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商業(yè)雜志副主編的黃驚濤，近年寫起小說，在專業(yè)文學評論家眼中十足是個“野孩子”：他以怪誕之極的想象書寫自己的文學地理，寓言式故事背后是他對探索世界的熱情——人類為何不能追求絕對自由，結局會如何？文學給了他勇氣和膽略，可以去直面慘淡與失敗的存在，文學賦予人類的超越性也正在于此，就像新作《引體向上》里的主人公，進入宇宙另一顆星球時，絕對孤獨之下的心愿是獲得一本書。黃驚濤的作品告訴讀者，當文學回歸想象力本源時，其中一切悲歡與生死，都在試圖詮釋生命本有的深度與厚度。
■ 本報記者鄭周明
巡禮文壇新力量
反寓言讓文學生命力更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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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70后”作家里，仍然有許多是像前輩作家一樣，為自己熟悉的故鄉(xiāng)書寫一個系統(tǒng)的、龐大的、完整的小說架構，你的《花與舌頭》《引體向上》其實也是寫給家人和土地的，但采取的是一種看似非理性的、寓言式的、幻想的方式。
黃驚濤
你所言的那些作家，是我所羨慕的，他們有自己的根據(jù)地，像馬蜂筑造蜂窩一般，鱗次櫛比、密密麻麻地建設他的“家鄉(xiāng)”，他們擁有一種在紙上建設城市乃至帝國的雄心壯志，但我自感是個漂泊者，沒有專門要在哪方水土上建立營寨、打下江山的志向。雖然我亦常流連、牽掛于故鄉(xiāng)、親人，但我的寫作是抽離的、抽象的，我在《花與舌頭》中雖然也建造出一個瓦崗寨般的“光榮鎮(zhèn)”，但它不是某一地域的直接映射，更大程度上我希望它是對整個時代和社會人類頑疾的顯現(xiàn)，當然，我自己作為一個被批判者，也置身其中，不能自外；而《引體向上》，我干脆寫了兩個想拋棄地球的人。說到底，任何的寫作如果沒有靈魂，我們的肉體都將四海為家，跟有沒有完整的地域架構無關。
Q
在小說集《花與舌頭》里，書名透露了許多內(nèi)容，佛教故事里有拈花一笑，舌頭又是自由自在言說的象征，對現(xiàn)實可能有許多話要說、想說，但怎么去說、怎么選擇文體，你是如何考慮的？
黃驚濤
在文學中，我熱愛虛構，不愛真實，誠如我熱愛荒謬，不愛真理。正是在荒謬和虛構里，真的真實與真的真理才得以新鮮地呈現(xiàn)。很多事物是不可說的，伽達默爾說“語言難以抵達它的及物世界”，眼中所見與心中所思一經(jīng)語言的轉(zhuǎn)換，常常不再是它原初的樣子，但文學是“說”的藝術，花中有玄機，花不能言我為之言，文學的使命就是說出你所見所思的世界。如果沒有了表達，世界像佛偈中的菩薩那樣，笑而不語，或者像遠藤周作先生在小說《沉默》中所追問的，上帝一直不發(fā)一言，任由信仰他的人、做他的使徒的人身陷苦難，那么沉默就是一種罪孽，是上帝之罪、菩提之罪與文學之罪。文學肯定是要把人從牢籠中解救出來，有關我們的，有時是社會，有時是我們的身體。
小說插畫作者：王芊祎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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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里，42個短章故事引出了許多有趣的人物，他們各自獨立又最終連成一片完整的“光榮鎮(zhèn)”，而道具和人物姓名是很西方化的，他們賣故事、偷姓名、懂鳥語、販夢境，以一種溫暖有趣的形式在講述暴力、禁令、失去、死亡等嚴肅問題，你說“在故事已經(jīng)搬上流水線生產(chǎn)的年月，愿意做一個織毛衣的男人”，那么這件“毛衣”的款式是“世界性”的。
黃驚濤
