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

摘 要

梁思成將西方古典建筑模數(shù)法則“Five Orders”翻譯為“五種型范”，包含了他對模數(shù)化設計的深層理解。梁思成認為宋式“以材為祖”之制和清式斗口模數(shù)之制，與“五種型范”在模數(shù)方法上極為相似，堪稱中國建筑之“型范”；基于模數(shù)制度的研究，探明中國古代建筑之結構技術與環(huán)境思想，就可望找到設計規(guī)律，為“中而新”建筑創(chuàng)作提供支撐。如何繼承傳統(tǒng)、創(chuàng)造中國的現(xiàn)代建筑，今天很有必要理解梁思成“中國建筑型范論”之真義。

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學會成立大會上作專題發(fā)言《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民族遺產(chǎn)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首次將西方古典建筑的模數(shù)法則“Five Orders”，翻譯為“五種型范”。

梁思成指出：“中國的建筑也有我們的‘型范’，宋朝叫做‘法式’，清朝叫做‘做法’。除了官定的‘法式’‘做法’之外，各地民間也有自己的‘做法’或‘法式’”，“我們?nèi)绻皇煜ぷ约航ㄖ摹龇ā颉ㄊ健?，我們似乎是不可能?chuàng)造出一座新中國的建筑的” 。

“中國建筑型范論”是梁思成“中而新”建筑創(chuàng)作思想的核心理念，關涉如何認識中國建筑傳統(tǒng)、如何認識東西方建筑設計基本方法諸根本問題。此論甫一提出，即陷入復雜境地。1955年，“對以梁思成為首的復古主義建筑理論的批判” 展開，此論遭到否定。時至今日，能否探明真義，仍是一大問題。

1 “型范”之發(fā)現(xiàn)

型范，是中國古代鑄造業(yè)用語，指鑄造金屬器物之模具。中華先人鑄造金屬器物之法，包括泥范法和失蠟法。泥范法通用面較廣，其施用步驟，依次為選泥、制模、制范、合范、澆注、打范、清理、修正。其中，依模所制之外范，可分為多個模塊，能夠不斷復制，像活字印刷的字模那樣作出多種組合。由此鑄造的器物形制統(tǒng)一，和而不同(圖1、2)。

▲ 1 侯馬白店鑄銅遺址H15出土的陶模、范

▲ 2 商代婦好墓銅觚

型范之制為鑄造業(yè)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創(chuàng)造了條件。1960-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馬發(fā)現(xiàn)一處東周青銅器作坊，出土陶范3萬多片，顯示了兩千多年前中華先人驚人的制造能力。在青銅時代，世界上其他地區(qū)都沒有發(fā)明這種將設計與鑄造工藝融為一體的完整成熟的體系。

中國古代建筑亦以大規(guī)模生產(chǎn)著稱，其采用的模數(shù)法是以建筑之一必要構件(宋式之材、清式之斗口或明間面闊)為度量單位(圖3、4)，令所有空間為其倍數(shù)或分數(shù)，與型范之制頗有相似之處。西方古典建筑以柱徑為模數(shù)的Order之制，亦與之相似，這應是梁思成譯“Five Orders”為“五種型范”之故。此前，梁思成曾將其譯為“五范”或“五種典范” ，多數(shù)情況則是直書英文。

▲ 3 梁思成在《圖像中國建筑史》“宋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圖樣要略”中圖釋《營造法式》以材為祖之制

▲ 4 梁思成在《圖像中國建筑史》“清工程做法則例大式大木圖樣要略”中圖釋清代斗口模數(shù)制

1944年，沈理源在其編譯的弗萊徹《比較建筑史》之中譯本《西洋建筑史》中，對Order采取了通用至今的“柱式”之譯。梁思成則不予采用，其“型范”之譯，包含了他對模數(shù)化設計的深層理解。

1924-1927年，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巴黎美術學院式(Beaux-Arts)建筑教育，該學院派教育奉Order為圭臬，要求學生必須準確掌握，熟練運用。

