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合病與并?。骸秱摗分杏泻喜〔⒉≈Q?？马嵅疲骸安⒉∨c合病稍異者，合則一時第一卷４２１并現(xiàn)，并則以次相乘?！痹险J為，六經辨證論治雖各經基本上有其主證主方，但相互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統(tǒng)一的，可以出現(xiàn)復雜的證候?！秱摗窋⑹龊喜?、并病雖僅有十二條，而且僅限于三陽經，但已對合病并病的辨證論治方法提示了證治原則。

論中言合病者有四種證型，共計七條：論太陽陽明合病三條：３２條、３３條、３６條，從這三條太陽陽明合病，以表證為主，治療以解表為先。３２條內迫腸胃，自下利的宜葛根湯。３３條不下利，但嘔，葛根加半夏湯。３６條喘而胸滿，是表證未解而肺氣失宣，故仍用麻黃湯以宣肺達表。

論太陽少陽合病之１７２條是太陽在表之邪并入少陽，熱迫于里而下利，重在于里，故用黃芩湯以直清里熱，若嘔加半夏生姜以降逆止嘔。論少陽陽明合病一條，即２５６條陽明少陽合病，脈滑而數(shù)，以里熱燥實為主，故宜大承氣湯以攻下。論三陽合病二條：２６８條、２１９條，三陽合病，陽明經邪熱熾盛，故獨取陽明，禁用汗下兩法，故用白虎湯以獨清陽明之熱。

論并病者分兩類，共計四條：論太陽陽明并病一條，即４８條：“二陽并病，太陽初得病時，發(fā)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xù)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fā)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郁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fā)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郁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fā)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澀故知也?！贝颂柌〔⑷腙柮?，而太陽表證仍在的治法，雖未出方，治法已備，宜小發(fā)汗以先解太陽之表。認太陽少陽并病三條：１４２條、１７６條、１５０條。這三條說明太陽少陽并病，汗、下兩法均不可行，宜用刺法，取穴如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或刺期門。合病并病，偏于表者從表治，偏于里者從里治，汗、下均不宜者，則以針刺以泄其邪。

袁氏認為《傷寒論》論合病、并病只有上述十二條，僅可作為舉例示范以示治療方法，顯然是不夠的。其實三陽三陰合并病的例子很多，可以推而廣之?？马嵅秱撘怼ず喜⑽⒌谌吩唬骸安∮卸w，故立六經而分司之；病有變遷，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參之，此仲景立法之盡善也。夫陰陽互根，氣雖分而神自合。三陽之底，便是三陰，三陰之表則是三陽矣。如太陽病而脈反沉，便合少陰；少陰病而反發(fā)熱，便合太陽。陽明脈遲，即合太陰；太陰脈緩，即合陽明。少陽細小，是合厥陰；厥陰微浮，是合少陽。雖無合病之名，而有合病之實?；蜿柕藐幎猓幍藐柖?，或陽入陰而危，陰亡陽而逆，種種脈證，不可枚舉。學者當于陰陽兩證中，察病勢之合不合，更于三陽三陰中，審其證之并不并。于是陰病治陽，陽病治陰，扶陽抑陰，瀉陽補陰等法，用之恰當矣?！痹仙跏峭瞥绱苏f，認為與人啟發(fā)不少，合病并病并非僅限于這十二條，《傷寒論》中合病并病例子不少，它同六經傳變的關系密切。如１６８條就是太陽與太陰并病，又如３０１條之麻黃附子細辛湯證是少陰與太陽同時發(fā)病，認為是太少兩感或太少合病均可。故六經辨證既要分看，又要合看，它是一個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關于治法，合病當從綜合論治，并病可以分證論治。認識傳變與合并的變化，因證立法，以法定方，不固執(zhí)一方一藥，才能符合《傷寒論》辨證論治的精神。

６論治與八法：袁氏認為《傷寒論》以六經辨證為綱領，密切配合八綱辨證，指導著辨證論治，廣泛運用了治療八法?！秱摗穼χ委煱朔ǖ倪\用繼承了《內經》的理論和治則，進一步作了具體的發(fā)揮和運用，理論聯(lián)系實際，使理、法、方、藥一線貫穿，因證立法，以法系方，以方帶藥，把六經辨證、八綱辨證與八法的運用密切地配合在一起，很好地發(fā)揮了治療作用。

