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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古代突厥文碑銘的發(fā)現和解讀研究 古代突厥文碑銘的發(fā)現和解讀研究
耿世民
（中央民族大學維哈柯語言文學系）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國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國（552-745年）和回紇（古代維吾爾）汗國（745-840年）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與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學者稱之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為用這種文字寫成的主要碑銘是在蒙古鄂爾渾（Orkhon ）河流域發(fā)現，所以也稱之為鄂爾渾突厥文(Orhon Turkic Script )，語言稱之為鄂爾渾突厥語（Orhon Turkic）。又因為這種文字也在葉尼塞（Yenisey）河流域發(fā)現，所以也稱之為葉尼塞文 。 這種文字除為突厥汗國使用外，也為西遷前的回鶻人和古代居住在葉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爾克孜人的祖先）使用 。 下面簡要敘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發(fā)現和研究的情況。 在我國漢文古代史籍中曾談到公元6世紀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書· 突厥傳》中說：“其書字類胡”?！侗饼R書·斛律羌舉傳》中下面一段記載也表明當時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劉世清……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按此事發(fā)生在公元574-576年間突厥陀缽可汗在位時）。 但這到底是一種什么文字，其結構如何，直到19世紀末期以前我們并不知道。 早在1692年荷蘭人魏津（N. Widzen）在其所著的《北部和東部靼靼里亞》（Noord and Ost Tartarye , Amsterdam , 1692）首次提到西伯利亞存在刻有古代突厥文的刻石。1696-1697年俄國人雷米佐夫（Semen Remezov）在其《西伯利亞圖錄（Chertezhnaya Kniga Sibiri）一書中也提到七河一帶發(fā)現這種文字的碑銘。 關于突厥文碑銘的科學報道屬18世紀上半期。18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首先是葉尼塞碑銘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旦澤（Danzig）（今屬波蘭）人梅色爾施米特（D.
G. Messerschmidt）（曾作為自然科學家和探險家服務于帝俄彼得大帝）于1721年發(fā)現了現稱為“Uybat III
”的葉尼塞碑文。 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別爾格（F. J. Stralenberg
）（他曾在西伯利亞一帶生活13年之久）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了《歐洲和亞洲的北部和東部》（Das nord-und oestlichen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 Stockholm , 1730
）一書，在該書后面附有第一批在葉尼塞河流域發(fā)現的用這種文字寫成的碑銘圖片。1793年帕拉斯（P. S. Pallas
）又在其《論西伯利亞發(fā)現的一種不知名碑文》（Von einer in Siberien gefundenen unbekannten
Steinschrift ）一文（載該氏所著《自然史與經濟學 Naturgeschichteund Oekonomie
》卷五，頁237-245）中公布了一些。1818年斯帕斯基（G. Spasskiy ）在《西伯利亞通訊》（Sibirskiy
Vestnik）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西伯利亞古物札記》（Zapiski o Sibirskikh Drevnostyakh
）。不久該文連同圖片一起被譯成拉丁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西歐學者的注意。1822年當時法國著名東方學家雷繆扎（A.
Remusat）在一篇關于此文的評論中寫道：“如能解讀這些碑文，這將對解決（該地區(qū)的）重要歷史文化問題起巨大作用”（Journal
des Savants , Octobre , 1822 , pp. 595-602 ）。
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試圖解讀這種“謎”一樣的無人知曉的文字。1884年芬蘭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 ）在比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號后，雖正確地提出這種文字大約由39-40個符號組成，文字的書寫是從右到左，但仍無法確定符號的音值。 同時在此期間關于是什么民族留下這種文字的碑銘的問題，也提出了各種猜測意見：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蘭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國考古學會東西伯利亞分會組織的以雅德林采夫（ N. M. Yadrintsev ）為首的蒙古考古隊為研究、解讀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 雅氏在這次考查中到過今蒙古共和國的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 ）和回鶻汗國故都哈拉巴喇哈遜（Qarabalghasun ）遺址。他在鄂爾渾河流域的和碩柴達木（Koshotsaidam ）湖畔發(fā)現了轟動當時全世界學術界的《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關于這次的發(fā)現，雅氏在其《蒙古及鄂爾渾河上游考查總結》一文中這樣寫道：“非常堅固結實的花崗石千百年來被侵蝕的情況表明，它們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亞其它地方也曾發(fā)現過的、謎一樣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邊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漢文）。如果是漢文的話，很可能就是解讀（另一種）文字的鑰匙”。 在雅氏的發(fā)現后，1890年芬蘭也馬上派出以海開勒（H.