公元前32-22年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撰寫的《建筑十書》已記以柱徑為模數(shù)的設計方法。采用此法，可使建筑隨柱徑粗細之變化，等比例伸縮變造。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建筑學者在整理《建筑十書》與古建筑調(diào)查基礎之上，擬定完備的Order之制，形成西方古典主義建筑設計模數(shù)法則。

以設計形體之一部分為模數(shù)變造，乃東西方造型藝術通用之法。古埃及神像大小不一，卻形制統(tǒng)一，就是以模數(shù)變造之結果(圖5)。清乾隆六年(1741年)漢譯《造像量度經(jīng)》亦記模數(shù)變造佛像之法，有謂“從頂至足，分寸節(jié)度，皆有法則，縱橫大小，毫厘不差” (圖6)。中國古代醫(yī)學以人手中指第二節(jié)為“身寸”度量人體，確定穴位，亦與之相似。“身寸”如同人體的模數(shù)，身高者“身寸”長，身矮者“身寸”短，同樣是等比例伸縮(圖7、8)。

▲ 5 古埃及神像模數(shù)分析圖

▲ 6/7 佛造像量度圖 / 中指同身寸圖

▲ 8 “仰人尺寸圖”與“伏人尺寸圖”

深諳Order之制的梁思成，回國后開展中國建筑史研究，必然把探索中國古代建筑模數(shù)法則作為重大課題。他很快就取得了突破。1932年6月，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發(fā)表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調(diào)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即結合遼代獨樂寺建筑實測，準確釋讀了宋《營造法式》“以材為祖”之制，敏銳地指出，斗栱“在中國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猶Order之于希臘羅馬建筑；斗栱之變化，謂為中國建筑制度之變化，亦未嘗不可，猶Order之影響歐洲建筑，至為重大” ?！稜I造法式》記曰：

凡構屋之制，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廣，分為十五分o ，以十分o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guī)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o，以為制度焉??栔廣六分o厚四分o，材上加栔者謂之足材。

梁思成給出解釋：

“材”“栔”既為營造單位，則全建筑物每部尺寸，皆為“材”“栔”之倍數(shù)或分數(shù)；故先考何為一“材”?！安摹闭撸?一)為一種度量單位(unit measure)；以栱之廣(高度)，謂之“一材”。(二)為一種標準木材(standard member)之稱，指木材之橫斷面言，長則無限制。例如泥道栱、慢栱、柱頭枋等，其長雖異，而橫斷面則同，皆一材也。

“栔廣六分o厚四分o”：其“廣”即散之“平”(升腰)及“欹”(斗底)之總高度，即兩層栱間之空隙；六分o者，“材”之廣十五分之六也?！皷帧睘椤安摹敝o，亦為度量單位名稱；用作木材時，則以補栱間之隙，非主要結構木材也。材栔二者，用為度量單位時，皆用其“廣”(高度)。栔“厚四分o”者，材之廣之十五分之四也?！昂瘛睆牟挥米鞫攘繂挝?，只是標準木材之固定大小而已。

《營造法式》“以材為祖”模數(shù)制度由此破譯。材、栔、分o皆建筑設計度量單位，斗栱之泥道栱、慢栱及所承之柱頭枋，截面皆為一材；一材之大小分為八等，將材之高分為15份，即得1分o；栔為上下相鄰兩栱空隙之高，一栔為6分o。按照材的等級，以材、栔、分o為度量單位進行模數(shù)化設計，即可使不同等級的建筑等比例伸縮變造，生成樂律般空間秩序。

梁思成將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測繪數(shù)據(jù)折算成材值和栔值，再深究其構造之法，得出結論：“梁枋千百，其結構用材(structural members)，則只6種，其標準化可謂已達極點”，“以材栔為度量之制，遼宋已符，其為唐代所遺舊制必可無疑”。這一關鍵性判斷，在1937年7月5日，因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木構之發(fā)現(xiàn)得到證實。

獨樂寺報告發(fā)表之前，梁思成已于1932年3月完成《清式營造則例》，釋讀了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了以斗口為度量單位的斗口模數(shù)制。林徽因在為該書所作的緒論中指出：