（１）汗法：病在表則宜汗，即《內經》其在皮者，汗而發(fā)之，十劑輕可去實之義。從六經辨證第一卷４２２來看，汗法各有輕重緩急之不同。如太陽傷寒證，宜麻黃湯以發(fā)汗解表，太陽中風證，則宜桂枝湯以解肌祛風，二者均為外感風寒，以辛溫解表為主，但有表虛表實之別，麻黃湯重在發(fā)汗以解表，桂枝湯則重在調和營衛(wèi)以解肌。如屬溫病，在衛(wèi)汗之可也，用辛涼解表，《傷寒論》太陽篇第６條已提出溫病證候，未提治法，后世溫病的銀翹散、桑菊飲則從此發(fā)展而來。從麻桂二方發(fā)展變化出來的汗法，又有大小輕重之差別，如桂二麻一湯太陽發(fā)汗之輕劑，桂麻各半湯是太陽之微發(fā)汗法，大青龍湯是大劑發(fā)汗而兼清熱，桂枝二越婢一湯小發(fā)汗而兼清里熱，麻杏石甘激發(fā)以清宣肺熱為主，雖重在清，但麻黃石膏相伍，又是辛涼微汗之法。由于太陽表證所兼之證不同，亦麻桂二方加減，除上述數(shù)法外，如兼水飲則用小青龍湯以發(fā)汗，外解風寒，內除水飲以平喘咳。兼項背強，汁出惡風者為表虛兼太陽經輸不利，用桂枝加葛根湯，無汗惡風，則屬表實兼證，用葛根湯，其它，如桂枝加厚樸杏子湯，解肌而兼平喘，桂枝新加湯，解肌而兼顧營陰不足，皆在桂枝湯的基礎上進行加減。又如陽明篇２３４、２３５條之表證兼里實的證候，與桂枝湯或麻黃湯發(fā)汗，陽明病禁汗，此因兼證而用汗法，屬權變之法。少陽屬半表半里證，忌汗、吐、下，但兼表與柴胡桂枝湯以微發(fā)汗。三陰一般不可發(fā)汗，但太陰２７６條太陰偏表者，可發(fā)汗，宜桂枝湯，又如桂枝人參湯證之溫中解表，太少兩感之麻黃附子細辛湯以扶陽溫經發(fā)汗，或麻黃附子甘草湯以微發(fā)汗，厥陰之當歸四逆湯是養(yǎng)血而兼溫經發(fā)汗，均為汗法之變。袁氏認為，《傷寒論》之汗法，不僅僅用于太陽，而它經之兼表者，根據證候亦可發(fā)汗，有專以發(fā)汗為主要治法的，有調和營衛(wèi)以解肌發(fā)汗的，有汗而兼清，汗而兼和，汗而兼溫，汗而兼補，汗而兼養(yǎng)血等法，可見辨證及病機分析十分重要，雖方各有經，而用可不拘，此仲景之活法也。

（２）吐法：痰飲、食積阻于上焦胸膈，宜用吐法，即十劑的宣可決壅?！秲冉洝氛f“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即因勢利導之法。如，瓜蒂散之涌吐痰實，厥陰３５５條之痰厥證，亦用瓜蒂散以吐之，均為吐法的運用。吐法易傷正氣，慎用為妥。梔子豉湯，臨證運用，并非致吐，不可稱為吐劑。

（３）下法：邪實于里，病機向下者，宜用下法，即中滿者瀉之于內，血實者宜決之，十劑泄可去閉之法。下法是以通里攻下為主要目的，有寒下、溫下、攻逐之不同。寒下，如承氣湯證；攻逐指痰熱水飲結于胸脅，應用攻下與逐水并行之峻劑，如大結胸證，與大陷胸湯以攻逐水飲，瀉熱破結。懸飲證予十棗湯專逐水飲。血實者宜決之，如蓄血證之桃核承氣湯或抵當湯、丸，以活血化瘀，或破血逐瘀，此寒下與活血逐瘀并行之劑；溫下之法應用于寒邪與痰水互結，凝滯不通，如寒濕結胸，治以溫下溫通、滌痰開結的三物白散，《金匱》之三物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均為溫下之法。另有潤導通便之法，如蜜煎導、豬膽汁導。如中虛而熱結便秘，亦可補而瀉之，如桂枝加大黃湯。后世根據上述下法發(fā)展充實了下法的內容，治療方法已更為完備。袁氏認為，在使用下法時必須辨清寒熱虛實及其相兼和夾雜情況，才能正確進行辨證論治。

（４）和法：邪在少陽，不可發(fā)汗、吐下和利小便，治療宜用和解之法，小柴胡湯為和法之主方，和其里而解其外。少陽兼證，偏表者的柴胡桂枝湯，偏里的柴胡加芒硝湯、大柴胡湯，均在小柴胡湯的基礎上加減，亦屬和解。四逆散是疏肝解郁、調和肝脾，使樞機運轉，表里得和，也是和法。推而廣之，諸瀉心湯、黃連湯、干姜芩連湯都是寒溫并有，清補兼施，辛開苦降之劑，亦為和法。故和法并不局限于少陽病，其他經也有其和法，如桂枝湯就稱為調和營衛(wèi)之劑，烏梅丸也是和解寒熱錯雜之劑，和法在《傷寒論》中應用是較廣的。

（５）溫法：根據“寒者熱之”、“熱可制寒”的原則，病屬寒者，宜用溫法。但有表寒、里寒之第一卷４２３別，表寒宜辛溫發(fā)汗，里寒主要指陽虛，邪從寒化，或陽虛，寒從內生之里虛寒證，則宜甘溫辛熱以扶陽、溫中，或溫經散寒，是為溫法之主要內容。里寒亦當判別病位，為何臟之虛損，有溫脾、溫腎、溫肝等不同治法，溫法多與他法配合，與補法配合最多，故有溫補之說。如理中湯（丸）、四逆湯類、真武湯、附子湯、吳茱萸湯等均為溫法。此外，亦有寒實之邪，又宜溫通、溫下，如三物白散就為溫下寒實之劑。