Heikel）為首的考古隊去蒙古。1891年俄國科學院又組織了以著名突厥語言學家拉德洛夫（W. W.
Radloff）院士為首的考古隊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Ongin）河畔又發(fā)現了所謂《翁金碑》。
1892年芬蘭、俄國分別出版了兩國考古隊所拍攝的碑文圖錄。法文芬蘭本題做《1890年芬蘭考古隊所集鄂爾渾碑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 et publiees par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 1892）。德文俄國本題作《蒙古古物圖錄》（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 , St. Petersburg ,1892）。這就給各國學者進一步研究這種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豐富材料。其中尤以芬蘭刊布的本子科學價值較高。 這以后，在新發(fā)現材料的基礎上，俄國拉德洛夫和丹麥著名語言學家湯姆森（V. Thomsen ）二人同時在積極從事碑文文字的解讀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湯姆森在丹麥皇家科學院會議上報告了他勝利解讀古代突厥文的經過。該報告的發(fā)文本題作《鄂爾渾和葉尼塞碑文的解讀——初步成果》（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 Notice pre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謎”終于被解開了。原來這些碑文既不屬于匈奴人，更不屬于什么古代芬蘭人，而是屬于曾建立強大突厥汗國的古代突厥人。語言是古代突厥語。內容是記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跡和武功。 在湯姆森氏解讀這種文字之前，人們已從《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該二碑都同時刻有漢文）的漢文部分中知道碑銘是屬于突厥汗國，語言應為突厥語。《闕特勤碑》并明確寫出建碑年代——大唐開元二年（公元732年）。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讀工作。 首先，湯氏根據這種文字的符號多達38個這一點，認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節(jié)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條件下，同樣的語音用不同的符號表示。其次湯氏根據突厥語元音和諧律這一特點，確定了表示8個元音的四個元音符號。
在解讀輔音符號的音值方面，經過深入、仔細的研究，他發(fā)現這種文字中的8個輔音，因和其拼寫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8對符號表示。這一發(fā)現對解讀整個文字系統(tǒng)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之后，他根據漢文“闕特勤”的古音k’iwat正確解讀了?闕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讀了t?ngri“上天”一詞。在該二字的基礎上，他又解讀了碑文中常見的 t?rk“突厥”一詞。到此，文字的解讀工作已基本完成。 湯木森為丹麥著名語言學家，1842年1月25日生于Randers村。1859年依照他父親的愿望進入哥本哈根大學神學院學習，之后轉入語文學院。大學期間主修古典語言和北歐（Nordik）比較語言學。除歐洲主要語言外，他尚通曉梵文、阿拉伯文、俄文、芬蘭文、匈牙利文等。1869年以《日耳曼語對芬蘭-拉普語的影響》獲博士學位。1871年任哥本哈根大學語言學付教授，1875年任教授。1877年出版題為《古代俄羅斯和斯坎地那維亞的關系和俄羅斯國家的起源》一書。1890年發(fā)表了《芬蘭語和波羅的海語（拉脫維亞立陶宛語）的接觸——語言史方面的研究》巨著。他對印度系語言也做過研究。他的名著《（歐洲）語言學史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至今尚未失去其價值。他一生最輝煌的業(yè)績是對古代突厥文碑銘和寫本的研究。另外他在1916年發(fā)表了重要長文《突厥學研究Turcica》（載MSFOu XXXVII , 1916 , 1-107 p.），為對蒙古和葉尼塞突厥碑銘中一些難點做了新的考釋。他的另一篇論文《論葉尼塞碑文中一不認識的字母Une letter meconnue des inscriptions de l’Ienissei》（JSFOu XXX , 4 , 1913-1918 ,1-9 p.）改正了拉德羅夫錯讀為b的e字母。這里順便還要提到1897年他在第11屆國際東方學大會上宣讀的的著名法文論文《試論回鶻語的輔音系統(tǒng)》（Sur le systeme des consonnes dans la langue ouigoure）(Keleti Szemle II)。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明拉德羅夫對回鶻文輔音系統(tǒng)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對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三大碑文的最新丹麥文譯文由德國學者H.H. Schaeder譯成德文，發(fā)表在德國東方學會刊上（ZDMG LXXVIII, N.F. III ,1924-1925 ,121-175）。湯木森的主要論文收集在他四卷名為《論文集》（Samlede Afhandlinger 1-4）（1919-1931）中。