以斗栱之一部為全部建筑物權衡的基本單位，如宋式之“材”“栔”與清式之“斗口”。這制度與歐洲文藝復興以后以希臘羅馬舊物作則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徑之倍數(shù)或分數(shù)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權衡(proportion)，極相類似。所以這用斗栱的構架，實是中國建筑真髓所在。

1945年，梁思成發(fā)表《中國建筑之兩部“文法課本”》，將《營造法式》《工程做法》之模數(shù)法稱作“文法”：“中國建筑的‘文法’是怎樣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無一人及此、無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種語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種語言的文學，當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國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國建筑，也是一樣的不可能”。曾在東北大學建筑系師從梁思成的張镈，如是評價業(yè)師的這一貢獻：

20年代初期，美國流行“摩登古典”(Modern Classic)。梁師的授業(yè)老師保羅·克瑞特(Paul Cret)是代表人物。梁師重視這套基本功訓練，1930年時由童寯教授承擔教職。童師十分重視“學院派”的“五柱式”的模數(shù)制。要求同學能識、能畫、能背誦如流，能按模數(shù)默畫。這種嚴格訓練，使我終身難忘。我后來逐步體會到，我國的宋《營造法式》和清《營造則例》經(jīng)過梁師的提煉、總結，有了異曲同工之妙。沒有深厚的功底，總結不出來這種能傳之久遠的科學規(guī)律。

張镈是北京人民大會堂方案實施總建筑師，經(jīng)他現(xiàn)場主持設計，10個月內(nèi)，17萬㎡的人民大會堂從方案圖成為了現(xiàn)實。張镈深有感觸地說：

建國前，中國營造學社，研究出版了(宋)李明仲的《營造法式》，此書把木材按大者為材、小者為栔，分為八等。在預制裝配工作上，只有八種型號的標準構件，即能解決宮室和民居的要求。它比我們早期學蘇的全裝配建筑，在構件型號上不知要減少多少?？梢哉f是，用少而精的構件，裝配成最豐富多彩的殿堂。這是在我國歷史上擁有四大發(fā)明成果上的又一小小的第五發(fā)明。

“以材為祖”所代表的中國古代建筑設計模數(shù)法則，定義了美的比例、筑的效率，梁思成強調(diào)：“治建筑學者必習焉” 。

2 法式探源

宋式“以材為祖”之制與清式斗口模數(shù)之制，確定了單體建筑比例權衡之法。如能對中國古代建筑進行大量調(diào)查與測繪，積累相當規(guī)模的案例，就可望通過對此種制度的研究，溝通儒匠，貫通經(jīng)史，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理念出發(fā)，找到建筑設計基本規(guī)律。1930-194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在全國15省220余縣，測繪、攝影2000余單位，包括唐、宋、遼、金的木構殿、堂、樓、塔等近40座，磚塔數(shù)十座，即發(fā)力于此。

1943年，梁思成完成《中國建筑史》，對中國建筑結構系統(tǒng)之源流作了初步梳理，明確提出“結構技術 環(huán)境思想”研究體系，有語云：

建筑顯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兩因素：有屬于實物結構技術上之取法及發(fā)展者，有緣于環(huán)境思想之趨向者。對此種種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亂一系建筑自身之準繩，不惑于他時他族建筑與我之異同。治中國建筑史者對此著意，對中國建筑物始能有正確之觀點，不作偏激之毀譽。

他提出的“環(huán)境思想”，有其鮮明的思想指向：

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興盛，尤重禮儀。故先秦西漢傳記所載建筑，率重其名稱方位，布署規(guī)制，鮮涉殿堂之結構。嗣后建筑之見于史籍者，多見于五行志及禮儀志中。記宮苑寺觀亦皆詳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狀及結構。均足以證明政治、宗法、風俗、禮儀、佛道、風水等中國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單位構成之因素也。