（６）清法：根據“熱者清之”、“寒以勝熱”的原則，病之屬熱者，宜用清法。六經雖均有熱證而宜清，但運用清法各有不同，以陽明經熱為清法之正。清法可單獨運用，但兼用者較多。白虎湯為清法之代表方劑，治里熱熾盛之陽明經熱證。六經使用清法者或兼用清法者很多，如大青龍湯證、麻杏石甘湯證、桂二越一湯、陽明三清法、濕熱發(fā)黃諸方、黃芩湯、黃連阿膠湯、白頭翁湯等等均屬清法。清法臨證應用甚廣，尤其是溫病學說，在《傷寒論》清法的啟發(fā)下有了更大的發(fā)展。

（７）消法：病邪結滯于中，宜用消導和散結之法，非純用汗、吐、下與補法能以解除者，能使氣血寒熱痰濕食滯等結聚之邪得以消散，故有“化而非攻，和而非補”之說。如諸瀉心湯之治心下痞，即是和寒熱，調虛實以消除心下痞滿，小陷胸湯之清熱化痰開結，治心煩腹?jié)M，臥起不安的梔子厚樸湯，治心下痞塞的枳實梔子豉湯，均是清熱除煩，行氣寬中而消痞滿之劑。又如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之消補兼施，寬中除滿，茯苓甘草湯以治水停心下，厥而心下悸，均為消法。袁氏認為消法多寒溫并用，清補兼施，以消除寒熱痰濕積滯之痞結，藥用辛開苦降，行氣寬中之品，因寒熱錯雜之邪，非此則不能消散其結滯。消法亦多與它法合用。

（８）補法：根據“補可扶弱”、“虛則補之”的原則而立，凡正氣不足，氣血陰陽已虛，皆宜用補法?！秱摗分畏偟牟煌忪钚芭c扶正，它始終貫穿著“扶陽氣”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所以各種治法都包含著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的內容，不是單純的滋陰補陽，益氣補血。如桂枝加附子湯，即解表中扶陽，麻黃附子細辛湯即于發(fā)汗中補陽，桂枝新加湯即于調和營衛(wèi)中以補益氣陰，白虎加參湯、竹葉石膏湯即于清熱中益氣，這些攻補、清補兼施的治法都含有扶正祛邪，寓補于攻的補法在內，可以說是補法的靈活運用。三陰以虛證為主，陽虛者宜溫補，常溫陽與補氣合用，如理中、四逆輩、厥陰之吳茱萸湯等，陰虛熱化，則宜育陰清熱。《傷寒論》中補法亦用之很廣。

以上是袁氏對《傷寒論》治療八法的認識，十分深刻，運用靈活，很好地指導了《傷寒論》治法的研究，更便于清楚地掌握立法、選方、用藥的一般規(guī)律。八法的相兼為用，證變法隨，根據這些原則，八法又有了更大的發(fā)展，如后世《醫(yī)方集解》就分為二十二類。故古人有“一法之中，八法備焉，八法之中，百法備焉”之說，理解和掌握八法的基礎規(guī)律，是非常重要的。

７通常與達變：袁氏認為，所謂“常”是指普遍的一般規(guī)律而言，“變”則指不循規(guī)律的特殊變化；“通?！笔侵刚莆掌毡橐?guī)律，“達變”是指了解特殊變化情況，“通常達變”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tǒng)一?！秱摗凡徽撛诒孀C，還是論治中都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如太陽篇１４條曰：“太陽病，項背強，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彼弧胺春钩觥?，其意是指太陽病見到項背強時，據３１條，常見于傷寒表實之證，按一般規(guī)律，當為無汗惡風，但本條未循此常，既見項背強，又見汗出惡風，故曰“反”，不是表實兼項背強，而是表虛兼項背強，所以不與葛根湯發(fā)汗解表，升津舒經，而與桂枝加葛根湯解肌祛風，升津舒經，辨證上具通常達變之意義。又如３８條之大青龍湯證，脈浮緊，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為其常，緊接著３９條就言第一卷４２４其大青龍湯之變，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臨證不知此變，據脈浮緩，有投桂枝湯之虞。脈證上寓通常達變之意。又如陽明腑實證以腹脹滿、小便得、大便硬為常，而２４２條之大承氣湯證言“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則為變；２３７條陽明蓄血證之“屎雖硬，大便反易”，因瘀血性濡之故，亦為其變。可以說《傷寒論》六經辨證的論述中對普遍規(guī)律和特殊變化進行逐層的闡述，論常言變，變中寓常，常變結合，闡明了各經病證的辨證內容。