他的70壽辰紀念論文集《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zur … 1912》對突厥學來說也很重要。最大的遺憾是：他生前和他的學生Kurt Wulff一起準備的《突厥文碑銘總匯》因后者的死去未能出版。 在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大師就是拉德羅夫(Wilhelm Radloff)（1837-1918）院士。拉氏1837年生于柏林，其父為警官。他在柏林完成小學、中學教育后，畢業(yè)于柏林大學哲學系。1858年以題為《宗教對亞洲民族的影響》的學位論文獲德國耶那（Jena）大學博士學位。他為了研究北亞的語言，于同年來到俄國。1859年到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qū)Barnaul地方冶金學校任拉丁文和德文教員，同時開始學習、研究當地的現代突厥語。他在阿爾泰地區(qū)共生活、工作了12年。1866-1907出版了他收集、記錄的10卷本《突厥方言材料》（即所謂的Proben）和10卷德文、俄文譯文。1872年調任喀山教育督察。1884年后到俄京圣彼得堡任職，任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館長。在此期間，先后出版《西伯利亞札記Aus Sibirien》、《北部突厥語比較語音學Phonetik der noerdlichen Tuerksprachen》、《庫蠻語匯編Codex Comanicus》、《福樂智慧Das Kudat Bilik（維也納本）》、《突厥方言詞典Versuch eines Woerterbuchs der Tuerk-Dialecte》等突厥學專著。1889年雅德林采夫發(fā)現鄂爾渾碑文后，1891-1991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古代突厥碑文的調查、解讀和研究工作中。1894-1899年先后發(fā)表了5大冊《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Petersburg》、《古代突厥語研究Alttuerkische Studien , I-VI》，從而對這一學科的開拓做出了巨大貢獻。20世紀初開始，隨同新疆大批回鶻文獻的出土，他又把主要精力轉入到對回鶻文寫本的研究中去，并發(fā)表了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獻。 拉氏在1893年12月4日寫給湯氏的一封信中，已正確翻譯了碑銘III（即哈拉巴喇哈遜碑）中正面的文字。這證明他至少已解讀了大部分這種字母（參見Bulletin de l’Academie danoise pour 1893, Copenhague, 1894, p.294, note ）。拉德洛夫在獲知湯氏的解讀報告后，立即著手《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全文的轉寫和翻譯工作。1894年拉氏發(fā)表了該二碑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轉寫和德文譯文，書名為上面已提到的《蒙古發(fā)現的古代突厥碑文》。拉氏取得的成績雖大，但做得太匆忙。之后，又同樣匆忙地出版了三個分冊（1894-1895），書名同前：1. Lieferung : 為鄂爾渾碑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換寫和轉寫、德文譯文 ， 2. Lieferung :為上述二碑的詞匯、索引和W. P. Wassilyev對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漢文部分的德文譯文、蘇京城（譯音）的漢文錄文，3. Lieferung [1895年出版]: 為對鄂爾渾碑文的補正、考釋及對翁金碑、回鶻哈拉巴喇哈遜碑的研究（包括和對后者殘余突厥文部分的研究和漢文部分的錄文[蘇京城]、德文譯文[Wassilyev]）以及對葉尼塞河流域、南西伯利亞發(fā)現的諸小碑的研究等。1897年出版了該書的新編（Neue Folge），內容主要為古代突厥語語法概要及對碑文的補正及詞匯。此外，尚有長達30頁由W. Barthold撰寫的《論古代突厥碑銘的歷史意義》一文。1899年出版了同書第二編（Zweite Folge），其中頁1-122為對暾欲谷碑文的研究，并收有夏德[F. Hirth]的《暾欲谷碑文跋》和巴氏的《古代突厥碑文與阿拉伯史料》二篇長文（拉德羅夫的這五冊巨著1987年由德國Osnabrueck市的 Otto Zeller Verlag出版社重版（二卷本））。 1896年湯姆森刊布了闕、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轉寫和法文譯文，書后并附有語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爾（E. H. Parker）關于《闕特勤碑》漢文部分的英文譯文，書名題作《鄂爾渾碑文的解讀》（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 Helsigfors ,1896）。書中有對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譯文和研究，同時指出拉氏的一些錯誤。 這兩位學者之間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有好處的，但也給古突厥碑銘的研究帶來了不利的東西：那就是他們權威性的結論帶給這個領域研究中的某種教條主義。這方面成問題的是方法學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學界（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讀原文的歷史學家）關于蒙古和葉尼塞古代突厥碑銘的知識仍完全建立在湯氏和拉氏著作的基礎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銘的發(fā)現。