1941年，費慰梅(Wilma Fairbank)發(fā)表《漢“武梁祠”建筑原形考》，梁思成閱后致信評論：

你突然讓我們意識到，這類為紀念死者而建的小祠堂，是中國在佛教傳入之前宗教觀念的體現(xiàn)。其中，宇宙、方位、道德(曾經(jīng)的善行)、祖先崇拜(既往諸系帝王)、戰(zhàn)功(戰(zhàn)爭場景)、五行觀念、篤信好學、尊官重爵，等等，皆與生死、幸福、子子孫孫的觀念糅合在一起，其所遵循的基本宗教甚至在今天的中國還是這樣，必是當時中國宗教的整體面貌。一處小祠堂能夠告訴我們的，超過了史籍巨帙，著實令人驚訝?；找蛘J為它的意義比我所說的還要多(這是必須接受的觀點)——(徽因自己在這兒插入一行)“這個小祠堂沒有主神，沒有逝者尊貴的畫像或塑像，卻充滿韻律地流淌著人性與萬物生機，融為一個宏大模式”。

在1955年遭到批判、林徽因撒手人寰之后，梁思成向他的學生傅熹年作了這樣的叮囑：“中國古代建筑是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獨立體系，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建筑風格和相應的規(guī)劃設計方法。大到城市，小到單體建筑，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取得很高的成就，需要認真地研究總結。它既是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也可為今后建筑借鑒”，“目前有條件開展空前廣泛的普查和分類分項的調(diào)查研究，但在已積累了很多資料的今天，比較異同、探索規(guī)律的工作也應提到日程上來，二者相輔相成，最后才能形成有史實、有理論、能總結出發(fā)展規(guī)律的建筑史著作” 。

時至今日，隨著一代又一代學人前赴后繼，相關領域研究持續(xù)深入，一大批成果涌現(xiàn)出來。我們已能看到，模數(shù)化設計貫通中國古代建筑之結構技術與環(huán)境思想，新石器時代以來諸多經(jīng)典案例皆可為證，這是中國古代建筑與空間設計之精華所在。這也說明，梁思成提出的“結構技術 環(huán)境思想”中國建筑史研究體系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1) 支撐農(nóng)耕文明的觀象授時知識體系，催生中華先人的敬天信仰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人文與技術層面深刻定義了中國古代城市與建筑制度。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遼寧省建平縣牛河梁發(fā)現(xiàn)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遺址，中華五千年文明于此獲得考古學實證。馮時對這處遺址的圜丘、方丘所作的天文考古學研究與數(shù)理分析讓人清楚地看到，祭天圜丘是以三重圓壇表示二至二分日行軌道，其平面設計采用規(guī)矩之法，以圓方方圓圖組合而成(圖9)。此種圖式見載于《周髀算經(jīng)》《營造法式》(圖10、11)，形成《營造法式》所記“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圜徑內(nèi)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的√2:1關系；三重祭地方丘是以內(nèi)方為模數(shù)外擴而成，與“以材為祖”之原理高度一致(圖12、13)。

▲ 9 / 12 / 13 / 14

▲ 10/11 《周髀算經(jīng)》圓方圖、方圓圖 /《營造法式》“圜方方圜圖”

前文字時代中華先人業(yè)已建立的觀象授時知識體系和宇宙觀念，深刻定義了紅山文化圜丘、方丘建筑制度。圓方方圓圖所代表的天圓地方宇宙模式和仰觀俯察天地之法，內(nèi)蘊深厚的哲學理念，其圓徑、方邊之比，方斜、圓徑之比，皆為√2:1；方圓合即天地合，天地合即陰陽合，“陰陽和合而萬物生” ，這一比例堪稱“天地之和比” (圖14)。在文字尚未產(chǎn)生之前，中華先人對萬物生養(yǎng)之哲學思考正是通過這樣的圖式直接呈現(xiàn)的，中國經(jīng)典的美學比例導源于此。

陳明達所作《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圖15)，傅熹年對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建筑群布局與建筑設計模數(shù)之系統(tǒng)發(fā)現(xiàn)(圖16)，王貴祥對唐宋建筑在立面與平面設計中存在的比例及其代表的天圓地方宇宙觀念之發(fā)現(xiàn)(圖17、18)，王其亨對“千尺為勢，百尺為形”“積形成勢”外部空間設計模數(shù)之發(fā)現(xiàn)(圖19)，王樹聲對隋唐長安城平面規(guī)劃內(nèi)含等邊三角形矩形模網(wǎng)之發(fā)現(xiàn)(圖20)，皆可與紅山文化對接，匯成一系建筑之浩大文脈。