治療上，通常達變更具其臨床指導意義。如陽明病以清熱瀉實、保存陰液為其要，發(fā)汗利不便皆為其忌，此陽明之大法、定法，但２３５條“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fā)汗則愈，宜麻黃湯?！贝岁柮骷姹碜C之汗法，為陽明之變，不可不知；又如少陽病以和解表里為大法，汗、吐、下均為禁，此言常，但當病兼太陽之柴胡桂枝湯證，是和而兼汗；病兼陽明的大柴胡湯證、柴胡加芒硝湯證，則又是和而兼下，均為常法中之變法。太陰病，溫中散寒為其治，汗下均為其禁，此言常，而２７６條之“太陰病，脈浮者，可發(fā)汗，宜桂枝湯?！睘樘幹狗?，桂枝加大黃湯之兼下，均言其變。少陰之麻黃附子細辛湯、少陰三急下證，其兼汗、兼下，均非少陰之常，乃少陰之變法。

論中治法上的通常達變例證很多。袁氏對《傷寒論》通常達變法則在辨證及治法中應用之體會尤深，故而在運用傷寒方時，能于千變萬化的病證中做到辨證論治主次分明，定法活法運用自如。

８制方與用藥：仲景《傷寒論》承《內經》、《神農》之旨，創(chuàng)六經辨證，據證立法，以法制方，遣方用藥，微妙精奧，素有“醫(yī)方鼻祖”之稱。袁氏精專細讀六十載，對經方之研究頗下苦功，對仲景立法制方，可謂心領神會，認為仲景制方用藥之精妙，全在于“知機識證，活方活法”，千余年來用之不衰，能應萬變之疾，其妙諦之所在亦在于此。

所謂“知機識證”是指熟察病情，詳審病機，分析其寒熱虛實、陰陽表里、病損何經、邪正消長等情況，明確病機，依證定法，以法定方。其關鍵在于辨證。如痞滿燥實之陽明腑實證，立攻下燥濕為法，以大承氣湯治之；腹?jié)M吐利之太陰虛寒證，溫中健脾，散寒除濕為法，以理中湯治之。《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無一不是依證立法，以法定方。仲景制方，惟求辨證，有是證便用是藥，不論病在何經，但求據證而用。如吳茱萸湯之立法在于溫里散寒，補中泄?jié)幔的嬷箛I。

陽明中寒之食谷欲嘔，少陰濁陰上逆之吐利煩躁欲死，厥陰肝寒挾濁陰上逆之干嘔頭痛吐涎沫，三者分別為病在陽明、少陰、厥陰，但陰寒內盛，濁陰上逆之機，嘔逆之證則同，故不論病在何經，證候病機相符，用方則一。又如桂枝湯用于太陽中風證，但在太陰病脈浮者，亦可運用；承氣湯用于陽明腑實證，亦用于少陰三急下證；豬苓湯用于少陰陰虛，水熱互結證，但在陽明熱盛津傷，水熱互結時亦用之，若干例證均說明仲景制方用藥是謹察病機，據證論治的，故不獨外感用之，雜病亦用之。

所謂“活方活法”，是指定法制方，依證候的變化而隨證增損，即證變、法變、方亦變。如桂枝湯證，若兼見喘證，則于解肌祛風中兼降氣平喘，與桂枝加厚樸杏子湯；大青龍湯證，兼見內熱煩躁證，則解表而兼清里，于麻黃湯中加麻黃、石膏治之。論中制方的變通視病人體質，邪之多寡，證之變化，臨證權衡，全在于隨機應變。

仲景制方，藥味不多，精而不雜，熟諳藥物之氣味，陰陽剛柔，升降浮沉，厚薄輕重，依法制方，配伍相宜，湯、丸、散、栓，各施其用，適治其所。用藥主要重視以下四個方面：其一，首別表里寒熱，針對病性用藥：“熱者寒之”、“寒者熱之”、“虛者補之”、“留者攻之”等等治療用藥法則，《傷寒論》中均有運用與發(fā)展。如病在太陽之表，則主以麻、桂等辛溫解表之第一卷４２５品，陽明里實，則以硝黃枳樸之攻瀉，少陰陽衰與姜附大辛大熱以回陽救急。當病情有兼挾時，還施以相應治療的藥物。藥物之寒熱溫涼，皆以對證、典型者，用之則易，難在疑似之證，其鑒別辨證尤為重要，如身痛一癥，表實證、大青龍湯證、桂枝新加湯證、少陰陽衰之附子湯證均可出現(xiàn)，隨其病機不同，用藥迥別。

其二，重視體質差異及邪之多寡?！秱摗分须m未明言體質之說，但辨證、用藥重視稟賦及陰陽偏盛偏衰之理自寓其中。因人之體質有差異，感邪不同，從化各異，同患一病，治法雖同，則用藥有別，如１７條“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笔茄詽駸醿忍N，或陰虛內熱之體，縱患太陽中風證，不可與桂枝湯之辛甘溫以助其濕熱，用藥不可偏辛溫，應于辛涼苦泄中求之，如葛根、黃連、黃芩之屬，以辛涼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又如麻黃湯禁例之亡血家、衄家、淋家……用藥均考慮了體質因素。又如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其用藥據體質及邪氣盛衰而不同，后者明示強人可加大附子、干姜之量，以速速破陰回陽，又如太陰病，脈弱，胃氣弱，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說明脾虛、胃氣弱、易腹瀉之人，凡苦寒攻伐之品均當減量或慎用。這些都說明仲景在用藥時十分重視體質及感邪情況。