1896-1897年卡拉烏爾（V. Kallaur）和海開勒在今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的塔拉斯（Talas）河流域發(fā)現了屬于西突厥汗國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萊門茨夫婦（D. A. 和E. Klements）在蒙古的土拉（Tula）河上游右岸與納來哈（Nalaikha）驛站之間的巴音楚克圖(Bain Tsokhto) 地方發(fā)現了另一著名的巨碑《暾欲谷碑》。1904-1908年阿德利亞諾夫（A. A. Adrianov）父子，1906-1909年葛蘭瑙（J. G. Granoe ）， 1909年蘭斯德（J. Ramsted t ），1912年闊特維奇（ W. Kotwicz ）等人又先后在不同地區(qū)發(fā)現了古代突厥文碑文。近幾年在蒙古國又有所謂《雀林碑》（Choren）、《塞富萊碑》（Sevrey ）等碑文的發(fā)現。 用古代突厥文寫成、屬于回鶻（回紇）汗國的文獻保存下來的不多，可分為碑銘和寫本兩類。碑銘主要有下列一些：《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749-759年在位）碑》（也稱《葛勒可汗碑》或《磨延啜碑》，為1909年芬蘭阿爾泰學家蘭斯德在蒙古希乃烏蘇（Shine-usu ）地方發(fā)現。這個碑雖較殘破，但保留的字數較多，對研究回鶻汗國的歷史和語言具有重大意義。該碑最先由發(fā)現者本人研究、翻譯，發(fā)表在《芬蘭-烏戈爾學報》（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1913年第30上，題作《北蒙古發(fā)現的兩個回鶻如尼文碑銘》（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Mongolei）。其次為《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Toquz Uighur ay-t?ngrid? qut bolmzsh alp bilg? qaghan）圣文神武碑》（即哈拉巴喇哈遜碑）。此碑一般認為屬于回鶻保義可汗（808-821年在位）時代。碑文用古代突厥文、漢文、粟特文三種文字寫成。其中的突厥文部分經拉德洛夫研究發(fā)表在其所出版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第三分冊（1895年）中?？上Т吮耐回收Z部分破損太甚，存留的字數不多。第三為一完整的小碑，即通常所說的《蘇吉碑》，為蘭斯德于1909年在蒙古蘇吉（Suji）地方發(fā)現，后為蘭氏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一起發(fā)表。最近在蒙古西南部發(fā)現的所謂《塞富萊碑》有人認為屬于回鶻牟羽可汗，另有人認為屬于后來的甘州回鶻可汗。另外，最近在蒙古尚有《塔里亞特（Taryat）碑》（又稱《鐵爾痕Terkhin碑》或《磨延啜第二 碑》）、《鐵茲（Tez）碑》（又稱《牟羽可汗碑》的發(fā)現。 古代突厥文寫本是在本世紀初期隨同新疆、甘肅（敦煌）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先后發(fā)現的。其中重要的有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千佛洞發(fā)現的一完整的106頁的小書《占卜書》（Yrq Bitig）和新疆米蘭出土的軍事文件，后經湯姆森研究刊布在英國《皇家亞洲學報》（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2年）和斯坦因所著《極內陸亞洲》（Innermost Asia ）一書的二、三卷中。此外，在新疆土魯番等地尚有其它一些用突厥文寫成的寫本和刻文發(fā)現。 屬于葉尼塞河流域古代黠戛斯的碑文約70多個，多為墓志銘，文句通常很短，多為“嗚呼，吾今離開了吾之部落、妻子、兒女、民眾……吾于……歲時離開了汝等”的內容，間或也有談到本人生前事跡的，可認為是一種挽歌。葉尼塞碑文并不像以前認為的那樣古老。根據最近對碑文氏族、部落印記（tamgha）變化的研究，學者認為大多屬于9-10世紀期間。 在中亞七河流域發(fā)現的突厥文碑銘約十幾個，應屬于西突厥汗國 。 另外，在高加索、東歐也有類似突厥如尼文的東西發(fā)現，學者們正在研究中。 早期對突厥文碑銘研究做出貢獻的學者除湯姆森、拉德羅夫二人外，尚有梅里奧蘭斯基（P. M. Melioranskiy）、萬貝里（H. Vambery）、馬夸特（J. Marquart）、蘭斯德、闊特維奇等人。之后，又有下列一些人：土耳其學者奧爾昆（N. Orkun）于1936-1941年出版了四卷《古代突厥碑銘》（Eski Turk Yazitlari）。日本小野川秀美1943年發(fā)表了《突厥碑文譯注》（載《滿蒙史論叢》第四輯）。1941年德國馮加班（A.von Gabain）出版了著名的《古代突厥語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1951年前蘇聯馬洛夫（S. E. Malov）出版了《古代突厥文獻（Pamyatniki drevnetyurskoy pis’mennost’ ），1952年同氏出版了《突厥葉尼塞文獻》（Yeniseyskaya pismennost’ ），1959年出版了《蒙古和吉爾吉斯古代突厥文獻》（ Pamyatniki drevnetyur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1958年芬蘭阿勒托（P. Aalto ）刊布了《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Materialien zu den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 JSFOu , 60）。1961年法國日羅（R. Giraud）出版了《巴音楚克圖碑——?？