▲ 15 陳明達繪“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圖

▲ 16 傅熹年繪元大都平面分析圖——以宮城之寬A與宮城御苑總深B為模數(shù)，都城面積為9A×5B

▲ 17 王貴祥繪寧波宋代保國寺大殿檐柱比例圖，顯示檐高與柱高之比為√2:1

▲ 18 “長寬比為√2的特點”圖

▲ 19 樣式雷“普祥峪菩陀峪萬年吉地約擬規(guī)制地盤丈尺全分樣糙底”圖

▲ 20 王樹聲繪隋唐長安城規(guī)劃設計方法分析圖”

王南在近期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單體建筑、建筑群布局、園林、城市規(guī)劃、器物設計等方面，古代匠人皆通用√2:1或√3:2；在確定寺廟建筑與佛像比例關系時，采用了以像為度、度屋構像之方圓作圖法；“天圓地方”定義形態(tài)，“以材為祖”定義模數(shù)，二者相輔相成，通行不悖，融為一體(圖21~23)。規(guī)矩之道貫通五千年中華營造。

▲ 21 王南繪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設計理念分析圖

▲ 22 王南繪方圓作圖基本構圖比例：√2與√3/2

▲ 23 王南繪方圓作圖基本原型√2矩形與√3/2矩型的近似作圖法

2) 中國古代城市與建筑設計是以天地自然環(huán)境為本體進行的統(tǒng)一設計，彰顯支撐人類在東亞地區(qū)獨立起源的農(nóng)業(yè)文化與文明持續(xù)不間斷發(fā)展最具基礎性的知識體系與人文觀念。

中國所在地區(qū)一萬多年前獨立產(chǎn)生了種植農(nóng)業(yè)，意味著中華先人已準確掌握了農(nóng)業(yè)時間。中國古代晝測日影、夜觀星象之授時方法，皆須以《周禮》所記“辨方正位”為前提條件，由此產(chǎn)生了時間與空間密合的人文觀念。中國古代以天文觀測之天球坐標體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象征物(多取意山水)，對建筑或城市形成圍合之勢，構成擺在大地上的二十八宿繞北極之天文圖。馮時論證揭示的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是目前已知這類天文圖的最早實物(圖24)。此種承載了深厚的天文學知識、在中國古代傳承有序的空間遺產(chǎn)，堪稱農(nóng)業(yè)文明發(fā)祥之“紀念碑”，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

中國建筑的宏大模式，我們已看得真切。

▲ 24 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平面圖

3 “新一代之成規(guī)”

公元1100年，北宋將作監(jiān)李誡編定《營造法式》進呈御覽，寫下如是憂憤之辭：

而斵輪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長。弊積因循，法疎檢察。非有治三宮之精識，豈能新一代之成規(guī)？ 

這樣的憂患超越了時空，800多年后回蕩在梁思成這一代中國建筑學人的心中，時值中華文明遭遇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無疑將來中國將大量采用西洋現(xiàn)代建筑材料與技術”，1944年，梁思成在《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一文中寫道，“如何接受新科學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現(xiàn)中國建筑特有的作風及意義，老樹上發(fā)出新枝，則真是問題了”，“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xiàn)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衰落，至于消滅的現(xiàn)象” 。

梁思成提醒中國建筑師應該“提煉舊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國質(zhì)素”，參考“我們自己藝術藏庫中的遺寶”并“加以聰明的應用”，“不必削足適履，將生活來將就歐美的布署，或張冠李戴，顛倒歐美建筑的作用。我們要創(chuàng)造適合于自己的建筑”。

彼時，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國際式”建筑已通行各國，梁思成強調(diào)：“每個國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現(xiàn)。英、美、蘇、法、荷、比，北歐或日本都曾造成他們本國特殊作風，適宜于他們個別的環(huán)境及意趣。以我國藝術背景的豐富，當然有更多可以發(fā)展的方面。新中國建筑及城市設計不但可能產(chǎn)生，且當有驚人的成績” 。