其三，視病情而權衡輕重緩急。病有緩急輕重之不同，用藥亦當相應。如６１條之干姜附子湯證，為外寒驟中，陽氣暴虛之急證、重證，病情發(fā)展迅速，常為虛脫之兆，故急以附子、干姜，大辛大熱之單捷小劑，力專迅猛，且煎后去滓，一次頓服，使藥力集中，速速回陽為當務之急，方中不取炙甘草之緩。又如３９６條之“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的理中丸證，因病勢不重，故不用湯之急速，而取丸劑緩緩徐圖。又如麻黃湯、大青龍湯，后者則重用麻黃、石膏，大承氣湯較調胃承氣、小承氣之量重，小建中湯之倍芍藥等等，均示仲景方藥權衡病之輕重緩急、用量多寡、制方大小、不同劑型等，遂致達藥。

其四，配伍精當，藥盡其能。袁氏認為，仲景制方，善于配伍，充分發(fā)揮藥物不同之功效。

如桂枝、芍藥配伍，發(fā)揮了解肌祛風，斂陰和營之效，于發(fā)散中又寓斂陰之意，故能治太陽中風之證。若增加桂枝湯中桂枝之量，則又具平沖降逆治奔豚氣之用。桂枝配炙草，取桂枝辛溫通陽，炙甘草補中益氣，又能扶其心陽；桂枝配麻黃，則辛溫發(fā)汗之力著；桂枝配附子，能溫經扶陽而逐寒濕；桂枝配茯苓又能化氣行水，蠲除內飲；桂枝配細辛，又可溫通經脈，散寒止痛；黃連湯中桂枝、黃連、參、棗、草配伍，又具和胃安中，宜通上下之陽氣而止腹中痛。說明仲景制方，熟知藥性，精于配伍，充分發(fā)揮了藥物不同之功效。又如大黃黃連瀉心湯的取麻沸湯漬之須臾，絞汁而服，取其氣之輕揚，不用味之重濁，發(fā)揮其瀉心下無形邪熱之作用而消除熱痞。大承氣湯則是先煎枳樸，后下大黃，沖化芒硝，且大黃量大，古方為四兩，后下，取其瀉熱蕩實之力峻，由此可見煎法不同，功能則異。諸如十棗湯中大棗煎湯送服之扶正，緩甘遂逐水之峻猛；真武、附子湯中芍藥之用陰和陽；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中人尿、豬膽汁之反佐，種種配伍，均發(fā)揮了藥物良好的治療作用。袁氏深究仲景制方用藥之法，于臨證中制方精煉平正，配伍得法，隨機增損，總能切中病機而奏效。

總之，袁氏從醫(yī)６０個春秋，于仲景心法的研究，頗下功夫，融古參今，既遵仲景之訓，又采諸家之說，臨證使用經方治病，講原則，遵法度，圓機御變，靈活進退，當機立斷，療效甚捷，可謂達出神入化之境地。

第一卷４２６二、闡發(fā)經義細讀深思多臨證（一）反復深研舉一反三袁氏認為一部《傷寒論》，辨證論治，斯為典范，理、法、方、藥開古今之醫(yī)門，其意精奧，非反復閱讀，前后互參，疑似之處，微甚之間，結合臨床，細心領悟，才能得其旨，施其用。仲景設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對病證之變化掌握其規(guī)律，杜絕其演化，設法以御變，如２９條之甘草干姜湯及芍藥甘草湯例，就是表證兼陰陽俱虛時誤用桂枝湯攻其表，致陰陽兩虛，先與甘草干姜湯扶其陽，后與芍藥甘草湯扶其陰，后連設二“若……”分別說明邪入陽明或燒針迫汗致陽衰的變證，則與調胃承氣湯和其胃，或與四逆湯回陽救逆，此為仲景設法御變，示人發(fā)汗后可能出現(xiàn)的變化和證變方隨的原則。但當看到，發(fā)汗過多，或燒針迫劫，亦可損傷心陽，或發(fā)為奔豚，與桂枝甘草湯或桂枝加桂湯治療；亦可成為欲作奔豚的桂甘龍牡湯證；或致風火相煽，熱毒熾盛，氣血怫郁，失其常度，或發(fā)黃；或火氣上攻，迫血妄行而見鼻衄；火毒傷陰則小便難；或火氣攻心，發(fā)為譫語；諸多變證，當于仲景設法御變中舉一反三，才能適應臨證多變之病證。

袁氏六十載研經探旨，深知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此乃古人“方有成局”、“法勝于方”之謂。仲景《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足見方不及法，研究仲景心法，若不細心領會，則難察其中之堂奧。如治心下痞一證，有大黃黃連瀉心湯，瀉其心下之邪熱，暢達氣機以消痞；若熱痞兼表陽虛者，主瀉熱消痞兼以扶陽之法，制附子瀉心湯治之；如脾胃不和，寒熱錯雜，升降失司致痞，又立辛開苦降，和中降逆之法以消痞，與半夏瀉心湯主治；兼水飲食滯者，于和胃降逆中又兼宣散水氣法，與生姜瀉心湯主治；若兼脾胃虛弱，谷物不化者，則立和胃補中，消痞止利為法，與甘草瀉心湯主治，此治痞證之五瀉心湯法。但細讀經文，治痞何止五法，１５６條之水氣致痞，宜化氣行水，五苓散治之，水氣得行則痞證愈，此又為消痞一法；又如１６１條脾虛弱，痰阻中焦，氣機不暢所致心下痞硬，以旋復代赭湯補益脾胃，化痰和胃則痞消，此又為治痞另一法；１６５條少陽兼陽明里實之心中痞硬，擬和解兼通的大柴胡湯治療，此亦治痞之法也。