北尽罚↙’inscription de Bain Tsokto . Edition Critique）。1968年土耳其突厥學家塔拉特特勤（Talat Tekin）在美國出版了《鄂爾渾突厥語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書后附有五個主要突厥文碑文的新譯文和拉丁字母轉寫。日人護雅夫也對突厥文碑銘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外，近年來土耳其和蒙古國合作，對現存的突厥碑文和文物進行了多次實地考察、研究（見大型圖錄Orhun ,TIKA ,1995; Album of the Y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 TIKA ,2001）。日本國學者與蒙古學者對屬于回鶻汗國的碑文進行了實地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績(見森安孝夫等人《ンゴル國現存遺跡、碑文調查報告會》1993年)。土耳其學者塞爾特卡亞（O. Sertkaya ）等人及 芬蘭青年學者V. Rybatzki也做出了貢獻。 盡管前人對古代突厥碑銘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不能說他們的結論都是確定不移的，因為近年來突厥學又有了長足的進步。大量回鶻文寫本的的發(fā)現和刊布，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材料。我們要一方面不要抹殺前人的成績，又要根據突厥學所取得的新成果應重新對古突厥碑銘加以研究。
早在十九世紀末19世紀末我國學者沈曾植等人就對闕、毗二碑的漢文部分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之后，我國學者韓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對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前者在1936-1937年根據Schaeder的德文譯文，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6卷期和《禹貢》6卷6、7期發(fā)表了闕、毗、暾欲谷三碑的漢文譯文和考釋；后者根據Ross的英文譯文對上述三碑作了翻譯和考釋（載1958年出版的《突厥集史》）。1938年王靜如根據蘭斯德刊布的《兩個回紇如尼文碑文》一文，發(fā)表了題作《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載《輔仁學志》卷7 ，1-2合刊）。不過上述翻譯都是從德文、英文轉譯的。 我本人于1977年為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古代突厥語班所編寫《古代突厥文獻選讀》（第一分冊）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并參考近年來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匯刊了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銘并附有直接根據突厥語文原文翻譯的漢譯文
。
下面我還想對近些年來世界突厥學界對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作進一步的介紹。 從1893年丹麥學者湯木森解讀鄂爾渾突厥文以來已過去一百多年
。一個多世紀中世界突厥學界對古代突厥文文獻的研究成績斐然，已形成突厥學中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如尼學（Runology）”。它曾經歷過幾個發(fā)展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第一階段，這期間（1894-1899）拉德羅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冊題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 。
1896年湯木森用法文發(fā)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鄂爾渾碑文的解讀》（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接著是他于1916年發(fā)表了回顧性的、題作《突厥學
Turcica》的長篇論文，1922年他用丹麥文出版了對于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總結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論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 。
由于20世紀初我國新疆地區(qū)出土了大量屬于高昌（吐魯番的古名）王國時期（約850-1250年）的古代維吾爾語寫本，世界突厥學家的注意力被轉移到對這方面的研究。所以這一時期對古代突厥碑銘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的狀態(tài)。當然這里應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學者H.