“日頭底下并無新事”，世界在一再重復它的故事：戰(zhàn)爭、疾病、饑餓、不道德的情、有道德的性、出生、死亡、喜悅、哭泣……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地獄中，他的禱告、呼喊就需要耳朵，文學就是那只傾聽的耳朵，同時也是擴散他的告解、吁請以達天聽的咽喉。如果人類真有一天全部進了天堂，那也還需要文學來描述天堂的模樣。但文學不能像新世界對舊世界的重復那樣來重復它自己，文學的身上可以有機油味，但不能都規(guī)格一致、大小統(tǒng)一。我為很少的個體織他們的“毛衣”。至于這些毛衣在風格上是近于西方還是東方，倒是有點“聲西擊東”、掩飾的意味。不過這也反映了我的一些小說價值觀，我并不認為一個中國人就必得按照他的母語的方式、原生的生活來講話。套用克羅齊的一個句式，他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么也可以說“一切過去的文學傳統(tǒng)都是我們的傳統(tǒng)”，比如，李白的時間距離，并不比加西亞·馬爾克斯與我們的時間距離近，像我這樣的南方人，孔子的地理距離比川端康成的地理距離還遠。我是學古典文學出身的，但在文學傳統(tǒng)上是認同雜糅合一的。
Q
這種閱讀感覺讓我想起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里那種打破時空次序的講述，當然那種西域故事本來就可以有傳奇成分和想象空間，在《花與舌頭》里，如此密集的絢爛意象讓我感到是在進行一種呼應。
黃驚濤
說實話我在寫《花與舌頭》系列前壓根就沒有讀過或完整讀過《看不見的城市》。在早年的閱讀上，我是個特別固執(zhí)且單調(diào)的人，我熱愛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我喜歡他像經(jīng)歷了一切但又保持“太初有道”之際的純潔的語言、語氣和語速。當一些朋友說我的風格像卡爾維諾后，我才去讀他，才發(fā)現(xiàn)并認可他的精妙、他的輕、他的繁復之美。我是有眼不識泰山，很后悔如果不那么偏執(zhí)并善于學習的話，《花與舌頭》可能不會那么雜亂無章、漏洞百出。《看不見的城市》是一本了不起的經(jīng)典，倘若有人說我戲擬甚至模仿了它，我不視為丟臉，而以為是很榮幸而自豪的。倒是寫出《花與舌頭》之后，卡爾維諾對我真正的影響才到來，我把他列在心儀的主要作家之列。
Q
《韓非子》里說過一句很經(jīng)典的話，“儒以文犯禁”，評論家李敬澤也在序里說，這是“不服管理的舌頭”，寓言性的故事往往有許多可闡釋的可能性，你在挖掘言詞背后所能達到的更廣闊豐富的世界，這個世界對你意味著什么？
黃驚濤
寓言作為一種古老的文體，從誕生之初就為了諷喻世界而存在，同時也因為它具有修辭性而比“直陳此事”顯得高妙、有趣一些。讀者往往熱衷于挖掘寓言背后的寓意，以最后能從寓言中獲得“意義”而產(chǎn)生不虛此行的“獲得感”。然而我是反對意義的這種簡單地正向呈現(xiàn)的，或者說我骨子里就認為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寫的是寓言，那么我的寓言的意義就是要告訴你人生沒有意義。傳統(tǒng)的寓言往往追求一個有意義的結局，而我更喜歡“不知所終”。寓言因為有了確切的指向而喪失其復雜和多義，只有反寓言，才能使它回到生命力豐沛的叢林時代。
好的文學是為了識別苦難
Q
今年新出版的《引體向上》幾乎是以“軟科幻”的方式在對當下和未來世界進行描摹，看似認真科幻敘事的同時，卻又包含著反科幻、反邏輯的敘事，但不得不承認，假借科幻的意象能讓想象落地，也讓最終的挫敗感更有力量。
黃驚濤
從一開始我就沒打算把《引體向上》寫成一部邏輯精密的科幻小說，那是理性的科學家般的人生引領者的事業(yè)。真正的科幻小說擁有機械的推動力、科技的牽引力，那顯示出人類是有力量的，但某種程度上不具有悲壯感，而拖著自己的肉體在砂石上磨礪前行，磨出骨血，是另一種力量感，并且試圖在力量中顯出某種滑稽戲般的荒涼?！耙w向上”的意象更像是西西弗斯推巨石，每前進一步，巨石都有可能滾下來碾壓推石者。我執(zhí)著于這個意象，寫作的過程中常常想象一個人在宇宙或星辰的邊緣攀援，不要臉地說，寫到好幾處時，我有熱淚盈眶、憤怒又被加深的感覺。我首先是把自己催眠了，但正如力量不夠、耐力不足會從單杠上掉下來一樣，我的寫作很可能是無力的，我這個催眠師自己先睡著了，而讀者尚還清醒，我能聽見他們對我的譏笑和不信任。也罷，我接受這種失敗的命運。
Q
