故事。如《蓮香》、《小謝》、《青梅》、《香玉》、《聶小倩》等，可稱這方面的佳作。作者所處的時代，一夫多妻是正常的事，但作者自己似乎并不贊成妻妾成群的現象。細看《聊齋志異》，許多寫到一夫多妻的家庭的故事總是矛盾重重，以至因爭寵吃醋鬧得雞犬不寧。但是，作者有時也許是實在割舍不下那有趣的故事，也許是感于其中的確是可歌可泣的真情，也給我們展示了一些“愛情味”甚濃的“三角關系”。其中，尤以《蓮香》寫得最為出色。這篇據他人口述的《桑生傳》改寫而成的作品，把蓮香對桑生銘心刻骨的愛表達得曲折離奇，淋漓盡致，讓狐、鬼都求得人身而與桑生堂堂正正地結合，表示了人世間真摯愛情的可貴。如果說，《蓮香》尚可以對其宣揚的“一夫二妻”略有微詞，那么《聶小倩》的“三角關系”便處理得十分完美。它讓“生平無二色”的寧采臣的妻病故后，才得以與女鬼聶小倩美滿結合（可惜后面又添了“納妾”的狗尾）。 二是打破“以貌取人”的老套，寫出了一批心靈美的女性形象。《聊齋志異》中不乏心靈美與外貌美相一致的男女主人公，這是以往人情小說的通例。它的可貴還在于通過一批作品描寫了一些貌丑而心美和貌美而心惡的人物，讓讀者感受到世界的復雜。像《瑞云》中的妓女瑞云，貌美時，“富商貴介，日接于門”，但被仙人和生用保護性措施變丑后，人便“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唯獨真心愛其人才的賀生獨立特行，“貨田傾裝，買之以歸”。這種在愛情問題上強調“人生所重者知己”的思想以及這種“不以妍媸易念”的多情才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當后來仙人又還他一個“佳人”時，我們禁不住要與他們夫婦一同高興。而像《姚安》、《嘉平公子》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長得漂亮而內心則惡毒或平庸，也足令那些“以貌取人”者作為鑒戒。 三是在愛情生活中大膽而又恰當地寫到了性生活和諧的作用。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理應包括和諧的性生活，過頭或不足，都會產生問題。蒲松齡深諳這方面的科學常識，所以在《書癡》中公然宣傳“夫婦之樂”，而《巧娘》則寫傅廉因“天閹”，致使鬼女巧娘痛苦飲泣，只是在被華姑醫(yī)好之后，才使男女雙方得到結合的快樂。而《蓮香》則寫到了性生活要節(jié)制的道理，作者借蓮香之口說：“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況于鬼?”“如君之年，房后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于狐者矣?！碑斎?，作者也寫到了《俠女》中主人公那樣不求性生活，只是為傳宗接代生子而結合的特例。這些，都是此前的小說很少觸及的。 四是有些作品明顯表示了對封建貞操觀念的蔑視，但對于嫖妓等丑惡現象亦加以撻伐?！痘襞穼懮賸D霍女接連與三個男人同居，其目的不過是“于吝者則破之，于邪者則誑之耳”，竟把自己的身體當作懲罰別人的手段。作者在輕輕指責其“三易其主不為貞”之后，充分肯定了她“為吝者破其慳，為淫者速其蕩”的行為，是很不簡單的。但是，作者在《韋公子》等篇中，對“盜婢私娼”的行為加以否定，斥之為“非人也”。這種見解在當時也是可貴的。 除以上四類外，《聊齋志異》中還有一批軼聞趣事的短小作品，如寓言式的《拆樓人》，童話式的《禽俠》、《象》，寓意式的《沂水秀才》、《雨錢》、《紅毛氈》，諷刺式的《司訓》、《錢流》，哲理式的《郭秀才》，科學小品式的《醫(yī)術》，傳記式的《楊大洪》等。更有大量記載風俗風情的優(yōu)美散文，如《山市》、《偷桃》、《武技》、《口技》、《鐵布衫法》、《戲術》、《查牙山洞》、《地震》等等。誠如魯迅所說：“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不容諱言，《聊齋志異》并不是像有人說的“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它也有不少平庸之作甚至敗筆。像《尸變》、《噴水》、《伏狐》、《馎饦媼》、《男妾》、《果報》等，便是這類意義不大的獵奇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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