N. Orkun 出版的題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獻》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爾吉斯古代突厥文獻》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由于蒙古、蘇聯和波蘭、捷克、民主德國考古學家和突厥學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發(fā)現，于是開始了對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從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后開始的。這期間土耳其、日本的學者紛紛訪問蒙古，或組織蒙土、蒙日聯合考古隊，對以前發(fā)現的突厥碑文和遺物、遺跡進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對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的高潮。下面我擬對后兩個階段的研究作些介紹。 第二階段是從1959年捷克-蒙古聯合考古隊開始的。這次集中于對闕特勤碑及其附近遺址的考古發(fā)掘。最大的收獲是發(fā)掘出闕特勤的頭像和闕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殘片。這次考查隊的成果尚表現在一些重要論文的發(fā)表上 ：捷克方面有L. 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隊對闕特勤碑銘進行的考古研究報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oeditiondes Jahres 1958 , 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 , 32 , 1960）、《論古代突厥人的長像》（Wie sahen die alten Tuerken aus? , 同上刊 ，40 ，1968）、《試論作為東突厥人宗教觀念表現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Balbals, Steinbabas und andere Steinfiguren als Aeusserungen der religioesen Vorstellungen der Ost-Tuerken , Prag , 1970）；蒙古方面有N. Ser-Odzhav 的下列論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考古研究》（Arc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v MN R ,載《蒙古考古學論文集》 Mongol’skiy archeologicheskiy sbornik , Moskva 1962）、《蒙古對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 Izuchenie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v MNR , 載 Rintchen收集、編輯、出版的法文書：《蒙古發(fā)現的巖畫和碑文》（Les dessi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eles en Mongolie, recueillis par Rintchen , Ulaanbatar , 1968 ）。1962年有著名突厥學家E. Tryjarski參加的、由波蘭科學院東方學研究中心組織的蒙古考查隊對古代突厥碑文進行了專門的考查和現場研究。他發(fā)表了如下的論著：《蒙古現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現狀及保護問題》（The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Old Turkic relics in Mongolia and the need for their conservation , UAJb , 38 , 1966）、《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遺跡》（On the atchaeological trac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 East and West 21 , 1971）、《關于鄂爾渾突厥碑銘》（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s of the Orkhon Turks , Turk Kulturu El-Kitabi , II , Istanbul 1972）等。 在此期間，以蘇聯學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調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為顯著，他們先后發(fā)現了51個古代突厥文和2個粟特文的刻石。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碑的發(fā)現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國Arhangai省Bugut地方一個屬于突厥時期的墓葬附近發(fā)現一方碑銘。開始有人認為上面刻寫的文字是回鶻文。后經克里亞施托爾內（S. G. Klyashtirny）和列夫謝茨（V. A. Livshits）研究，確定碑的三面刻寫的是粟特文。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的紀念一突厥貴族的記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Bumin , Muhn , Taspar , Niwar ,他們分別相當于漢文史籍中的土門可汗（552-553）、木桿可汗（553-572）、佗缽可汗（572-581）、爾伏可汗（581-587）。碑文中說到佗缽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團）” 。