你提到的熱淚、憤怒或許就是推動自己寫這部小說的動力。人類總是受限于自己的能力和理想之間的距離，人類也一直對地球之外有漫長的想象和向往，但那里一定存在絕對的自由嗎？你的小說對此有所質(zhì)疑。
黃驚濤
假設《引體向上》里面包含了某些寓意的話，那么我想最大的寓意在于表達“自由的失敗”。追尋絕對的自由注定是要失敗的，沒有絕對自由之境，我深知這一點。只要人的靈魂還在自己的身體內(nèi)，那么身體就是它的監(jiān)獄，“存在”就是監(jiān)獄。我們永遠是自己的靈魂看守和典獄長，更遑論社會、制度、道德的諸般桎梏。但如果不去求索所謂的自由，不在這條道路上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弄得頭破血流，人是會墮落的。在墮落與失敗之間，我選擇失敗。
Q
許多作家會書寫自己的“x托邦”，比如烏托邦、異托邦，《花與舌頭》里光榮鎮(zhèn)居民好像各有技能，生命長久，卻不斷在失去美好的東西，《引體向上》里好不容易踏上了外太空星球，卻讓我和愛人聾了、瞎了、分離了，這是一顆“冉·阿讓星”。在你的反烏托邦里，任何地方都會變成一個囚徒之境，但這可能讓讀者更清醒。
黃驚濤
《花與舌頭》與《引體向上》都是反烏托邦的，我建造光榮鎮(zhèn)與囚徒星這兩個營盤的目的是砸爛這兩個營盤，破除它們有關美好的幻象。假定文學還有點無用之用，還能拯救些什么，那么它也是以毒攻毒，從反向來用力的。這是我欣賞的文學。很多正面養(yǎng)育人的文學我以為那是雞湯，然而人生并不時刻都需要摸著肚皮打飽嗝。我認可的好文學，不是使你變得更強壯、更擴張，而是使你變得更仁慈、更悲憫、更虛弱，更不容易作惡。只有在遭受侵犯時，它才會更柔韌地幫你守住自己內(nèi)心的城防。好的文學甚至不是為了尋找幸福，而是為了識別生活的苦難之味，不是把苦難遮掩起來，而是把它開掘出來，明白了苦難，你的人生才更具厚度和寬度。
Q
作為“70后”作家，其實對中國文學經(jīng)驗和世界文學經(jīng)驗方面都很熟悉，從你的感受來說，書寫中國與書寫世界是否已是一件事情？我也能感受到，你對自己、對外部世界討論的熱情和力量都很充沛。
黃驚濤
因為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的跨國流動，世界正在趨于“大同”，一切都在交融，文學亦是如此，中文與英文的句式差別并不大于現(xiàn)代漢語與古代漢語之間的差別。我不認為文學就只能描述一塊土地、一種本土經(jīng)驗，從哪里出發(fā)又要到哪里去，是由寫作者個人決定的，不過我的寫作還是從自己的居住地出發(fā)的，我最近寫的一個《天體廣場》系列，就是圍繞著一條叫體育西路的路和恒大的主場天河體育場來展開的，另一本待改定的長篇《拉磨轉(zhuǎn)圈》也只是為了回應我多年以來的一個疑惑，即為什么中國的歷史會呈周期性的擺動而不能走出新的循環(huán)？我對困擾自己的問題一向有足夠的熱情去琢磨。
Q
我知道你開設了“未來文學”微信公號，介紹許多中外作家名篇，如果文學有未來的話，可能未來還是存在于所謂經(jīng)典性中，才有生命力去歷久彌新。
黃驚濤
我辦了一個公司叫樹冠文化，公司名正是取自我后來喜歡的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樹冠經(jīng)由根莖而與大地、現(xiàn)實相連，樹冠因高于塵土而得以產(chǎn)生朝向天空的想象力。同時我也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未來文學工作室”。未來文學的傳播形態(tài)可能會有極大變化，但好的文學依然會深入人心。好的文學或者說“未來”的文學并不都是新的、拔地而起的，如果能夠在創(chuàng)作上回到荷馬史詩的年代或詩經(jīng)楚辭的時代，你就會感受到那種天馬行空、生機勃勃的氣象。我憧憬那種氣象：天人未曾分離，人鬼莫相分辨，大地遼闊而蒼茫，想象力可自由馳騁，萬物皆備于我，我又與萬物與鄰……如果我們的文學中還有這些鏡像，那該是多美的文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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