然１６４條之心下痞兼表不解，“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大黃黃連瀉心湯的煎服法；附子瀉心湯的煎服法等均示人消痞之法，如此是謂法中之法。推而廣之，桂枝湯、麻黃湯等等均是一方之中，非為一法也。袁氏精研探微，縱橫跌宕，對仲景心法，微奧之處，心領神會，故臨證中不拘一方，但求良法，舉一反三，用之傷寒，治之雜病，皆能奏效。

（二）廣覽注述擇善而從袁氏認為仲景撰《傷寒雜病論》一書，自晉代王叔和編次《傷寒論》以來，至今已１７００多年，國內外學者注釋者不下六、七百家，從不同角度去探討仲景之法，他主張廣泛涉獵諸家之述，以廣見識，開闊思路，加深對仲景至精至微之理的認識。但畢竟學派眾多，難于統(tǒng)一，當以能指導臨床為其判斷標準。袁氏十分推崇清代柯韻伯《傷寒來蘇集》，對書中重視理法研究，又密切聯(lián)系臨床，是為《傷寒論》研究之佳本。對柯氏以方類證的立論、六經辨證方法及諸方的分析，反對方有執(zhí)的“三綱鼎立”說，主張“以方名證，證從經分”的學術觀點，認為《傷寒論》非單為傷寒而設，是為百病立法等觀點，倍加贊賞。亦崇尚清代尤在涇的《傷寒貫珠集》，認為尤氏提出的第一卷４２７“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是著眼于各經病變的本證、變證、壞證、兼證、邪正虛實、病因異同的基礎上制定的。臨床抓主證，為其辨識疾病的要點，疑似證的分析，為其鑒別診斷的眼目，認為這種主次分明的辨證方法于臨床辨證論治極有價值。此外對宋代許叔微的《傷寒九十論》以驗案闡發(fā)仲景辨證立法的精神，變通運用仲景之法，十分贊賞許氏尊古而不泥古的治學精神。對金代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亦很推崇，成氏分析各條之病機，對癥狀的分析、類似證的鑒別，對方藥君、臣、佐、使，功能性味的闡發(fā)都極為精細，示人觸類旁通，辨證有途。袁氏對諸家著述、醫(yī)案，今之醫(yī)學資料廣為閱讀，以對臨證治病有實效為宗旨，擇其善者以從之。他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善于學習，博采眾長，臨床運用，隨機應變，故療效稱著。

（三）去偽存真揚其精華袁氏治學嚴謹，講求科學求實之作風。認為中醫(yī)是樸素唯物論，其理論是在臨床實踐中產生的，故而，任何學說、制方用藥，均須以臨床檢驗為其標準。對《傷寒論》來說，由于成書久遠，時代所限，其中某些內容不能為實踐所證明，當予揚棄或存疑待考，如六經欲解時，“病發(fā)于陽，七日愈；發(fā)于陰，六日愈”；梔子豉湯的“得吐者，止后服”；燒散等，驗之臨床不應，袁氏則主刪節(jié)或存疑。

（四）融古參今運用經方袁氏研經探旨，尤重于臨床運用，他廣覽古今名著驗案與今之西學匯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減化裁，療效稱著。數(shù)十年臨床探究，認為要用好經方，其要有五：１緊抓主證，明確病機：袁氏認為，有諸內，必形其諸外，主證與病機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臨證他善抓主證以明病機。經方治病，不以經分，以證為據，故主證為其辨證關鍵。主證，可為一癥，亦可為一組癥狀，它往往反映了病的本質和主要病機所在，故抓主證，則明病機，方可立法遣方用藥。如大熱、大渴、大汗、脈洪大為陽明熱證之主證，故立辛寒清熱的白虎湯治之。脈結代、心動悸是心陰心陽兩虛之主證，與養(yǎng)心復脈的炙甘草湯治之。一般說來，主證與病機都有著本質的聯(lián)系。但亦有同病異治者，不可不曉，即同一主證的出現(xiàn)，其病機不同，施治亦異。如下利為主證，有表邪內迫陽明致下利者，以葛根湯逆流挽舟；有脾虛寒濕下注者，以理中湯溫中散寒除濕為治；亦有熱利之黃芩湯者；四逆湯之扶陽抑陰者，諸多病證，均可有下利之主證，又當以主證之特點，四診合參，詳為鑒別更有寒熱真假，辨證就更為重要。

２分辨兼證，靈活加減：袁氏說，世間病證，變化萬千，如出所病者有之，變化者更其多也，仲景之法，論中已明示據證加減，今人之體質、病狀、兼夾之證、藥后反應，均當詳審，據證損益如法，劑量加減適度，方可施治中的。