根據漢文史料記載，當佗缽可汗在位時，佛教已傳入突厥。當時有北齊（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對佗缽可汗說，齊國的強大是因為皈依佛法的緣故，并向他宣講了佛教的因果報應的教義。于是佗缽可汗信仰了佛教。從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羅米文來看，碑文內容確實應與佛教有關，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這一發(fā)現具有三點意義：一是早在6世紀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盡管可能只限于上層統(tǒng)治階級），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說明粟特人（既所謂“胡人”）在突厥汗國的影響，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國時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亞施托爾內用俄文發(fā)表了分別題作《（蒙古）東戈壁發(fā)現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 iz vostochnoy gobi》（載匈牙利出版的《突厥學研究Studia Turcica》，布達佩斯，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載《東方國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亞施托爾內分別用俄文（載《蘇聯突厥學報Sovetskaya Tyurkologiya》第3期）和英文（載匈牙利《東方學報Acta Orient.Hung. t. XXXVI》寫成的論文，研究刊布了屬于回紇汗國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亞特Taryat碑》（或稱《鐵爾痕Terkhin碑》）?？耸嫌衷?987年和1985年分別用俄文（載《中央亞細亞——新發(fā)現的文獻和文物Tsentral’naya Aziya—novye pamyatniki pis’mennosti i iskusstva》和英文（載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寫成的論文，研究刊布了屬于回紇汗國牟羽可汗的《鐵茲Tez碑》。再有克氏和列夫謝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問和粟特文寫成的所謂《塞夫列Sevrey碑》等 。 這里我們還要順便提到其他歐美學者的貢獻：如英國克勞森爵士(Sir G. Clauson)關于《翁金碑》、《闕利啜碑》的研究，
美國（現已回土耳其）特肯(T. Tekin)的研究，法國突厥學會主席路易·巴贊(L.
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國前駐土耳其大使吉饒(R. Giraud先生對《暾欲谷碑》的研究，芬蘭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據老一輩阿爾泰學家和突厥學家蘭斯鐵(G.
Ramstedt)教授關于《暾欲谷碑》所留下的該碑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
Hovdhaugen)，丹麥梅業(yè)爾(I. 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貢獻。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階段是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這一活動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學者進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國際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h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hkanligi ,簡稱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簡稱 TICA：）牽頭與蒙古政府合作組織了土蒙聯合考查隊，對蒙古現存的古代突厥碑銘（特別是對突厥汗國時期的碑銘和文物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圖錄若干種，如：《鄂爾渾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 。 日本由文部省資助組織了為期三年（1996-1998）的專門考查研究蒙古現存遺跡和碑文的科研計劃，考察隊由突厥學家、粟特學家、蒙古學家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國現存遺跡碑文調查研究報告》一書中，書中包括對布古特碑、闕特勤碑、翁金碑、闕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亞特碑、鐵茲碑、九姓回鶻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時期的蒙漢文碑刻的研究報告。 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學家正在醞釀出版古代突厥碑銘匯集的問題，但愿這一造福子孫后代的事業(yè)能早日實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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