基于這樣的思考，1945年，梁思成發(fā)表《中國建筑之兩部“文法課本”》，開宗明義地指出：

每一個派別的建筑，如同每一種的語言文字一樣，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辭匯”［例如羅馬式的“五范”(Five Orders)，各有規(guī)矩，某部必須如此，某部必須如彼；各部之間必須如此聯(lián)系……］。此種“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種語言里，都是傳統(tǒng)的演變的，有它的歷史的。許多配合定例，也同文法一樣，其規(guī)律格式，并無絕對的理由，卻被沿用成為專制的規(guī)律的。除非在故意改革的時候，一般人很少覺有逾越或反叛它的必要。要了解或運用某種文字時，大多數(shù)人都是秉承著、遵守著它的文法，在不自覺中稍稍增減變動。突然違例另創(chuàng)格式則自是另創(chuàng)文法。運用一種建筑亦然。

1946年，梁思成赴美講學，次年出任聯(lián)合國大廈設計顧問。與他同任此職的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帶來了他的現(xiàn)代主義建筑“文法”方案。

柯布西耶致力于回歸人的尺度，在一個舉起手臂的人的高度，作出兩個正方形，再通過規(guī)矩作圖，以西方古典建筑的黃金分割比不斷分劃，生成不同層級的模數(shù)網(wǎng)格，以為現(xiàn)代主義建筑訂立比例法則(圖25)。

▲ 25 柯布西耶“模度尺”

愛因斯坦對這套源出西方傳統(tǒng)的“模度尺”給予這樣的評價：“這是難以帶來壞處、易于帶來好處的比例尺?！笨虏嘉饕H為感慨：“有些人認為這個判斷是非科學的。而在我看來，它顯示了非凡的洞察力。這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對我們這些不是科學家而是戰(zhàn)士的人的一個友好舉動。科學家對我們說：‘這個武器直截了當：在尺寸也就是比例方面，它使你的任務更加準確無誤’” 。

兩千多年前，中國偉大的科學家墨子亦對同樣的努力給予了同樣的評價，語見《營造法式》開篇“看詳”所引第二條文獻：

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guī)，直以繩，衡以水，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依放以從事，猶愈于已。

在美的法則面前，東方與西方展開了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梁思成與柯布西耶在聯(lián)合國大廈設計活動中的相逢，是東西方兩大建筑傳統(tǒng)的相遇。

▲ 26 馬賽公寓墻體上的“模度尺”

1952年，柯布西耶以他的“模度尺”設計的馬賽公寓建成并獲得巨大成功，他將這把“易于帶來好處”的比例尺刻入了這處現(xiàn)代主義建筑不朽的墻體(圖26)，向世人宣告：古今建筑千差萬別，美的法則亙古不變。這個不變的法則，正是梁思成在《中國建筑之兩部“文法課本”》中指出的“專制的規(guī)律”。對這一規(guī)律，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學會成立大會上作了這樣的強調(diào)：

如同文法對于語言、文字之運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樣，“型范”“法式”“做法”對于材料、構件之運用也有它的拘束性。但在這拘束性之下，也有極大的運用靈活性，能有多樣性的表現(xiàn)。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詞匯組織起來，可以寫出極不相同的文章一樣，在建筑上，每個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靈活地運用建筑的材料、構件，為了不同的需要，構成極不相同的體形，創(chuàng)出極不相同的類型，解決極不相同的問題，表達極不相同的情感。

他試圖以這樣的理念推動“中而新”建筑創(chuàng)作，卻陷入了復雜境地。那場批判之后，中國建筑之“型范”遭到了長期遺忘，梁思成學術之真諦遭到了長期誤讀。

人們已習慣于將那場批判貼上“大屋頂”或“方盒子”、復古主義或現(xiàn)代主義的標簽加以評說?？墒?，在形式與主義之上，還存在更高的、永恒的、民族的、文化的美的法則，這才是梁思成始終強調(diào)的。

中國建筑何以新一代之成規(guī)？諸多問題的解決，還須回到那場批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