３權衡邪正，虛實分明：袁氏指出仲景立方，或是扶正，或是驅邪，或邪正兼顧，于邪正虛實，盛衰之中，斡旋而用，促使陰陽平衡，病情向愈。一般而言三陽證以攻邪為主，扶正為輔，三陰證以扶正為主，祛邪為輔，但臨證每多虛實互見，表里兼夾，寒熱錯雜，故扶正與驅邪往往同時并用，對邪正多寡，又當審明分寸，或先攻后補，或先補后攻，或攻補兼施，當為明辨。

４標本緩急，治有先后：袁氏認為仲景《傷寒論》治病之標本緩急井然有序，一般言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輕者緩治，重者急治，虛證緩治，實證急治，這為常法。但治療中亦要注意變第一卷４２８法，如虛證病情危急者，亦當急治，如干姜附子湯之急扶其陽，四逆、白通之破陰回陽，少陰病急溫之條文，通陽之溫灸法，均是其例。亦有實證本當速速驅邪，但因病重，邪結較深，驅邪難于速去者，亦可以丸劑緩圖，如抵當丸之例。表里合病，先表后里為其常法，但亦要分辨里證情況，里虛，里實，急重時都當先里后表，種種情況，均當明析。他還強調《傷寒論》中急證、危證頗多，診治當膽大心細，膽大在于對危證、重證之果斷性，心細在于詳審病情、危甚俱明，庶可當機立斷，當下則下，當補則補，大制其劑，以挽垂危，緊急關頭，切不可躊躇不決，貽誤病機，坐視其敗。袁氏治重證，果斷心細，經驗豐富，力挽沉疴，于重危之中尤見功力。

５熟識藥性，煎服遵法：袁氏說，仲景之方用藥不多，但精于藥物之性味功能，寒熱補瀉，氣味升降，配伍煎服均有法度，使藥物充分發(fā)揮了治療作用，臨證當予重視，方可見效。如大黃黃連瀉心湯之麻沸湯漬之，不如此法服用，未必有效。

袁氏數(shù)十年學習仲景之法，鍥而不舍，悟其奧意，臨證更能師法活用，屢見效機，這種博學不窮，篤行不倦的治學精神極為可貴，上述認識，誠經驗之談，對指導學習與臨床頗具意義。

三、冠心病標本分析論病機袁氏對冠心病的研究十分深入，集數(shù)十年經驗，撰有“權衡標本，燮理臟腑，化瘀宣痹，通補兼施”、“對冠心病辨證論治的體會”等文，發(fā)表于《當代名醫(yī)臨證精華·冠心病專輯》、《醫(yī)林拔萃》及雜志，闡述了冠心病的病因病機，明析其標本虛實及其相互關系，論述十分精辟，對認識冠心病的發(fā)生發(fā)展極有幫助。

中醫(yī)古代雖無冠心病病名，但據臨床證候，如胸痹、胸痛、胸悶、心痛、心悸、短氣等癥狀，對本病已早有描述和記載。如《素問·臟氣法時論》：“心痛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薄鹅`樞·厥陰病篇》：“真心痛，手足青至節(jié)、心痛甚，旦發(fā)夕死，夕發(fā)旦死?！鳖愃菩募」Ｈ挠涊d。同篇并描述了厥心痛的癥狀，如“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瘛，如從后觸心”，“厥心痛，痛如以錐針刺其心”對心絞痛的癥狀描述是很明確的。《金匱要略》有“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專章論述，將胸痹、心痛、短氣聯(lián)系起來討論，對本病開始有了較為系統(tǒng)的認識，對其病因病機和辨證論治提出了具體的治療法則與方藥，此后，歷代醫(yī)家在理論及臨床上作了深入研究，豐富了冠心病辨證論治的寶貴經驗。本病在“心悸”、“怔忡”中亦有相關的論述。

（一）本虛———重點在心，旁及四臟袁氏認為《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首條就指出：“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明示胸陽不振，陰邪搏結為冠心病之主要病機，其病位在心，為本虛標實，虛實互呈，而以本虛為主的證候。追本溯源，治病當求其本，而病之本，本于心之陰陽氣血虧損，心氣不足，心陽不振在發(fā)病中又至為重要。《內經》云：“心者，生之本……為陽中之陽”位于胸中，心氣心陽虛損，則胸陽式微，陽微不運，心血失去推動，流行不暢，可致氣滯血瘀，久則心脈瘀阻，出現(xiàn)胸痹心痛短氣之證。仲景在《金匱要略》中指出“夫脈當取之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贝酥畼O虛，乃心胸陽氣之虛，虛則陰邪乘之，陰乘陽位之機關鍵在于陽微，故溫通心陽，補益心氣為治本之要，只要胸陽一振，得以宣發(fā)，有如光照萬物，陰霾四散。心之能第一卷４２９事，又主生血，心陰心血不足，心神失養(yǎng)，神不安則心痛怔忡發(fā)生；血之不足，心氣亦虛，陰陽兩虛，痰瘀交阻，發(fā)病亦屬常見。

心與肝脾肺腎關系密切，其功能失調對本病的發(fā)生發(fā)展息息相關。脾主中州，主灌四旁，胃為倉稟，攝水納谷，同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心乃君主，賴其長養(yǎng)。若脾氣失調，運化不健，則不能奉心化血，致心氣不足，心血虧虛；脾又為生痰之源，如飲食不節(jié)，谷物不化，或過食肥甘，可聚濕為痰。肺居胸中，乃制氣之主，貯痰之器，肺失宣降，水津失于布散，亦可聚而為痰。

脾肺氣虛，痰氣交結，可阻遏心陽，痹阻脈絡而發(fā)病。

肝屬于木，木氣沖和條達，則血脈流暢。腎乃水臟，水充則龍火不升，若肝腎陰虛，則心血不足，血循不暢，可瘀阻心脈；且肝腎陰虛，陽亢生熱，可煉液為痰；肝郁化火，疏泄不利，失其氣治血和，均可致痰瘀氣滯交阻，胸痹心痛發(fā)生。腎乃陽氣之本，腎陽不足，心氣亦虛，陽虛飲結，寒濕不化，水泛為痰，上逆凌心，亦可痹阻心脈，甚則心腎厥脫，危在旦夕，致極危之證。

由此可見，本虛主要是心之陰陽氣血不足，重點是心陽不振，而全身臟腑功能失調與心又密切相關。

（二）標實———痰瘀氣滯，痹阻心脈痰濁、瘀血、氣滯痹阻心脈，乃病之標，屬實。氣、血、痰之形成對冠心病的發(fā)生發(fā)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袁氏強調對于痰濁當予重視，此為廣義之痰，為臟腑功能失調之產物，不專指咳嗽咯出之痰，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往往與痰有關。痰的生成，首責正氣不足、臟腑失調，其中肺、脾、腎、三焦四者關系最為重要，四者中又以脾氣為主，如果脾氣運化失司，不能盡散水精上歸于肺，以敷布全身內外，濡養(yǎng)百脈，而肺氣不能下降，三焦失于通調，氣亦不能下交于腎，腎氣不能正常蒸化水液，水液停滯中焦，泛溢表里，即可積液為飲，煎熬成痰。若傷暑、濕、寒、熱之邪，或飲食不節(jié)，嗜食膏粱厚味，或起居失宜，情志抑郁，均可導致臟腑功能失調，影響氣機升降出入，或營衛(wèi)氣血運行不暢，亦能致水谷精微不得敷布，津液停積而生痰。

瘀，亦是致使冠心病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當重視。瘀的概念有二，一為瘀滯不行之血液，一為血液運行不暢，其中包括溢出經脈外而積存于組織間隙的血液，或因血液運行受阻而滯留于經脈內以及瘀積于器官內的血液。但血液運行正常與否，關鍵還在于氣?！皻鉃檠獛洝保瑲庑袆t血行，氣滯則血瘀，氣虛則不能推動血液運行，亦可致瘀，故氣對血的影響最大，氣虛氣滯均能導致血瘀。由此可見，氣機阻滯不僅生痰，而且也導致血瘀。因此痰瘀?？上嗷ビ绊?，相互轉化，互為因果。痰瘀凝聚必然阻礙氣血運行，氣血不暢致臟腑功能失調，痰瘀交阻愈甚則氣機愈加郁滯，反之亦然。

（三）病機———胸陽不足，陰邪搏結冠心病的發(fā)生，從虛實標本來分析，“胸陽不足”指心陽心氣運行機能不足，屬虛，為本；痰濁、瘀血阻滯于心脈，屬實，為標。正虛邪結，正邪相搏于上焦，為本虛標實，虛實挾雜，而以本虛為主的證候，二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臟腑氣血的不足，功能失調，導致氣滯、血瘀、痰濁的形成，它們雖是病理產物，一旦形成，反可成為致病因素，導致心陽不宣，氣機阻滯，則胸痹心痛發(fā)生。概括起來，主要病機有三個方面：１心陽不足，心血瘀阻。心陽心氣不足，心血失去心陽的推動，血行不暢，以致氣滯血瘀，第一卷４３０心脈瘀阻。

２脾濕生痰，阻遏心陽。脾胃失調，運化不健，或過食肥甘，痰濕不化，痰瘀交結，阻遏心陽而致氣滯血瘀，使之心脈痹阻。

３肝腎陰虛，痰瘀交阻。肝腎陰虛則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則心氣亦虛，氣血俱虛，導致血循不暢，以致心脈瘀阻。且肝腎陰虛則陽亢生熱，也可煉液為痰，痰瘀交結，阻滯心脈，而致胸痹心痛發(fā)生。

三者相互影響，層層相因，逐步導致了冠心病的發(fā)生與發(fā)展。

袁氏對冠心病本虛標實的病機分析十分透徹，抓住了胸陽式微，陰邪搏結這一關鍵，并與臟腑功能失調，痰瘀氣滯交阻的標本虛實作了清楚的闡述，言簡意賅，誠為經驗之談，對于認識冠心病之本質與臨床均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